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盛夏的一天中午，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房东大嫂的儿子，一起坐在门前树荫下吃午饭。正吃着饭时，小太行不小心把那个孩子的饭碗碰落到地上，碗被打碎了。小太行吓坏了，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汪荣华。
汪荣华连忙端着一个花瓷碗，拉着小太行，来到房东家里。一进门，赶忙让儿子赔礼道歉。然后对房东说：
“大嫂，这碗赔给你。”
那大嫂一听，忙推辞说：
“嗨，一只破碗打了有什么关系，还赔个啥？”
“这是咱部队的纪律。”汪荣华说，“如果你不收下，老刘回来会批评我和太行的。”
房东大嫂只好把碗收下来。可等把她们母子俩送走以后，又觉得不该收这个碗。于是，硬是把花瓷碗送了回去。
过了几天，刘伯承从前线回来，听说这件事心里很不安。又亲自拿着花瓷碗，拉着小太行来到房东家，亲切地说：
“大嫂，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纪律。你不收下这碗，不是让我们违犯纪律吗？”
房东大嫂非常不情愿地接过碗，感激地说：
“儿子打个碗，做娘的来送，当司令的爹也来赔，俺祖祖辈辈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哩！”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太阳的光辉。刘伯承赔碗虽说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他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高贵品德。
58.徐特立看病
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十分尊敬的师长，也是全国人民敬重的革命前辈，解放后又担任着中央的高级领导职位，但他事事、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着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严格要求自己，体贴关心别人。
一次，徐特立到北京医院看病。正巧，这天看病的人很多，大家都自觉地坐在候诊室的长椅上等着叫号。徐老的警卫员一看这情形，有点急了。心想，徐老是最爱惜时间的，就这么等着，得空耗多少时间啊。于是，他走到徐老身边低声地问道：
“徐老，这人太多了，我去跟医院张主任说一声，让先给您看，好不好？”
徐老忙摆了摆手说：
“不行，不行，不要惊动他们，还是依次序看好，稍等一下没关系。”
警卫员看了看长椅上坐着的许多人，又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时钟，撅着嘴说：
“那够等的啦……”
徐老见警卫员有点不高兴，便招呼他坐下，拍着他的肩膀耐心地说：
“自己的时间宝贵，别人的时间就不值钱吗？我们要是不按次序看病，别人就要多等。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替别人想一想，不能光图自己一人方便。再说，你若去找张主任，因为我们跟他熟，就特殊照顾，可以不按次序看病；如果熟人都不遵守制度，那么这儿的秩序怎么维持呢？”
警卫员听徐老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也就耐着性子陪着徐老等着叫号了。
59.贺龙赔礼致歉
贺龙，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到湘鄂西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先后担任西北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等职。
当年，在湘鄂地区作战时，有一天，部队在一处平阳地休息。贺龙坐在草地上同干部、战士们聊天。警卫员把马拴在樟树下面，缰绳刚系好，那马一退，腿一滑，踏坏了地里的几株苞谷。警卫员十分难过，向贺龙报告说：“贺总指挥，只怪我不小心，有几株苞谷苗给马踩坏了。”贺龙走过来，也心疼地说：“可惜，可惜！在这山界上，种几兜苞谷也是不容易呀！要照价赔偿。”
警卫员向周围望了一望，山高谷深，到哪去找主人呢？他说：“我骑马到附近走一走，找到寨子，问问这块苞谷地是谁的。”
“嘀嘀嗒嗒！”集合号吹响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贺龙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对警卫员说：“弄块手帕，把光洋包着，捆在木棒上，插在这里。等我们打完仗后，回来再打听这家主人。当面道歉！小鬼，以后要注意啊！”
一切都做好后，队伍继续前进。
过了半个月，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贺龙一进寨子，就向农会干部打听那块苞谷的主人。真是巧极了，那主人是田大娘，就住在这个寨子里。田大娘五十来岁，家境贫寒。那块离寨子一二十里远的地，是她去年开的一块生荒。贺龙了解清楚后，便向田大娘家走去。
到了田大娘家，还没进屋，贺龙就高喊起来：“田大娘在家吗？”
“在呀。”田大娘出门一看，“哟，是贺总指挥。”原来在欢迎红军进寨的时候，贺龙给乡亲们讲了话，所以田大娘认得贺龙。田大娘见总指挥来到自己家，欢喜的不得了，倒水、递烟忙个不停。
贺龙坐下，微笑着说：“大娘，今天我一来看望您老人家，二来赔个不是！”
贺龙把马踩坏苞谷苗的事讲了一遍，然后，诚恳地说：“那时候，打仗任务急。今天没事，我特地向你道歉！”
这下，田大娘全明白了。她连忙从柜子里取出那块光洋，双手捧着，含着泪，望着贺龙：
“贺老总，这钱，我不能收啊！红军是我们穷人的亲人，何况这又是马踩坏的呢！”
贺龙笑着解释道：“您老人家一定要收下。红军有个老规矩，损坏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偿，我是总指挥，要带这个头。”说完，告别了田大娘，转身跨出门槛，大踏步地走了。
田大娘望着贺老总离去的身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60.毛泽民律己待兄弟
毛泽民，字润莲，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弟。毛泽民在青年时代起，就跟着毛泽东同志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47岁时，被敌人所杀害。
1931年7月，毛泽民接受上级指示，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担任了闽粤赣军区的后勤部长。次年，他主持筹备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并担任第一任行长。在任期间，他为“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中，他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全行上下共100多名职工，毛泽民对他们要求很严，经常教育大家，理财用钱一定要做到三清：即头脑清醒、账目清楚、心地清白。
对有关支出项目，他都要严格把关，一一认真审阅，就连财政部门已经盖章批准的，也毫不马虎。
平时，他生活节俭，廉洁正直。虽身为行长，没有丝毫特殊之处。每月和别人一样，只领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津贴费，从不多拿一分钱。他的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每次都是清茶淡饭，从不另外设宴。
有一次，哥哥毛泽东来访，他也同样以一般饭菜招待。周围的同志见了，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劝他说：
“毛泽东同志是你的亲哥哥，同时他又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怎么能以粗茶淡水相待呢？动用一点公款招待一下，也是应当的嘛！”
