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那年，吴吉昌被平反了。一恢复工作，他就在苗旁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搞棉花“早育多栽”的试验。那年他已经是64岁高龄的老人了。老伴心痛地对他说：“你不要老命了？”他回答说，“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呆在家里。”这次试验，平均亩产达到186斤，而他又在暗暗搞双秆棉试验，获得初步成功。不料，1974年他又被戴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帽子。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试验用的化肥、抽水机都被半路劫走了。这时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棉花就是我的命，啥也别想挡住我！”这年夏天天旱，棉叶蔫了，身患残疾的吴吉昌就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询问下，吴吉昌继续保持顽强精神，到1977年，他获得了彻底解放，在“一株双秆”基础上，他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棉花。这种新品种比单株棉增加将近一半棉桃。中国农科院组织13个省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到涑阳参观，向他祝贺。他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80周年时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八年，我决心提前五年，攻下脱铃关，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
吴吉昌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科研任务，时时不忘周总理的嘱托，在迫害面前，从不屈服，跌倒了再爬起来，坚持忠诚守信的高贵品格，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模范事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他的文章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题名叫做：《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76.傅显忠对人民忠诚
傅显忠是河北省玉田县三里屯村的一位基层干部。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90年5月26日病死。
傅显忠不居功、不自傲，凭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实践了自己一生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诺言。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50年代，他拿着纸糊的喇叭；60年代，他拿着铁皮喇叭；70年代，他开始对着麦克风，认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他常说：
“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搞宣传。”每天早晨6点，他就播天气预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接着就是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在他管的广播和黑板报里有党的建设，有经济建设，有移风易俗，有群众生活。麦收时他讲防火，入冬他讲防煤气中毒，冬闲时他提醒村民不要赌博，逢红白喜事他让大伙抵制旧风俗。
1987年，傅显忠的健康大不如前了。他拄着拐棍，拖着残腿，一步挪三寸，可他还是一站一挪地去写黑板报。每写几分钟，站在凳子上，腿酸疼得站不住，只好下来歇歇。这一上一下，不知要摔多少次。1988年“三八”前夕，他出庆祝妇女节的黑板报，又从凳子上摔下来。侄孙子心疼地劝他别干了，辞去这差事享几天清福。傅显忠说：“傻小子，你知道啥，三爷是党的宣传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宣传啊！”
1990年4月，身患重感冒的傅显忠一天吃不下几口饭，可他还是坚持搞宣传，书写爱国卫生宣传月的标语。一字一字，手在颤抖，30条标语400多字，他硬是抱病写了一白天又一个晚上。标语写完了，他也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一个月后，他就和终生热爱的宣传事业永别了。弥留之际，他把侄子、侄女叫到床前。
“三叔是党的人，一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我手头只有5元7角4分钱，要交最后一次党费。你们怨三叔不？”
大侄子傅永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哭声，抽泣着说：“三叔，快别说了，您老留下的比啥都宝贵，您让我们晚辈觉得光荣，走到那儿都能挺着胸脯走路啊。”
傅显忠在人前人后常讲，做一个诚实而有觉悟人的道理，并说到做到，被人们称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9年以前，他担任队里的会计，后来又转为保管。一会儿管钱，一会儿管物，可说是有实权的人。可老人家去世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床破被褥、几件旧衣裳、一床旧毛毡、一件旧羊皮袄，一尊老花镜、一副毛主席瓷像、两个纸箱、三个麻袋，麻袋里装的尽是他写的广播稿和村里的旧账本、旧报纸。
