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由次郎是郑子瑜结识的第一个日本学者，其交往之深仅次于实藤惠秀。他是首先发现“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并将其拍照公之于世者。
在郑子瑜初来日本第二天，热情好客的铃木便在春寒料峭之中，陪同他去平林寺访古。在短短的一个月中，郑子瑜与铃木几乎是朝夕相处。他为郑子瑜担当导游，游遍了东京名胜。年届花甲的铃木身体健康，除了引导郑氏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同行们欢叙外，还常与郑氏徒步去京都郊区踏青寻春，观赏日本乡间的风土人情。铃木是郑子瑜结识许多日本汉学家的中介人。通过铃木，他结识了高田真治、藤村蒙斋、铃木虎雄、吉村幸次郎等。
作为大东汉学会副会长的铃木是治中国哲学史的，以《周易》研究为重心。铃木由中学教师而至大学教授，六十岁时因提交《汉易研究》而获博士学位，退休后中央大学赠予名誉教授荣衔，后改任国士馆大学教授。他可谓是大器晚成，六十岁以后屡有大作问世，如《大玄易研究》、《易经译注》、《周易参同契》等。他博通经典，其治学方法以乾嘉学派为本。
在郑子瑜心目中，他是一位表面乐天而内含抑郁的学者，尽管在外表上他饮酒作乐，与世无争，可内心却蕴藏着隐忧。也许由于他熟读圣贤典籍，对现实的新潮社会颇为不满。然而一文弱书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得苦中作乐。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在灵魂中积淀太深的缘由吧。于是常常出入酒肆，借酒浇愁。他也有几次拉郑子瑜一同赴酒肆。也许在他眼中，郑子瑜是位传统文化研究者，颇为合得来，谈得拢。
郑子瑜第一次讲学结束后回到新加坡，曾几次致书给铃木，觉得铃木忽然冷淡起来，有时写了多封信，才勉强复了一封，而且仅仅几行字。1964年，郑氏再度访日时，与铃木一见面便紧紧握手，他感到铃木浑身在颤动。郑氏觉得铃木依然怀着对自己的炽热友情，只是他知道来日苦短，决心尽其余年，刻苦著述，忙得连朋友的信也没有时间回复了。郑子瑜当然能理解铃木的抱负，铃木长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
后来他们又分手了，只是每年都能收到铃木的明信片，消息鲜通。1973年，《东洋文化》第十八号上同时揭载了铃木《易随想》和郑子瑜由稻叶昭二译的《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使郑子瑜十分高兴。
1976年7月15日，铃木逝世。次年，重私谊的郑子瑜撰写了《悼铃木由次郎》，痛悼友人。
郑子瑜在《东游诗记》之四中，曾记录了他与铃木由次郎同访铃木虎雄后所写赠诗： 海外相逢且尽欢，
知君有道正而宽。
只今万里来求教，
梅雨霏霏著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