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所料，支部书记一进会场，就看见刘亚楼正坐在那里翻阅文件，准备开会。支部书记看了看表，才6点40分。他很不安地走到刘亚楼身边：“司令员同志，您还没吃晚饭吧！”
刘亚楼抬头望了望支部书记，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还是身边的秘书忍不住，心疼地告诉支部书记：“常委会才结束，我想让司令员回家吃饭，就没通知他晚上开会的事。等到车开到半路我才告诉他。司令员批评了我，一定要司机调头往回开。我劝他吃过饭再去开会，他却说：‘那怎么行！吃饭晚一点不要紧，参加党的会更要紧’。就这样，司令员第一个赶到了会场。”
听了秘书的讲述，支部书记心情十分激动，他不禁想到，刘亚楼是个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不仅能按时过组织生活，而且一向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有一回支部大会，当他进入会场时，大家都十分尊重他，自动站起来表示欢迎。见此情景，刘亚楼马上摆手阻止了大家，说：“这是党的会议，我们都是普通党员，没有上下级之分。”当有的同志称他作“刘司令员”时，他立刻纠正说：“在支部大会上，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叫我刘亚楼同志，这是最亲近的称呼。”刘亚楼经常参加组织生活，十分注意听取意见，并能积极发表见解，使基层组织的会议开得特别活跃，讨论得也很深刻，比较客观。
这时，支部书记又看了看表，7点整，同志们都准时到会了。他望了望端坐在那里的刘亚楼，怀着兴奋的心情宣布：“支部大会准时开会。”
64.陈赓严守军纪
陈赓，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第386旅旅长。
1938年秋天，太行抗日根据地刚建立不久，日本鬼子就到处进行疯狂的“扫荡”活动，想要消灭这一带的八路军，摧毁年轻的抗日政权。
当时，在山西武乡县宋家庄一带坚持抗击日寇的是129师389旅，旅长是陈赓将军。开始的时候，陈赓将军就住在宋家庄，后来，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一天天逼近宋家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乡亲们进行了坚壁清野后，转移到其他地区，部队也陆续向山区移动。
有一段时间，粮食接济不上。因此，上自旅长，下至普通战士，有时竟两天多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旅部的周管理员见到首长紧张繁忙地工作，那么辛苦，可是却吃不上饭，心里别提多焦急了。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设法保证首长的健康，使他能有充沛的精力指挥战斗。
这一天，陈赓将军正在和参谋等人在军事地图上研究一次反扫荡计划，忽然听身后的警卫员在小声交谈：“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有南瓜吃，是周管理员找来的南瓜。”
陈赓心中诧异，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出了指挥所，去问周管理员：
“喂！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南瓜？”
周管理员忙答道：“从村边的一块菜地里。老乡已经收过了，我们拾来的。”
陈赓看了看，果然是两个已经让霜打蔫了的南瓜，但他还追问道：“跟谁买的？给钱没有？”
周管理员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下陈赓将军真的生气了，他语气沉重地责备道：“谁让你们这样干的？现在每个战士都没有饭吃，大家都在挨饿！我们共产党员的干部又不是军阀，非要人伺候不行？我们是八路军，不是土匪，怎么能随便拿老百姓的南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里去了？”
这时候，一些干部战士围了过来，大家都知道陈赓的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就纷纷为管理员求情。陈赓对劝阻的人说：“处分是一定要给的！我知道这里没有老百姓，可按你的说法，没有老百姓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违犯纪律了！”
“不！那当然不能……”
“说得对，败在日本鬼子手里还可以挽回，如果是败在老百姓面前，那就没法挽回了！”陈赓挥了挥手臂，提高了声调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记住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只有在群众纪律上不吃败仗的军队，才能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取得彻底胜利！”
陈赓将军慷慨激昂的谈话，使在场干部战士深受教育。那次反扫荡，很快就取得了粉碎日寇进攻的胜利。
65.许建国严教侄子
许建国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时，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他执法严明，从不姑息任何人。
他有个侄子，有段时间不务正业，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干了一些坏事。他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以为公安部门没人敢管他。民警管教他，他根本不听。许建国知道后，十分恼火，立即把他找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诉他马上到派出所去主动交代问题。随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更要从严处理。”
在许建国的坚持下，公安局把他的这个侄子送进了管教所。有些亲属因此对许建国很不满意，认为只要他说句话，孩子就没事了。事后许建国又找孩子们谈话，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公安局长，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958年，他的大儿子准备考大学，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许建国知道后立刻加以制止，并且批评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考，考不上就去做工嘛！”后来，他的大儿子果然硬是凭着本事，考上了大学。
几年后，大儿子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当时，许建国已经出国任大使。他的女儿和小儿子希望哥哥能留在北京照顾弟妹，联合给父亲写信，要求他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分配时给些照顾。谁知，许建国回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教育子女当个人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结果，他的大儿子服从统一分配，高高兴兴地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
许建国还十分注意对孩子们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有一次，全家吃早饭时，不满10岁的小儿子把一大截红薯扔掉了。许建国看到了十分严肃又十分耐心地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都吃光了，为了坚持战斗，我们把前面走过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都一粒一粒地拣了出来，洗一洗再充饥。现在连红薯都咽不下去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劳动习惯。”小儿子听了，红着脸把扔了的那一大截红薯从地上拾了起来。
他在国外工作了8年，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贵重的物品。有一次，孩子要他从国外买手表，他指着自己手上戴的上海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上一块国产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看。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许建国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孩子都衣食俭朴，对自己要求严格，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66.郭沫若“负荆请罪”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着名的社会活动家。着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作为着名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同鲁迅一样，始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学生时期就因闹学潮被开除。为此引出一段负荆请罪的故事。
