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方人讲平衡调解西方人讲主动干预
西方人处理问题习惯于进行主动干预，认为只有加以外力，才会使问题得到解决，这种解决方式有时也会导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问题去了，新问题又随之产生；而东方人习惯上认为事物内部本身是平衡的，偶尔会因为某些因素的变异导致原来的“杠杆”失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调解事物内部的因素，使其重新达到平衡，问题就能解决。
还是举一个留学生的例子。刘琦是在美国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有一天晚上，他隔壁的美国同学为了参加表演，十几个男生女生聚在一起练歌到深夜。因为第二天还要打工，刘琦感觉烦躁不安，也为这些美国人的行为感到气愤。他决定提醒他们，并采用中国人的方式表示抗议。于是他从自己门前滚了一个玻璃瓶到隔壁。
美国学生被瓶子吸引，立即停止了唱歌。但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瓶子滚过来，所以几分钟后他们又继续练习。既郁闷又气愤的刘琦亲自出马了。他带着一个录音机去了隔壁，决定表达中国人的强硬态度。然而美国同学们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好，过来一起玩吧。”虽然怒气因为这句话消了一半，刘琦还是用很严肃的表情和声音要求他们换个地方练习。由于他表现得有些冒犯的意味，几个美国男生都站起来围过去，并问他：“你想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刘琦觉得自己肯定要捐躯了，但他还是强硬地说：“不要烦我，我可是会功夫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那几个比他高大壮实的美国人围过来后说的话居然是：“你应该早点让我们知道。”然后他们就出去找地方练歌了。至今为止，刘琦想起这件事依然觉得羞愧。
他说，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往往不愿直说，就像他一样用滚玻璃瓶抗议。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抱着找对方打一架的想法过去，结果往往就真的要打一架才能解决了。
这种事在中国的邻里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谁家吵了，就拿拖把跺地板或者天花板；谁家垃圾倒过界了，不是过去协商，而往往是个泼妇式家庭主妇站在院里一边收拾一边大声嘟囔，指桑骂槐。
如果对方不想起冲突，自然能领会这些意思并自行改正；如果再碰到个泼妇型的，则要么充耳不闻，要么把本来无意的行为故意化了。于是当邻居忍无可忍时，“战争”就爆发了。
当然，这样的邻里关系在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已经不容易发生了，邻里矛盾因为现代化的住房情况消失了，那么中国人处理类似争端的思想改变得如何呢？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的同事，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同学，甚至一个家庭里的夫妻两人，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呢？
中国人喜欢忍字诀，喜欢绕着弯说话，主要原因还是面子问题。因为即使只有两个当事人谈话，也怕话说直了会伤对方的自尊心；美国人当然也有自尊心，但他们能够做到直接和坦白地承认或接受很多事，应该是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当成一件伤自尊的事。相比起在人前承认错误，他们认为撒谎是更加不可饶恕的行为。这是观念的差异。
老外会当面指出你的错误，这种做法让中国人觉得很不自在。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只要坦然承认并表示改正，老外不仅不会因此留下鄙视的印象，反而会很自然地接受你。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和处事方法。
东方人之所以不直接把话讲出来，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事物内部解决问题，他们希望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去提醒，希望对方能够自己意识到问题从而使矛盾化解，他们总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很少愿意去从外部施加压力，直接将问题讲明。
有一位在中国公司工作的美国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星期，一只鸽子飞进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不知道它是怎么飞进来的，但是，在这只鸽子盘旋了一会儿后，我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办公室里的同事大多数是中国人，当这只鸽子惊恐地在四周盘旋时，我发现我的同事们似乎根本无视它的存在。如果办公室里都是美国同事的话，大伙儿一定会忙不迭地想方设法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引领到户外去。
因此，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我决定独自采取行动。我拿着一个空盒开始追逐鸽子，但我总是追不上它。不一会儿我们就转战到另外一间办公室，在那儿有更多的中国同事。尽管有鸽子出现，但是他们眼睛紧盯着电脑，直到我挥着盒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同事问我在干什么，我回答正在逮鸽子，然后将它放生。
“‘用不着管它，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找到飞去室外的路。’他说。其他人似乎也都表示同意。我放下盒子，感觉自己很傻。‘如果它撞坏东西，或自己受伤，或是到处拉屎怎么办？’我还是尽量想出一些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毕竟，我们受到的教育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当一只鸽子在头上盘旋的时候，大家怎么能够继续工作呢？
“我决定打电话去大楼管理处，我想，至少他们知道该如何处理。回到自己的桌前，我向大楼管理处详细描述了鸽子所在的位置。虽然需要等一些时候人才会来，但是，想到鸽子就要重获自由，我多少感到有些得意。不过，当我再回头寻找那只在书架上休息的鸽子时，发现它已不在那儿了。事实上，我到哪儿都找不到它的踪影了。隔壁办公室的中国员工指着一扇开着的窗，那鸽子显然已从那儿飞走了。他们打开了窗，放了些面包屑在外面，鸽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朝外面飞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我的中国同事们，认识到他们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并不是所有的主动行为都是有益的。”
我由此想到东方和西方哲学的不同，以及它们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同影响，包括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健康。西方科学家开发药性强烈的药物用来杀伤病菌和癌细胞；而在东方，医生则强调平衡体内的自然力量以获得健康。尽管有人用“主动”来形容西医，用“被动”来形容中医，我觉得“被动”一词并不准确。中医，从针灸到中草药，再到气功和太极，其实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积极介入。中医就好像是打开窗户，放些面包屑在窗外来引领鸽子飞到外面一样，正如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行为虽然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几年前，我的一位在美国的中国朋友被诊断得了一种毒性很大的癌症。她在美国接受了西医中最好的治疗，但是化疗和放疗使得她脱发和日渐衰弱。西医的治疗方法把人体内的坏细胞和好细胞一起杀死。对我的朋友而言，化疗衍生出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最后，她的医生对她表示，医生们已经尽力了。无奈之下，我的朋友选择回国试一下气功疗法。据我最近的了解，她现在依然活着，而且还在北京工作，时间会证明气功对她的病的真正疗效，而耐心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深刻的教益。
