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是私人间的无拘无束的谈话笔录，因源桂阁当时无一官半职，完全以一位钟情于中华文化的私人身份与清朝公使馆人员交往的，自然不会涉及时事。其中身边琐事占了很大部分。日本受中国儒学文化影响很深，凡涉男女之私，向来为士大夫所讳言。但是，食色性也，人之大欲，青年男女，谁人不谈。只是在礼教束缚下，不公开谈论而已。黄遵宪与源桂阁是熟人，在笔谈遗稿中有一部分涉及这方面的谈话。而郑、实藤两位编校者又一字不遗将其整理，非得有冲破樊篱之勇气不可。这为理解黄遵宪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外交官，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如： 公度： 山川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莫日本为甚，古所谓女儿国，美人国，殆即指日本也。
……
桂阁： 滨姐恋恋久矣，幸君窥隙而为宄逾墙之策如何？
公度： 逾墙而搂其处子，是任氏所为之事，弟所不敢也。
桂阁： 他非纯良处子，谁亦妨乎？
……
公度： 鱼，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义。
(桂阁旁记： 不久，黄遵宪一个人坐车到华养院来。我和魏柴门很怀疑，悄悄地去看他，哎呀，原来他和黍园雇用的阿滨，正在一个小房间里私谈，可笑可笑！)这些材料，是非常真切可靠的，是人性真情的天然泄露，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足以说明，黄遵宪作为晚清著名外交家和诗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仅仅是作为一种概念的符号。人的私生活与事业比较起来确是小事。可是，私生活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事业和生涯。作为一大国堂堂使者，在与好友私下交谈中，不伪装不作态，做一些人之常情的“下里巴人”之论，正是他挣脱儒学礼教而充分解放的明证。
《笔谈遗稿》是日本正处于大变革时代——明治初年的产物。正是这一时代，西欧文化长足进入日本。但是，一批汉学者崇慕中国之风未变，《遗稿》中一些有名望的日本知识分子在其言语中流露出对中国的谦恭之态。源桂阁竟称何如璋为“爹”，此虽为戏谑之言，但可见他们之间关系是如何亲密无间。笔谈主人是一位日本旧藩侯，维新后虽有一定财产和地位，但已是式微之族了。从他的言辞之间，时时流露出对维新的不满。如论及维新后一系列改革时，他不是说“不如钳口”，便是说“邦无道则退之义也”；石川鸿斋则更露骨地说：“欲观佳丽，莫如西京；欲观丑夫，莫如东京。欲观英雄豪杰，莫如古；欲观懒惰愚昧之人，莫如今。”愤慨之情，溢于言表，顽固之心，跃然纸上。这些史料的价值不独对研究黄遵宪有巨大作用，而且对中日关系史，以及变革时代政治、经济、民俗和心态史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笔谈中也有一些关于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话，如戊寅(光绪四年)八月一日日本文人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与王黍园及黄氏一段： 石： 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水浒传》、《三国志》、《金瓶梅》、《西游记》、《肉蒲团》数种而已。
黄： 《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论其文章，宜与《左》、《国》、《史》、《汉》并妙。
王： 《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桂阁： 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这可视作一种中日古典名著的最初比较研究。
又如“庚辰笔话”，其中庚辰(光绪六年)四月初九记云： 桂： 今日见阁下寄紫诠(王韬号)诗(案即《日本杂事诗》)极佳，前有紫诠序，后则阁下跋也。
黄： 仆东来后，故友邮简云集，皆询大国事者，姑作诗以简应对之烦，不意为王君携去，遽付手民，非仆意也。大国人见之，定不免隔靴搔痒之诮。阁下能为改润，感谢不胜。
黄： 杂事诗中，多有人名地名，避我朝庙讳改易者。(略)
省： 杂事诗刻于贵邦，想洛阳纸价为之贵。
黄： 一刻于北京，一刻于香港，敝邦人见之，以为见所未见，诗之工拙不暇问世。
省： 阁下之书，叙樱花之美，儿女之妍，使读者艳想，此书一行，好事之士，航海(而来)者(将)一年多于一年。
黄： 文章之传，由于胸襟气识，寻章摘句，于字句(间)求生活，是为无用人耳。
黄： 国家升平无事，才智之士无所用，故令其读书，所谓英雄尽入彀中也。譬如富家巨室，衣食充裕，其子弟能喜古玩，好书画，亦是佳事，谓此古玩书画为有用则不可也，谓为无用亦不必也，见其所处之时地如何耳。
黄： 孔子大成之圣，实为上下十二万年，纵横七万余里，不能再有之人，其教人无所不备，不止诗、书、六艺已也。宋儒之学，为孔门别支，推其极不过学孟子耳，彼不知圣人为何等人也。这些笔话，可以帮助研究者加深对《日本杂事(诗)》的理解，对黄遵宪文学观的领会，可以看见他对宋儒的批评态度。而后来黄氏对孔子认识有了转变，是在明治维新刺激下形成的。
又如： 省轩： 长夏无事，日把《少陵集》读之，似少有悟，将录近制，乞大政。
公度： 阁下诗学杜甚好，专意习之，必有进境，极愿拜读。仆不能作诗，然自喜论诗，颇得要领，足下暇日与仆一谭，不知果有所见否？
省轩： 敝土诗近来纤靡成风，识者愧之。与栗香辈谈，亦慨之。与有志之士二三辈约，欲矫之以宋、唐；愿得阁下提撕，一振颓风，以扶大雅。
公度： 仆不肖，何敢当此？愿得随诸君子后，力著一鞭耳。诗之纤靡，一由于性，一由于习，习之弊又深于性。欲挽救之，仍不外老生常谈，曰： 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多读杜韩大家，以观其如何耳。
黄氏欲以杜甫《少陵集》力纠日本纤靡柔和诗风的企望也可足见一斑。又如： 公度： 仆不能书，不敢强不知为知。
省轩： 阁下之书，有唐人之风，想应有所学。
公度： 会平生极不喜作书，有生以来，未尝端坐，陈左人之贴而临之，故丑陋若此，言之惭矣。
鸿斋： 阁下书顾学苏东坡者，而今则废之，然其气韵自溢纸上。凡今世认，多化于赵雪松，加董华亭软弱之态。阁下则不然，本学何人书，请示教！
公度： 仆实未尝学之，若谓其不似维，则古人学我也。虽为论书道，而“古人学我”则反映黄氏的独创精神和决不人云亦云的人格风范，可从许多黄诗注脚中来看。
《遗稿》反映了黄遵宪变革年代的一些超越世俗的举止和思想，而源桂阁的旧贵族言论又能使我们获得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两位编校者的胆识和辛勤就足以使他们在“黄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