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思维”强调二分法，在其中只有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个命题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世界被分裂为主观与客观、观念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内容与形式、知与行、真与善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人被分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与世俗、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这种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基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用“0”和“1”来认识世界，把一切都数字化。
在东方人眼里黑和白不过是灰的两极，在东方人的“灰思维”中，强调“一分为三”，世界被区分为道、器、象三个方面。除正命题和反命题外，还有合命题。既有“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寻求第三条道路。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对问题的认识上，西方人认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犹如一个圆用直线画为两半，一半为“YES”，另一半为“NO”，一半是对，另一半一定是错，非常明白和简单；东方人则认为，是并非全是，非并非全非，犹如太极图中以曲线分割出黑白阴阳鱼，白鱼有黑眼睛，黑鱼有白眼睛，古代《易经》将这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称为“互藏其宅”，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导致东方人做人处事远比西方人复杂和困难。
这种思维导致东方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同一事件，过于讲求联系和辩证分析，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往往会为自己开脱。假使采用西方式的就事论事，追究到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强调内在因素，则更能促进人将事情努力做好。
但是，西方人的一分为二的思维也惹来不少的麻烦。由于他们只认可一种意识形态，总是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当成敌人来看，于是做事很容易陷入极端，相比之下，东方人具有辩证色彩的求同存异思维似乎要温和得多了。
6.东方人好批评西方人善鼓励
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积极的鼓励式的思维，喜欢夸奖和表扬，并在这种正面的赞扬声中不断强化自己内心的成功信念；而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式的思维，讲究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东方人的“自省”、“面壁思过”等等批评性色彩浓厚的行为要求。
初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往往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好，害怕丢面子，非常畏惧与人打交道，但为了生活和学习，有时不得不鼓起勇气，硬着头皮与美国人交流。开始常常是结结巴巴、勉勉强强应付，无法与美国人尽情交谈。
但往往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几乎所有与他们讲话的美国人都对他们大加赞扬：“你刚到美国这么短时间，英语能讲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起初他们听到表扬时，有点沾沾自喜，似乎他们的英语真到了连美国人都说好的地步。
然而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表扬人是美国人的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很自然地找出各种理由，证明你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出色。所以，如果你要沉醉于赞美声中而不思进取，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进入美国文化的语境。
其实这种鼓励文化充盈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师对学生、朋友对朋友、本国人对外国人均以鼓励为主。在需要批评别人时，也会将相同的意思变成鼓励式语句：“你如果这样做，效果会更好。”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鼓励往往会在消除消极情绪的同时鼓励别人重新来做，被不断写入成功学的“赞美的力量”就是这种美国式的鼓励。
美国人喜欢尝试，敢于创新，不怕犯错误，正是这种鼓励文化深入人心的结果。鼓励文化的主流地位造就了美国人生机勃勃的张扬个性和民族活力。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除了地大物博、人口压力小等优越条件外，鼓励文化应当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西方人鼓励是从正面激发人的潜力，而东方人的批评往往会让人意志消沉，感到沮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发生碰撞，即当西方人遭遇东方式的批评时往往会感到愤怒和受辱，东方人遇上西方式的鼓励时常常飘飘然。
在电影《首席执行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名外籍员工没有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按照海尔公司原来的规定，没完成预定任务的员工要站在“6s”大脚印上以表示批评和惩罚。“6s”大脚印是画在地板上的一对大脚印。但是这名外籍员工拒绝站到上面，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正在主管和这名员工僵持的时候，海尔老总走了过来，问明白原因之后，深谙东西方文化差别的老总向这名员工提出，要把站“6s”大脚印的含义转变一下，把原来让没完成任务的站到上面改成让每天干得最好的那名员工站上去，再来问这名外籍员工愿不愿意站到上面去，这名员工便欣然答应。
然后老总问谁是今天干得最好的，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黑人员工看见其他员工都没有站出来的意思，自己举起了手，最后高高兴兴地站到了大脚印上。
从此以后，公司的这项制度就改了过来，把原来的一项带有批评意味的制度改成了一项带有鼓励性的措施。这受到了西方员工们的欢迎，也最终得到了全体员工的认可。
西方式的鼓励思维和东方人的批评文化，一个正向，一个反向；一个正面，一个负面，这许多方面交相辉映，便成就了各自灿烂的文明。
7.东方人习惯守旧西方人勇于尝试
西方人很少受传统和经验的束缚，他们总是勇于突破常规，超越前人，他们不断尝试，不肯受陈规约束；东方历史悠久，而且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沉淀，因循守旧的陋习也随着传统文化慢慢渗透到每个东方人的头脑中。在中国人看来，别人的教训或者前人的经验是宝贵的，所以人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国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这个意思。
东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差异使他们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上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面对困难，西方人总是鼓励你主动地、勇敢地去尝试，或许你的方法完全不对，但是只要你有勇气尝试着解决问题，你就会得到尊重，西方文化更看重你解决问题的态度。
与此相反，东方人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或者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贸然动手。如果你贸然动手，一旦失败了，可能会招致大量的批评。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地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例如，东方人在教育方面，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告诉学生事物的原理。东方有《十万个为什么》，有格物致知的祖训，在东方几乎每个人都在探索事情的规律和论证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唯独忘了鼓励孩子大胆去实践自己的想法；东方人总是告诉自己的孩子们正确的解决方法，但是却忘了告诉孩子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尝试获得正确的解决方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尽管这话源自东方，但长期以来的东方文化积习难改，东方人的思维模式里有太重的历史包袱。
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古典文化历来持尊重的态度，视祖宗的典籍为不可挑战的权威，甚至人们总是喜欢在古典文化中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权威，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异现象。因为人们认为：古人的经验成果可以给人一种踏实感。
在汉语中，人们出口成章，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既是对祖宗和传统的尊重，同时也说明自己是饱学之士，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听者读者往往羡慕并仿效之。引经据典的风气日甚，到了不引经据典就无法说话、无法写作的地步。
汉语引经据典的频率大大超过英语。由罗竹风主编的《上海杂文选》，引经据典占到76％，邓拓的《燕山夜话》，引经据典几乎达到100％。反观英语引经据典的频率则很低。关世杰对荀况《劝学》和培根的Onstudies（意思是关于学习）对比发现：前者引用《诗经》、《论语》及《周礼》达6次之多，而后者没有一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汉民族重经验、重积累、重权威，数典忘祖为人们所不齿，“宁丢祖宗的田，不丢祖宗的言（话语、语言）”，“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
这也导致了汉语文章中一种常见的写作模式：大量地引经据典，以“权威”之论为依据，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角度不断重复同一命题。这种模式往往让西方人觉得很别扭，不堪卒读。
反观英语民族，对引经据典并没有汉民族那么浓厚的兴趣，人们似乎更习惯就事论事，围绕一个话题，陈述理由，表明态度。英语民族更加重视数据、重视实验、重视调查，更加重视科学家的观点，而非政治家的言论，甚至更加重视小人物的言论。
英语文章虽缺乏汉语中的那种生动与丰富，但具有更贴近生活、更令人信服的优点。因为英语民族重现实、重调查、重数据，尽量用身边人、身边事来讲道理，给人以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