由此可见，东方人讲求平衡的思维习惯也有自己的好处，它可以避免让局势更加复杂化，在最小的范围内把问题化解，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含蓄的平衡往往也会委屈自己；西方人主动干预的思维表面看上去则更像是在努力解决问题，但有时也会激化矛盾，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2.东方人穷富对立西方人贫富相容
东方人在过去因为经济不够发达，所以有很强的等级和门第观念，穷人和富人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中国有一个词叫“仇富”，穷人痛恨有钱人，有钱人鄙视穷人；而西方人相对平等，彼此没有观念上的冲突，富人与穷人之间相处比较和谐。
有一个发生在中国古时候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在中原地带的一个村子里，当时不知是哪条大河决了口，大水把那个村子淹没了。在紧急的逃生之中，财主拿上了他家里那块最大的金锭，爬上了村中那棵大树，而一个穷人却拿着他家中那个最大的红薯也爬上了同一棵树。看着被淹没了的村子与房屋，两人都把拿在手中的自家的宝物作为逃生中唯一的安慰。
第一天，财主一直嘲笑穷人拿的那个红薯，但三天以后，财主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要用手中的金锭与穷人换红薯，但那个穷人始终没有换给他。
到了第四天，那个穷人将红薯吃了。看着穷人吃红薯，财主只好将口水往肚子里咽。
到了第七天，财主昏迷过去，从大树上掉到水里，被淹死了。
第八天大水退时，浮在水上的财主的尸体也漂得无影无踪了。那个穷人便从树上下来，拾起了财主留下的那块金锭，到别的地方重新谋生去了。
同样是穷人和富人的故事，发生在西方结局完全不一样。在中世纪的战争年代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争逃亡的路上，有一家贵族和一家穷人，贵族带在身边的是一箱金银珠宝，穷人带在路上的是一箱苹果。在荒无人烟的逃亡路上，金银珠宝同样换不到吃的东西。而那个穷人的苹果，不是自己独用，而是分一半给有钱的那家贵族。一箱苹果用来维持两家人的生命。
在艰难困苦的逃亡路上，他们共同战胜了饥寒与死亡。到达城里后，那个贵族感激不尽，为报答救命之恩，把那箱金银珠宝分一半给穷人。
比较两个故事，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出穷人和富人在东西方社会中的不同关系。东方社会受几千年的等级观念影响，穷人的角色总有些忍辱负重的意味。而在崇尚自由平等的西方社会里穷人多少有些清高的意思。
法国财经杂志《挑战》曾就这个题目出了一期专刊，连名带姓列出了500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其中有关“法国人和富人”的民意调查很有意思。
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每月净收入达到多少就算是富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受访者根据自己的体验随意回答。结果有31％的法国人认为月收入在1000欧元到3000欧元就算富人；有28％的人认为在3000到5000欧元之间；12％的人认为在5000到10000欧元之间；17％的人认为在10000到20000万欧元之间；6％的人认为在20000万到100000万欧元之间；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月收入超过100000万欧元才算富人；还有3％的人没有表态。如果把上述答案取平均值，我们发现法国人心目中月收入达到4662欧元（相当于46000元人民币）就算富人。考虑到法国物价的因素，这个富人标准不算高，说明法国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富。
当然，一个人是否富有不能只看月收入，还要看他的总资产（房产、证券）。对这个问题，受访者的答案从10万欧元以下到千万欧元以上都有，算术平均值为481664欧元（480万元人民币）。这个标准同样不算高，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中国人大有人在。
数字本身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对中国人有启示的是法国人对富人的态度。调查者为“你面对富人有什么感受”预设了六个答案：崇敬、嫉妒、警惕、敌视、没什么感觉、以上都不是。结果高达71％的受访者选择了“没什么感觉”，选择“崇敬”、“嫉妒”、“警惕”各有14％、15％、15％，只有2％的人对富人抱有敌意。
这种对待穷富的态度，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导致的。东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时间比起西方社会来要短很多，而且情况也相对特殊，有着自己的国情和经济环境，所以东方的民众对于穷富的看法与西方民众不尽相同。
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在美国，人们并不尊重富人，而是尊重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他们认为社会造就了富人，所以富人回馈社会也是理所应当。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慈善家的排行榜比《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比较起来，东方的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对于自己创办的企业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还远远不足。所以这些情况也导致了东西方民众对于富人看法的不同。
总之，不同的现实处境造成了不同的思维习惯，东方人自古以来就有“劫富济贫”一类的说法，穷人和富人之间常常满怀敌意，所以常常穷富对立。而西方人则穷富相容，态度要相对温和得多。
3.东方人自我设限西方人勇于挑战
西方人具有较强的抗争精神，他们敢于冒险，勇于挑战，挑战自我，挑战大自然；东方人则很少挑战外部世界，更习惯于顺从外在改变，往往通过调整自我来适应外部世界。
西方人的抗争精神凸显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及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个人奋斗”是西方文学的一贯主题，强调独立的自我。从《伊利亚特》中个人决定氏族的命运到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个人复仇、伸张正义，或者是罗曼·罗兰从个人责任到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都把实现自我看做是检验自我力量的一种体验，自我无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别人的承认，最关键的是要自己证明自己。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的经历以及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中个人奋斗的经历也表达出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人战胜自我的过程，在与自然、他人、社会的斗争中使自我价值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