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看，我们需要分清楚几个概念：首先，理想的教育不仅是理想的大学教育，仅有理想的大学教育，也无法实现“理想教育”的目标；其次，理想的教育或大学教育只是为实现“理想教育”的培养目标提供更好的保障，而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最后，体制对教育可能有很大影响，但理想的体制并不等价于理想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物，两者之间既不是相互等价关系，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了理想的体制，不一定能实现理想的教育；反之，即便没有理想的社会环境，也有可能实现理想。
实现理想教育的障碍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体制只是教育工程过程、环节活动之外的事物。当下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工程过程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只看天上的理想，不看脚下的土地，对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弄清教育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甚至可能没弄明白“理想教育”的内涵和目标，只好将实现“理想”的障碍简单地归结为体制问题。
第四节 治标不治本
针对教育问题，不仅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并努力解决问题，而且全社会都在思考分析、献计献策，以期解决问题。君不见从小学到高中，孩子们常常做作业到十点多，大多数课外时间都用于参加各种辅导班。我们如此努力，却收效甚微，甚至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非常用力，但“力”没有用对地方。当下所分析讨论、致力解决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只是教育过程之外的问题，即使很深刻，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治标不治本”。
一、媒体导向的片面性
媒体对人的影响属于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今天的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报刊和收音机。然而，所有媒体对教育的宣传、导向普遍运用功利的结果导向性思维，只是围绕书本知识、考试成绩、名次以及上大学等“结果”进行，具有极强的片面性。
首先，媒体宣传常常讲道理、强调结果，却很少告诉受众“如何做”。例如：我们常听说“知识改变命运、态度决定人生、细节决定成败”等结论性语言，但却没有被告知该如何做。其次，媒体宣传的有些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特别是当这些观点不能被全面辩证地理解、而被当作真理和教条时。“知识改变命运”只是表象，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不如说“态度决定人生、过程决定结果”。因为知识只是结果，通过知识学习养成良好的态度、习惯更为重要。
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甚至祖师爷常常关注知识、武功等结果的传授。受到这种思维的导向，媒体记者、节目策划人不会理性地理解“知识改变命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此观点的片面性，故而忽视道德、态度、习惯等软知识重要性的宣传。一向以坚强示人的女研究生杨元元在自缢前，始终没弄明白她自身到底缺失了什么，最后只得感慨：大家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可她学了那么多知识，却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我们还常见媒体报道“某科学家在国外学习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回来报效祖国”，如果为了弘扬爱国精神进行宣传，本无可非议。但报道刻意强调从国外学习、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是错误导向。如此报道的背后思维还是“工匠学徒式”的人才培养理念：得到了上乘的武功秘籍，就可以笑傲江湖。其实，科技只是已取得的成果，国外先进的科技也是别人发明创造的“鱼”，只有掌握了别人发明创造技术、应用技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态度、习惯、方法和思维，才能得到“渔”，才能不断地应用、发明、创造新技术。
二、将教育问题单纯地归结为学校教育
不可否认，学校教育存在问题。但将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学校，尤其是大学，而学校问题又被归结为体制问题，则未必尽然，甚至可能存在理性和逻辑的缺失。人的教育、学校教育、政策体制之间有关联性且相互影响，但不能等同。人的教育成长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远比学校教育复杂，且更具有综合性。因而，教育成长不能等同于学校教育，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知识传授。我们是否应该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认识、分析、思考教育问题、战略、架构，且系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人的教育始于通识教育，目标应该是无止境的自我完善。如果某个人要具备自我完善能力，那么，他所具备的道德、态度、习惯、价值观等软知识比他所掌握的书本知识重要得多。这些伴随整个人生的软知识，如七种基本态度、各种重要的生活习惯，可能在幼年时受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养成了。对这些软知识形成的影响，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都有类似的教育经验，不良的家庭教育存在着不同的原因。
三、赢在起跑线上
针对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恐怕是最流行的语句之一。这种流行的背后还是“教育就是学知识”的思维在作祟。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远不如我们严格规范，课堂教学也比我们自由散漫，教学不严格遵循教科书，甚至没有固定教材，所讲授的数学、物理等知识简单得多。按理说，我们已经远远地赢在了起跑线，可我们的教育整体却输了太多，这是为什么？
世上本无起跑线，设定起跑线实属“画地为牢”之举。眼见别人的小孩学习各种东西，自己却寝食难安，一味地盲从，非要让小孩学点什么才能心安。表面上看，这种行为属于“红眼病现象”，其背后则体现了不成熟的教育思维。果非要设定起跑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是最好的起跑线，同时更需要理性地思考：除了学习知识、技能，到底还要培养小孩什么？
其实，所有可以画出起跑线进行比较的教育，都是面向结果的教育。这种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的教学，轻视软知识的培养。教育，除了教授书本知识、专业技能以外，更要通过知识讲授，培养良好的道德、理想、态度和习惯等软知识。这些方面对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却画不出起跑线，更无法比个高低输赢。因此，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却输在了根子上。我们的学生可以赢得各种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但我们的教育却“不是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难以培养一流的创造性人才。
四、采用原版教材
针对教育问题，有人试图通过采用原版教材来解决。很多大学，包括很多“985高校”，常常强调采用多少原版教材、多少门课程实施双语教学，以突出自身办学的特色、优势和国内外影响。教育管理部门在实施教育质量工程项目、开展教学检查评估时，将双语教学、采用原版教材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按理说，采用原版教材以后，国内的所有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皆可使用同样的教材，国内学生与国外学生也可学习同样的知识，那么，大学培养的人为什么差距会那么大呢？