1939年3月初，郭沫若乘坐飞机由重庆回故乡东山沙湾探亲。在县城，他打听到中学时期的老师帅平均还健在时，当晚便叫堂侄陪他前去探望。正当帅老师对郭沫若的来访感到惊愕时，郭沫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老师请罪。
郭沫若的负荆请罪是有缘由的。帅平均老师留日归国后，曾担任过郭沫若的国文教员兼授东洋操。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学潮被开除离校。帅老师是力主开除郭沫若的关键人物。因此，郭沫若对帅老师极为不满。他在《我的幼年》里，讥讽帅老师是一个只懂东洋操的冒牌留学生。这可惹恼了帅老师。从此，只要谁提到郭沫若这个大文豪，他便大动肝火，骂他是“叛逆”。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为此写信批评他不该以文毁人，何况又是师长呢。郭沫若认识到自己言辞偏颇，便在再版的《革命春秋》中删去了讥讽老师的那段文字。他决定，此次回故乡，先向帅老师“负荆请罪”。
学生跪地请罪，感动得帅老师涕泪俱下。于是，师生重归于好，畅谈了别后之情。
战国时期，曾经有个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在中国近代，又出现了郭沫若“负荆请罪”的佳话。廉颇、郭沫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67.胡适宽以待人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辟，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着名学者、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的许多优秀品格，鲜为人知。他在同鲁迅交往中所显示出的宽宏大度，即是一例。
20年代初，胡适与鲁迅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共同倡导白话文，共同倡导新文学，成为新文化的奠基人。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新文学理论鸣锣开道；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为新文学创作举旗示范。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他们也互相借鉴和研讨，互相支持和鼓励。鲁迅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出版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赞扬了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胡适也赞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开山的创作”。
他们之间也有过“冲突”。
20年代，“北京女子师大事件”爆发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支持官方，站在了革命学生的对立面，鲁迅给予有力地回击。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首领，鲁迅在抨击陈西滢时，也捎带讥讽了胡适。胡适未对鲁迅反诘，更没加入论战。
1931年，胡适拜见了蒋介石，又与进步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生了分歧。鲁迅在《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中，对胡适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胡适也没有公开答辩或反击。
1936年，鲁迅逝世，胡适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走。鲁迅夫人许广平大为感动。
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受陈西滢思想影响，在鲁迅尸骨未寒时，要“向鲁迅开战”。胡适给苏雪林写信，劝他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让苏雪林劝陈西滢洗刷泼在鲁迅身上的污秽。
1962年，胡适逝世。在他数百万字的着作中，没有发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这种宽宏大度的品格，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68.马寅初敢说真话
马寅初，中国着名的人口论专家，经济学家。他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且素以敢说真话而备受人们尊敬。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由于他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曾被蒋介石在歌乐山软禁过。但这并没有使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
马寅初说：“我这个人呀，叫我不讲真话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铭：讲别人讲过的话是容易的，讲别人想要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讲别人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学院请马寅初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报告的前一天，院长改变了主意，不想如期进行了。原来是校长听到了国民党政府要派特务进行捣乱的消息，担心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险。
当马寅初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十分平静地对院长说：“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说真话，总是要得罪人的。讲假话，讲大话，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还会博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升官发财。院长，请您放心，我会对付的。”
报告会如期进行，整个商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连附近大学的师生也来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混了进来，情况十分危险。
马寅初教授走上主席台，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人们也开始疑惑不解，因为马寅初教授还带来了女儿，还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木制棺材。
这时，马寅初走到台前，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来作报告，大家有些疑问，我为什么要带女儿来，而且抬来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报告，我为了真理不能不讲呀，我带来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分子的子弹的；我带来了女儿，是让他亲眼看着特务分子是怎样卑鄙地向他的父亲开黑枪的，好让她继承我的遗志，为了真理，要敢于说真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摆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四大家族如何垄断了中国的经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交政府规定的这个捐，那个税，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人们的情绪，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混进人群的特务分子，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妙，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报告后，据说蒋介石写信给马寅初教授，叫他别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给他官做。马寅初教授看后，把信烧了，说：“我要真理，我要讲真话！”
马寅初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讲真话，在战争年代，是何等的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