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有崇尚武力和角力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代，学校就传授格斗之法，连女孩也不例外。到了罗马时期，这一传统便转化为风行各地的奴隶角斗，这种风气到中世纪又演化为“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骑士们为了爱情可以置生命危险于不顾，为了报答主人的恩典可以九死一生地东拼西杀。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与情敌拼命决斗而不幸身亡的事例，正是中世纪骑士冒险精神的遗风。
西方人的这种抗争不光在于挑战自身，还在于对自然界的挑战。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西方人讲究征服自然，如西方园林的草木修剪得很好看，呈几何形状，有圆形的、菱形的、方形的、锥形的，甚至有剪成各种动物形状的，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充分地反映了人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近年来，西方拍了很多的灾难片，有火山爆发的，有龙卷风的，有地震海啸的，有暴风雪的。这些片子成为西方影视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体现。在这些片子里，都表现出人对自然的挑战和抗争，片中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尝试着对抗大自然。在西方人看来，人类还没有取得应付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时候面对它的勇气非常重要。
西方人的抗争精神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和对外物的征服，可歌可泣但也不乏霸气。和西方人的抗争思维不同的是东方人的顺从和安逸思想。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东方人重视改造人的思想、重视改变人类自身来达到对自然界的顺从，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在中国的古典园林中，所有的树都自由生长，因为中国古代一贯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至于今日中国现代园林花草树木的修剪则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并非中国固有的做法。
在对待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中国古人也刚好与西方相反。中国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宋代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统治者无不以束缚人的思想为己任，而西方则提倡人的自由发展。
东方人自我调和的最明显的表象就是东方人好静；而西方人勇于挑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人好动。
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两者各执一端，形成尖锐对立。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派别。中国古人都遵循“以儒治业、以道养身、以佛修心”的生活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寻求人与周围环境、自然界的协调。这种主“静”观念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常说“安土重迁”、“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万物静观皆自得”、“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及以“文静”赞誉姑娘，以“稳重”夸奖男孩。中国人所喜爱的围棋、麻将、纸牌等，室里悬挂的“净、静、敬”字幅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静”的观念。
西方文化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反其道而行之，偏重运动。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永远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之中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因为河水常流，再入水时，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
西方文化重运动的品质，对西方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即起源于西方文化发源地古希腊；西方人偏好冒险以发现新事物，像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远洋航行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等。这些都与西方文化崇尚运动的品质密切相关。西方的探险家层出不穷，东方的则屈指可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具有勇于挑战和敢于冒险的思维品质，这也使得西方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东方人望尘莫及的成就；至于东方人通过自我调适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宠辱不惊的涵养，也是西方人所不能及的。
4.东方人崇尚中庸调和西方人崇尚矛盾斗争
东方人崇尚中庸调和，总是试图去淡化外部的矛盾和冲突；而西方人则崇尚矛盾斗争，总是勇于挑起和面对冲突，他们向往在冲突中凸显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并以此为荣。
我们知道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悲剧结局往往有很大差异。同样是爱情剧，西方悲剧常常以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为结局，比如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中国的古典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能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他们在幻境中团圆。如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男女主人公抗婚后殉情，最后化蝶双宿双飞；《牡丹亭》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团圆等等。这些剧的大结局往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全家大团圆。
中国式的结局一方面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对邪恶势力不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在封建专制和儒教的压迫下，国民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向社会妥协、淡化矛盾冲突的心理倾向。这正是由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趋向调和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
西方式的悲剧则更多从悲剧角度表现积极的主题。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要求人们在对待人和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上，不但不要回避冲突，而且要勇于迎接冲突，甚至不惜主动挑起冲突，在与冲突的抗争中战胜困难，实现自我，夺得自己的天地。这种精神是由物质与精神截然两分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同为悲剧，但它们的结局却并不都是悲剧性的。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古典悲剧一样，《赵氏孤儿》的复仇取得胜利。《赵氏孤儿》的结局大快人心。20年后，赵氏孤儿学得文武双全。程婴将屈死的忠臣良将画成手卷解说给赵氏孤儿。明白了自己身世的赵氏孤儿，立志报仇雪恨。正义战胜了邪恶，善与恶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体现了中国戏剧传统的“团圆之趣”。主人公程婴牺牲自己的孩子，保住了孤儿，坏人受酷刑毙命，孤儿报了仇，程婴的牺牲得到了报答，形成一种“团圆”的结局模式。