有人也许会说，教师水平和学生悟性存在差异，导致学生接受、理解知识的程度不同。有人还可能说，我们在教育上的经费投入、设施建设等方面不如发达国家。纵观全球，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际一流大学的“最后产品”在质量上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然而，北大、清华每年可是从近千万考生中选拔佼佼者，他们与国外一流的学生相比，智商应该不分伯仲。国家每年投入给北大、清华的办学经费并不亚于国外一流大学。更何况，曾经的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同样培养了一流的人才。由此可见，这些理由和说法皆不成立。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原版教材、双语教学、知识、国际合作与交流、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管是原版教材还是中文教材，相同课程的教材介绍相同的知识，语言只是表达知识和思想的载体。教师采用中文、英文还是其他语言讲授知识亦不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大学之间的差距在于大学文化的差距，大学文化又表现在价值观、态度、习惯、思维、教风、学风、活动组织、践行现代教育理念的过程等难以量化的方面，甚至包括理想、精神和追求，而不是固化在书本的理论、技术、思想等方面。如此看来，引进原版教材只是引进了书本知识，难以引进别人教育的理念、过程和方法，并未根本性地改变“工匠学徒式”的人才培养方式，更不能改善大学文化。因而，采用原版教材、双语教学等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究竟该如何创建一流的大学文化呢？
文化如果缺乏交流，只会近亲繁殖、文而不化，甚至变得僵化。从长远看，外部交流比内部交流、国际交流比国内交流对文化活力的影响更甚。大学可以通过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域、跨国家的学术研讨、会议沙龙、交流访问，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各种思想的碰撞、教育理念的丰富，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善大学文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国外一流大学为何如此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大力推进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其根本目的应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引进并践行现代教育理念，推动教育过程改革，提高大学文化的水平，而非局限于学术水平，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我们的很多大学只停留在签署合作协议、引进原版教材、推进双语教学、派出师生留学、招收留学生等行为。有的大学签署了上百个国际合作协议，却无任何实质性的交流合作。邀请国外著名教授来华讲学，我们却非常功利性地只关心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甚至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为了装点门面，有的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影视明星担任客座教授。明星们并非没有思想见地，但他们常常忙于“捞金”，做客都未必有时间，还有时间思考并教授学生吗？由于文化改善非一日之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效，且成效往往不可见，因而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短期内很难带来效益，更难以助力各级领导的仕途升迁，故而显得很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
五、结果导向的问题
追逐知识和采用原版教材，是同一事情的两面。我们与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包括大学和中小学在内，可看作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差异，也可归结为培养学生思考什么和如何思考的差异。在学生低年级的时候，这种差异就开始不断地积累，并被普遍化，最终形成态度、习惯、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我们似乎更加关注老师讲授知识是否清楚，学生能否理解所学知识。真正一流的教育则是结合知识内容开展教学，培养学生思考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实际上，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软知识需要以具体知识、事例等为基础和载体，知识讲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基于一定的知识积累，学生学习某个知识点、技术点可能只需要一节课，如某个定律。而该知识点的研究形成、技术点的发明创造，则可能是某个科学家、发明家的毕生心血。
一百多年前的前沿研究内容，已经进入今天的大学、甚至中学教材。例如：元素周期表、电磁学原理、物种进化论等都是中学的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百多年前大学的知识水平。当时的大学教授也不懂这些知识，可今天的中学生却懂了。如果仅从知识掌握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学生是不是比当时的教授更加智慧呢？因此，研究、发明和创造的过程最体现科学家、发明家的智慧。老师、学生以及普通百姓都知道“渔”比“鱼”重要的道理，可一些官员、老师、家长面对具体教育问题时，却只关注“鱼”，出现现实中常见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现象。那么，我们的教育又缺失了什么，使得整个社会普遍地存在“知行不合一”现象呢？
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知识在不断地积累、爆炸，人生可用于学习的时间却只有那么多。西方教育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传授，永远培养不出完整的人。因此，教育发达国家的大中小学教育，通常并不局限于知识传授，而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要求学生自己找资料、分析、讨论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培养了学生“渔”的能力，使他们学习掌握解决问题、形成知识、发明技术的方法。
“工匠学徒式”培养方式极易令个人形成微观思维，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形成非理性且不成熟的思维。君不见很多人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单纯地寄希望于知识、技术；人们对学术大师充满了极端崇拜，似乎一个大师就能改变一个大学的水平；面对社会不公和经济腐败现象，人们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包青天”；有的人保养身体或治病，又将希望单纯地寄托于一顿山珍海味、一副灵丹妙药。不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漩涡里还要徘徊多久，才能认识到教育的真谛，走出误区，真正践行现代教育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体系，践行现代教育理念，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培养完整的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否则，杨振宁博士关于诺贝尔奖的预言还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六、能力培养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