他住在村委会，来人去客都由他接待。修农机具的、演电影的、搞喷灌的，人来人往。每次招待客饭，他从不作陪。他爱吸烟，但从不吸招待客人的烟。他每天都把招待客人剩下的烟锁起来，下次再用。
前些年，队里实行工分制，大家给他定了每天8分。他知道后执意不肯，给自己定了最低分——4分；后来实行干部补贴工资制，他每月只拿个27元的最低标准。1985年，县里奖给村里一笔奖金。分完后还剩11元，经大家讨论后同意给他。他知道自己“抗议”也无效，只好存下了。直到临终前，特意向后任会计交代说：“这11元钱是集体的，不是我的，一定把它冲回到集体的账上去！”
人们在怀念这位老人时，心中无不怀着深深敬意。
77.鲁冠球靠信誉起家
鲁冠球是杭州万向节总厂厂长，曾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荣获首届“中国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他所领导的杭州万向节总厂，由7人小厂起家，发展成为集农、工、贸于一体，年盈利1000万元的集团企业，1990年被评为乡镇企业独占鳌头的国家一级企业。
有人问鲁冠球，你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为啥那么畅销？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靠质量，靠信誉！”
万向节是汽车的重要配件。鲁冠球工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非常走俏，订货的用户蜂拥而至，全厂职工乐不可支。
一天，安徽芜湖寄来一封退货信，说有些万向节出现裂纹。鲁冠球心急如火，把办公桌拍得乒乓响。他气愤地对供销人员大叫：“快把合格品送去，把那些次品换回来，快去，快去！”供销员走后，他左思右想，如坐针毡。
“次品芜湖有，湖北、四川、济南有没有呢？”他当机立断，马上派人，分赴各地用户，把那些不合格的产品统统背回来……
几天后，万向节次品运回来了，堆在仓库里像个小山包，他召集全厂职工，严肃地说：“咱厂生产出这些次品不仅是对‘钱潮’牌万向节信誉的损害，更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我作为一厂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起，我们立个规矩，对那些只能‘将就’的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说完，他下令把三万套万向节运往废品收购站。有些老工人对鲁冠球说：“鲁厂长，这些产品再维修一下总好用吧。”也有人说：“这值几十万元钱呢，我们几百年也赚不了那么多呀！”
鲁冠球理解乡镇企业农家人。他们清早起来挑一担白菜、萝卜进城去卖，为了多赚一二分钱，往往与城里人讨价还价，争个面红耳赤。他耐心开导工人们：“我们现在是办企业，不是到集市上卖青萝卜。为了贪小便宜，在好菜里裹棵烂菜，用绳一捆，只要钱到手，哪管别人骂娘，反正第二天谁也不认识谁。眼下全国有50多家万向节厂在竞争，真要立住脚，靠得牢，是质量，信誉……”
由于鲁冠球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严，工厂的产量，利润一度下降了。不要说奖金没了，就是工人工资也有六个月没发。但是他们树立了对国家的责任心和对用户讲信誉的思想。讲质量，讲信誉，“钱潮”牌万向节不仅享誉国内，而且走进了国际市场。
78.喻杰甘当公仆
喻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在湘赣鄂苏区。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供应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长兼农业银行行长，中央粮食部副部长、中央商业部部长、中央监委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
1969年，年过古稀的喻杰，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选择：继续留在财政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按常理并不过分；或者找个交通便利，山清水秀的疗养胜地安度晚年，也近情近理。
这两者，喻杰都没有考虑。他想到我国历代武将解甲归田，文官告老还乡的传统；想到共产党员的责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本来就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人民的公仆。”他坚决要求回乡安家落户，在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70年元月，他得到周总理的批准，带着两个孩子和两个铺盖卷、两只旧箱子、一架旧缝纫机，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省平江县丽江村，开始了他晚年的生活旅程。
按规定，回乡后喻杰仍可享受种种优厚待遇，住楼房，坐小汽车，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然而，他却选择了普通农民的生活，住进了家乡的百年老屋。
七年后，一场滂沱大雨，使他的土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他才不得不决定盖新房。新房盖在何处？喻杰发现，横圳村是全丽江大队最穷的山村，那里沟壑纵横，山多田少，土地瘠薄。他不顾亲属的反对，毅然从丽江村这个“米筐”里，跳到横圳村这个“糠箩”中，自己出钱在坡上建起一幢普通的农舍。