相对以大团圆结局的《赵氏孤儿》而言，《哈姆雷特》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哈姆雷特的复仇显得艰难而又不彻底。虽然他最后侥幸刺杀了克劳狄斯，但自己也中了毒剑，牺牲了性命，“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也未能完成。结局显得沉重、悲怆。善恶人物都遭到了毁灭。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有悲惨的结局。高贵的主人公在经历磨难之后，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死去。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和当时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是中西方悲剧文学的代表，反映了各自的民族特色，也表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悲剧观。
西方社会具有重视商业的传统，其民族心理趋向于冒险竞争，富有探索精神，重视个人；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封闭的社会，提倡自重自爱，安守本分。因此，西方产生了以个人命运的顽强探索与反抗为美的悲剧观，在中国产生了讲究忠、孝、节、义，以“全名分、保贞节”的自我牺牲精神为美的悲剧观。
一般来讲，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呈现出一种忠烈气节，而西方悲剧主人公呈现出一种悲愤和抗争；中国的悲剧一般描写的是故事，西方悲剧一般以人的性格为主；中国的悲剧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惩恶扬善，引导人们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西方悲剧是一种哲理型文化，是主人公对人生的沉思，放弃自我的邪恶和污浊的东西；中国的悲剧是外部否定，邪恶势力不会自我悔恨，西方悲剧是内在否定，悲剧人物自我反省，达到对罪恶的放弃；中国悲剧人物是完美的，往往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来完成统一，而西方悲剧人物是有缺陷的，所以一般是通过否定人物自身的缺陷和罪恶来完成这个统一的。
中国传统美学重视文艺的情感感染作用，所以中国悲剧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以大悲惨、大毁灭结尾，而是在悲剧结束之后又长出一条欢乐的尾巴。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素有爱憎分明、扬善惩恶的传统，于是我国戏曲悲剧的性质，通常取决于戏的高潮性质，而不是像西方悲剧那样取决于结局。这反映了我国戏曲悲剧观与西方传统的悲剧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我国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
正如前文所讲，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为了达成合作愿意在一定程度上作出牺牲。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拼命拓展利益空间，没有缝隙的地方他还要削尖了脑袋往里挤，何况是你主动让步？你越谦和忍让，他越得寸进尺。
这种谦和忍让和咄咄逼人的态度的差异，正是东方人崇尚中庸调和而西方人崇尚矛盾斗争这种思维差异的表现。这种思维差异同样通过中国人的“协调”与西方人的“抗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
公元9世纪前，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并用于燃放鞭炮。然而当西方人从中国学会制造火药后，他们却用于制造枪炮。火药的不同使用体现了中西文化模式的不同———燃放鞭炮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协调”态度，制造枪炮表达的是西方人“抗争”的生活方式。火药起源于与养生经验相关的炼丹，它在中国的社会化则是爆竹，即与“占卜”相关的驱邪除旧以及与“超越经验，开发内心”相关的祈求和谐或协调———燃放爆竹为的是把人间的邪恶因素赶走，其文化根基就在于把“协调”看做为正常状态，不协调的因素是反常的、暂存的、是可以被驱走的。同样，火药在西方的社会化受到西方文化圈的制约。他们认为文化发育从“宗教裁判”开始，经过“试验分析”、“抗争自胀”进入“积累欲望”——把火药制成枪炮杀人，不但是实验技术的结果，也体现了“生存竞争”的意识——把“抗争”看做为正常状态，所以就要制造坚船利炮，以便成为强者而存在，以免成为弱者而消亡。枪炮的应用反过来又加强了西方社会的进取性和分异性；这正如燃放爆竹曾加强中华社会的协调性和整合性一样。
东方人崇尚中庸调和而西方人崇尚矛盾斗争这种思维差异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有一位荷兰作家开着他夫人的小汽车——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轿车，想去镇上买扩音器。行车途中，突然看到前方有人横穿马路，于是他不得不停了下来。刚停下来，他就听到一声巨响，并感觉到车身有轻微的晃动，他知道自己可能被一辆后来的车子撞上了。作家打开车门走了出去，发现自己的那辆车车身至少已经缩短了五分之一。这位作家心想，车后灯一定被撞没了。从作家的车后撤走的是一辆沃尔沃200，俗称“坦克”。在这辆车上这位作家没有发现一丝的擦痕，即使他很仔细地观察也一无所获。这时，沃尔沃的司机走了出来，用手捂着他头上一道很深的口子。他几乎是例行公事般地对作家道歉说：“先生，您的车后部被撞坏了，但您没有什么事吧？”作家当然很好，因为他只是感觉车身晃了晃而已。
日本车的设计有利于化解对方的力量，而沃尔沃车的风格有点像美国的橄榄球运动员：如果我比你强，那我就会赢，但并不保证安全。从车的设计上我们就能看到东方人中庸调和，以柔克刚，善于从内部化解冲突的思维，而西方人却是主张从外部控制的一种崇尚矛盾冲突的思维模式。
5.东方人看重联系西方人一分为二
东方人拥有一种辩证的思维，对立的双方可以共存，可以和而不同，可以求同存异，可以找到中间状态的平衡；而西方人的思维是立场分明，一分为二的，非此即彼，不是你对，就是我对。
这一点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高境界，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万物和谐共存。例如我们中国人拍照要拍“合家欢”，不管私下里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冤屈，一到镜头前赶紧抛弃是非，再怎么着过了这阵子再说。实在不行，也总会有和事老出面说和。所以东方人的家庭往往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内里却风起云涌。
生意上东方人推崇“和为贵”，讲究“和气生财”、“人无笑脸不开店”，即使心里对来人有一百个不喜欢，也要笑呵呵地打招呼。除此之外，拍照拍“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和光同尘”，艺术品要“诗画合璧”，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
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东方人认为有些不同但大体上差不多的就可以放在一起；而西方人总觉得相同就是相同，不同就是不同，这没啥好商量的，一定要分开。这在西方基督教里有个专业名词——“二元主义”。
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这种“二元主义”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斗争哲学乃至战争哲学，是“黑白思维”；而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是一种掺杂黑白的灰色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