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竺可桢和着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力主中国人口问题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提出管制生育已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大悲剧。当年，竺可桢对一些地区，大批开垦荒地荒山，不顾水土大量流失的做法，也提出过批评建议。
竺可桢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在我国科技界和其他方面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诚实可信，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于并乐于改正过失。在学术讨论和日常工作中，他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虚心听取，认真正确对待。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他人批评。
竺可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科研精神、为人处事诚实守信的品格，永远长存在人们心中。
73.傅震实践诺言
傅震是1989年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他自从选择了医生职业，就暗暗立下了要以自己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诺言。
他1968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到南京医学院学习脑外科专业。毕业后，在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脑外科工作。
1988年，傅震通过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教委录取后派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院进修深造的。杜塞尔多夫背靠原始森林，莱茵河绕城而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傅震无暇游览这异国的美丽山水和旖旎风光。每到周末，人们都是游玩娱乐，只有他一人在灯下苦读。
198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西德神经科协会主席、世界着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博克教授，指着一个患“转移性脑肿瘤”病人的脑袋。问中国进修医生傅震：“肿瘤位置在哪？请你标出手术区。”傅震根据CT片和临床经验，胸有成竹地回答：“右额部前方，离脑表面三厘米。”同时并在患者头部标出了手术区。转移性脑肿瘤只有指甲般大小，要确定具体位置和深度是很困难的。“不，在右额后方！”博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气加以否定。“右额前方！”“不对，肯定在后方！”互不相让的大声争执吸引了许多医生、护士。一个刚来一个多月的中国进修生，竟敢和德国脑外科权威争辩，而且那么自信，人们要看看，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博克教授叫护士长取来“扇形超声波”。几次来回扫描，清楚地显示出傅震标出的位置十分准确。博克满意地笑了，医生、护士们流露出惊讶、钦佩的神色。实际上，这是博克有意考一考傅震。手术一结束，博克教授立即向德国卫生部和州政府报告。为傅震申请“行医执照书”。这在德国是颇不容易的事。一个月后，他又被德国医学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次年初，博克教授主动对傅震说：“傅，你的签证二月份就到期了。留下来吧，每个月奖学金五千马克。”博克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中国进修生。教授的助手也多次试探地询问傅震，是否打算将妻子接到西德来。傅震谦虚刻苦、又不迷信盲从的诚实可信的品格，给博克和其他医生、护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克教授劝他留下后的几天，他便收到西德医学会寄来的信件和表格，提醒他签证即将到期，只要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即可办理延期手续。紧接着，杜塞尔多夫大学人事部又给他一张延长签证的通知。博克教授和其他朋友再三提醒他，千万别错过机会。其实傅震何尝不知道，留下来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要比国内优厚得多，只要延长一年，自己行医，就可挣十多万元。何况这又是政策允许的。可他还是拿定主意，将按期回国的打算如实告诉了博克教授。博克非常吃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决定了去向。爱才的博克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到傅震回国这天，博克教授开车将傅震一直送到三百多公里外的法兰克福机场。
傅震回国不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7月初，博克来信说：1994年5月将在西德召开世界神经外科会议，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再去德国。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国外每一万人就有一名脑外科医生，而十一亿人口的中国，仅有四千名左右。当初自己毅然按时回国，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报效祖国，怎能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远走高飞呢？
从德国进修回来，他如虎添翼，把许多脑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归国后一年里，他作了五十多例脑动静脉畸形、颅内动脉瘤等难度大的手术，成功率为100％。1990年3月，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1月，傅震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人员”奖状和证书。在傅震的心目中，他想到：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奉献，而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74.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五十年代，王季思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辞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到元代散曲杂剧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五十年代末，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戏曲发展的全局作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今年87岁了，1990年已经退休。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带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着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巍颤颤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这位任课老师铃响后来到教室，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时，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失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可见王季思教授对己又是何等的正直坦诚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他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却是难能可贵的。
75.吴吉昌身遭厄运不忘重托
吴吉昌是山西闻喜县涑(sù)阳农村的一位普普通通农民，也是远近有名的植棉行家。因为他在植棉技术上，摸索创造出“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近十项科研成果，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农民科学家。
吴吉昌平时最喜欢研究棉花，每到棉花生长季节，他便日夜守在棉田里，观察研究，就连吃饭也端着碗蹲在地头上，乡亲们都说他成了“棉花迷”了。在科学上，他就有这么一种顽强精神。但，在吴吉昌身上更为宝贵的是具有诚实守信的为人品格。即使身遭厄运，也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说到做到，信守诺言。
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粮食和棉花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粮食亩产不过千斤，棉花亩产一般也不超百斤。当时，毛主席指示要实现粮棉并举，要解决棉花脱蕾落桃的问题。在1966年1月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座谈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郑重地把解决棉花落桃的任务交给了吴吉昌，并亲切地对他说：“你57，我67，再过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吴吉昌满怀激动的回答周总理说：“行！”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吴吉昌回到家乡，立即组织本村群众进行棉花种植的各种对比试验。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一下子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成“黑劳模”。一次接一次地批斗他，一直批了他近百次，但他始终不屈服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我是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他大队长的职务被撤了，他下地研究棉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的手残废了，腿被打伤了，双腿跪在地上扫村路。可他还是惦记着试验的事。一天，他在扫地时发现丢在地上的几颗棉籽，就高兴地揣在怀里，拿回家，在自家院里搞试验。长期的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生命处于垂危。昏迷中醒来，睁开眼睛就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在全村好心人的保护下，在邻村老医生医治下，吴吉昌的病有了好转。他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1970年春天，吴吉昌拄着拐棍在村头出现，那些要打倒他的人强令他带着干粮到村外割草。他借这个机会，为邻村传授植棉技术，进行科学试验，经他指导的20亩棉田，亩产皮棉达146斤。他却遭到了新的批判，永远不准他再进棉田。他对老伴说：“相信总有一日，会见青天。我能先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我！”自那以后，只要那些迫害他的人一不注意，他就往棉地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