喻杰回乡后，说的是家乡话，吃的是家乡饭，常和儿孙们下田、种菜、养猪、放牛、看场、割草……
1984年，上级给他配备了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他把小轿车交给老干部局。他自费盖房，财政部补助他1500元，他分文不收。他是全国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分配给他一台彩电，他原封不动退回。
平江县的领导考虑到喻杰年高体弱，便在县城分给他一套五室一厅的住房，还准备安装空调。喻杰说：“山里还有人吃不饱肚子，你们还安装什么空调！不住！”县里领导说：“不住城里，就给你配一名保健医生吧？”他说：“让医生给群众看病发挥的作用更大嘛，不要！”
对儿孙后代，他要求十分严格。喻杰告老还乡以后，他就对儿孙们说：“你们不要盯着我手里的钱。共产党的儿孙不能什么都靠老子，娇生惯养，当寄生虫。”小儿子力光请爸爸买块手表，喻杰没有给钱，而是安排他到农场劳动，挣回100元，喻杰才把自己的手表给了力光，自己花了50元买了一块怀表。
喻杰的生活这般节俭，他的钱干什么用了呢？生产队缺耕牛无钱买，他送去1000元；修保管室，他给了600元；队里修机耕路，他给了200元为民工改善伙食；有个妇女难产需急救，他给了60元；一家农民遭了火灾，他送50元救急；当地维修中学校舍缺少经费，他捐献500元；家乡集资办电，他更是慷慨解囊，捐出14900元……
1989年2月4日，这位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四十多年，又在晚年时和家乡人民同甘共苦，励精图治18年，洒尽了最后一滴汗水的老干部，在自己亲手建起的农舍中与世长辞了。
如今的丽江，山上林木葱茏，油茶飘香；山下绿水悠悠，稻浪翻滚；村内外电线纵横，农副产品加工机械飞转。昔日贫苦的山民们，如今有了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乡亲们谈起这位劳苦功高的老红军、老部长回乡18年的作为，无不交口称赞：“瑜老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国家主席李先念赞扬他“保持了革命精神和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为我们离休和将要离休的老同志作出了表率。”
79.马祖光甘当人梯
马祖光是中国一位名列《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的着名科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在激光领域里，马祖光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培养年轻科技工作者中，他谦恭礼让、甘为人梯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文化革命”中，马祖光因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被关进了“牛棚”。1970年，他刚从“牛棚”出来就着手创办学校的激光专业。那时，环境还十分艰难，他一面忍受着“造反派”的冷待，一面还承受着病体的折磨，把能归自己支配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了图书馆。凭着精通的英、俄两国语言，埋头地翻阅文献，查抄资料。一天、一月、一年、两年，他不停地用笔摘抄，用透明纸描图，积累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
“文化革命”结束后，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纷纷向他请教，有的还索要资料。马祖光感到心里非常高兴，每次都会毫不保留地拿出全部资料，供大家研究参考。大家对他这种和盘端出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都非常感动。而马祖光却说：“那是我的心血，但不是我的私人财富。在科学的道路上需要人梯精神。”
哈工大激光教研室研究的课题，大都是马祖光在原联邦德国工作的继续。室内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根据他提出的研究方向选定课题，并在他的定期检查、亲自指导下工作。四年中，他发表近20篇论文。按理说，这些论文都是以他为主取得的成果。但每篇论文署名时总是：别人把马祖光排在第一位，马祖光立即勾到最后一位，改过来，勾过去，反复多次。最后经马祖光把关发稿时，马祖光仍是排在最后。
《紫外激光激励纳=聚物的2∶50-2∶56微米激光振荡》，是根据马祖光的理论首先发出激光，属于世界前沿的重大成果。马祖光决定让讲师刘国立到全国激光研究会上去宣读论文。刘国立到会后，接到后寄来的论文稿，才知道马祖光把原先定好的署名顺序改了，刘国立排在了第一位，马祖光仍然在最后。刘国立只得在会上更正。回到哈尔滨，刘国立埋怨马祖光说：“您怎么不尊重大家的意见呢？”马祖光笑了笑，十分恳切地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成果应该是你们的。”
有人不解地问马祖光：“你在国外把名看的那么重，在国内却看得这么轻，为什么呢？”
“在国外，我是要争，因为我争的是国名；在国内，我是要让，因为我让的是个人名。”
大家看到马祖光总是把自己积累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让给了别人，有人说他是“太软”，有点“傻”。马祖光却风趣地说：“楚人失马，楚人得之，都在中国，还不能算失。”大家对马祖光坦荡的心胸以及甘当人梯的精神都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