书城传记郑子瑜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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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东瀛知友: 实藤惠秀

实藤惠秀是郑子瑜第一位日本知交。1962年赴日短期讲学便是他读了《人境庐丛考》,出于对郑子瑜的爱护和钦佩之情而促成的。实藤不但作了周详的安排,还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为郑氏充当翻译。1964年郑子瑜应邀与他共同编校《笔谈遗稿》,也是实藤先生奔走于早稻田大学教授会议而促成的。早稻田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聘请了一位外国学者任教授,并为“早大”教授们授课。没有实藤的慧眼,此行不可能顺利。

在郑子瑜的学术生涯中,实藤是一位使他铭记终身的学者。实藤本人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对待研究工作废寝忘食,倾注了毕生精力。在与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日子里,他连星期日和公共假都没有休息,甚至在七八两月(暑假),日本奇热,同事们都到山间避暑去了,我们还是日日到研究室来工作。[55]郑子瑜不但为发现和保存《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遗稿》作出贡献,还是这次整理工作中的支柱。

郑子瑜永远不会忘怀的是,在他开设《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与批评》和《中国修辞学》讲座时,实藤先生每一次都来“正听”和旁听,风雨无阻。他胜似自己的父兄,关心郑氏的一切,嘘寒问暖,使身在异域的郑子瑜倍感人间温暖。

实藤先生的工作作风踏实、细致、认真、一丝不苟。郑子瑜从中学到了许多做人和治学上的真谛,也从中了解到日本学者刻苦耐劳的苦学精神。有一次,正逢假日,原来郑、实藤约定上午九点前共同在研究室中讨论《遗稿》,可是,约定的时间到了,实藤却没有准时来。这是破天荒的,因为他惜时如命,十分守时,也珍惜他人的时间。正在这时,传达室女职员告诉说,先生发高热,病倒了。郑子瑜正欲打电话去探询,可是实藤来电话了。他以嘶哑而颤抖的声音,告诉郑氏,觉得十分抱歉,恐怕要两三天不能与郑子瑜共同工作了。他觉得不亲自打电话给郑氏,总觉得过意不去。这虽是区区小事,却令郑子瑜感动不已。

还有一次,在共同校录《大河内文书》时,两人碰到了几个辨不清的字。于是两人向早大图书馆副馆长、书道家加藤谆请教。加藤通过辨认,看出了其中几个字,还有几个怎么也看不出。郑子瑜在无奈之中说,看起来像什么什么字,上下文连续也说得通,就把它当作什么什么字吧。可实藤却说:“没有十分看懂的字,宁可存缺存疑,才不会对不住古人。”这正是他求实的学术品格。

在修辞学特殊讲座上,实藤经常向郑子瑜提问,使郑氏从中得到启发,下决心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扩展成《中国修辞学史稿》。其中不断得到实藤的鼓励。在回新加坡后,实藤常来信,催问写作进度。郑子瑜曾几次想停下来不写了,但想起他的鼓励,又拿起笔杆,继续爬起格子来。

作为一位日本人,他爱憎分明,大义凛然,反对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撰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视中国;极力反对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郑子瑜曾为高晨曦编著《郁达夫年谱》写序时指出大量事实,使日本人对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像郁达夫留日时代那样被日本人歧视的情形已经不会再有了。

1964年,郑子瑜与实藤曾同访日本“新村运动”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归来赋成一绝: 芒径林中别有居,

先生小隐亦相宜。

新村自有人间乐,

何必风尘试鹿车。1985年1月2日,实藤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远在香港的郑子瑜闻讯撰写了“悼实藤惠秀先生”。他感到抱歉的是,当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时,曾关心过这部著作的实藤却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