毛泽民听了，笑着说：
“革命传统比兄弟情分更重要，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在场的毛泽东听了，也会心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61.吉鸿昌大义灭亲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抗日民族英雄。
吉鸿昌18岁时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当兵，由士兵逐级升为师长。他一直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愿，并一直把他父亲在临终前，告诫他“当官要清白廉正，为天下穷人着想”的话铭刻在心。
吉鸿昌有个侄儿，名叫吉南星。因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成为十里八乡的一害。
一次吉南星为了霸占一位外地来本地经商人的妻子，竟然投毒害死了那个商人。
吉鸿昌听说此事后，顿时怒火万丈，当即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到县政府，指出要县长把杀人犯吉南星逮捕问斩。县长认为吉鸿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并不是真心要大义灭亲。于是，虽然立即派人将吉南星逮捕入狱，但却一直关押着，久久不予处治。
后来，一次吉鸿昌回家乡探亲。刚进家门，吉南星的奶奶就含着泪找他说：“鸿昌啊，你把侄儿送到大牢，都一年了，还不叫他出来，要到啥时候啊？我求求你，快把他放出来吧，我都要想疯了。你这么大官儿，说句话，县长还敢不听！”
至此，吉鸿昌才知道吉南星还没有被处治。他十分生气，但仍装着若无其事地说：
“好吧，明天我就去看看。”
第二天，吉鸿昌来到县里，开门见山地对县长说：
“我是为侄儿一事来的。”
“好说，我们立即放人。”县长以为吉鸿昌来说情，忙献媚地答道。
吉鸿昌语调严厉地说：
“老百姓犯了法，你们立时严惩不贷，为什么吉南星杀了人，却长期关着不予处治？”
县长一时不明白他话的用意，嗫嚅着嘴巴，不知说什么好。吉鸿昌说：
“把我的侄儿交来。”
县长派人把吉南星从牢中提出交给了吉鸿昌，吉鸿昌带着吉南星，径直来到镇外的一片坟地。吉南星见不对劲，战战兢兢地说：
“叔叔，您这是做啥？”
“做啥？”吉鸿昌铁青着脸喝道，“杀人偿命，今天，我判你死刑！”
吉南星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跪地求饶。吉鸿昌听也不听，“砰砰”两枪，结果了这个恶棍。事后，当吉南星的奶奶得知消息时，吉鸿昌早已离开家乡走了。
62.黄克诚襟怀坦荡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他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
黄克诚担任中纪委领导工作之初，他在庐山会议上所受的错误处理尚未得到彻底平反，但他毫不计较。他对一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抱以极大的关切和同情，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取申诉，督促有关部门抓紧予以平反纠正，而对于他个人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许多人都曾建议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要求平反。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他虽已80高龄，又双目失明，仍竭尽全力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对个人问题，从未提过任何要求。
在一段时间内，党内和社会上曾出现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于1980年11月，拖着多病之躯，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他的讲话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不少同志纷纷给他来信表示敬意。但也有人不解地说：“黄克诚没被整死就算万幸了。想不到他还能讲这样的话。”黄克诚听到这种反映之后，非常严肃地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纯洁的党性和高尚大度的情怀。
黄克诚对于自己历次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从未流露出一句怨言和不满。庐山会议后，他被罢官的时伺近二十年。可是，无论是对家属，还是亲朋好友，他始终不肯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访问他，请他讲一讲庐山会议的细节，他都一概谢绝。当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些往事而为他深感不平时，他却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我今天能活在世上，比起那些早死的同志，实属万幸！彭德怀同志功劳比我大得多，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还有什么委屈和不平可言？”
黄克诚就是这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63.刘亚楼积极参加支部活动
刘亚楼(1910-1965)，福建武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党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
他工作十分繁忙，身体又不太好，他所在的党小组的同志们为了照顾他，就少让他参加一些会议，有时过组织生活也不告诉他，让他能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刘亚楼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他认真地告诉大家：“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参加支部活动，不能有任何特殊，而且中央有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委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今后，凡是开支部大会、小组会，都一定要通知我。”
一次，支部通知他8点开会，碰巧空军党委常委又定在8点半开会。两个会相距时间很短，可刘亚楼还是先参加了一段支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再向支部请假，去参加常委会。
195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空军直属机关某支部要过一次组织生活，时间定在7点。离开会时间还有20多分钟，支部书记就往会场走去，他要布置一下会场。他边走边想：刘亚楼同志今天晚上能参加会吗？
原来，当支部书记在下午请刘亚楼的秘书转告刘亚楼晚上过组织生活时，刘亚楼正在参加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议开到6点半才结束，支部书记看到刘亚楼刚乘车回家吃饭，所以担心他赶不回采开会。但马上他又否定了自己的估计；他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者，只要秘书告诉了他开会的时间，他一定会按时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