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鲁格曼提出“法语就像任何活语言一样也有自己的诞生地”K.Brugmann und A.Leskien，Zur kritik der künstlichen Weltsprachen.Straβburg，1907，25.的观点是错误的。
集体“语言”没有勃鲁格曼所说的“诞生地”。或许，个体语言在语言载体的大脑中还有“诞生地”。并且在一个大脑中如果有几种“语言”扎根的话，那么这些语言就有一个共同“诞生地”，不相互批判和排挤。这时，相关的语言完全不一定应当属于所谓“活的”语言。拉丁语、希腊语、以色列语、梵语等都有“诞生地”，因为这些语言已经作为个体语言进入了个别人的大脑中。
“国际人工语言”也具有了准确意义上的“诞生地”。这种语言没有什么基础，但却是个别热情者大胆且独立的事业。
每一种“语言”可以植入任何一个健康的人类大脑中。个别语言无论如何也不是某种自生的东西。只有语言最普通的前提条件才是通过继承的途径获得的，而只有最小的差异、在最低程度上的区分倾向才能从专门的民族特点中传播下来。汉族或者霍屯督族人的儿童，如果从一开始就处于德国环境中，自出生时他在语言方面就可以成为德国人。相反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语言祖先与生理上的祖先完全不同。将语言起源与语言属性，甚至语言强制相提并论是以混淆概念为基础的，是非常遗憾的，因为这种相提并论是如此不符合逻辑，如此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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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为语言而存在，还是语言为人而存在？
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有机体，也不是不可触及的偶像，语言是工具和活动。人不仅有权利，而且这是他的社会责任，根据使用目的和需要改善自己的工具。甚至用其他更好的工具替换已经存在的工具。
因为语言与人是一体的，语言经常伴随着人。相对于我们在其他心理—生活领域见到的现象而言，人应当更全面地掌握语言，使语言服从于人的有意识干涉。
甚至人工语言最凶狠的对手都必须同意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没有国际人工语言，我们用“人工”的、有意识地安排好的干预去限定和有意地改变语言生活的“自然流向”。
那么，任何的教授语言，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都是在应受谴责地干预“自然语言发展”的行为。当我们纠正语言“错误”和“笔误”时，我们违背了自然原则。一方面，任何语言净化主义，任何排挤语言的“外来户”，另一方面，所有的正字法改革，都属于限制事情自然进程的人工手段之列。很多新的科学上的和其他技术术语只能借助于“人工”途径产生，也就是由有意识调控所致。
14.“好吧。——可能有人会反对我。——我们承认，在上面所说的各个情况中，就是人工干涉语言生活的自然流向，但这与发明特殊的语言相比，完全是两回事。语言是不能发明的。”
很遗憾，这个看起来像反对意见的观点被大量无可争议的实际发明语言的情况所推翻。这些发明或是“无意识”，准确地说“半意识地”产生的，由“简单的追求”行为所致，或是有意识、有意图、完全“人工的”途径产生的。所有“人工的”边界语言、“混合”语言都属于第一类，借助于这些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行为得以实现（比如，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等等）。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秘密语言和大学生的惯用语，街头小孩、流浪汉的行话。第二类包括在不同程度上科学构建的“人工”语言。这些语言觊觎作为国际辅助语言发挥作用。那些属于第一类的语言，只是没有任何计划、部分地实现了。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连续地体现在国际辅助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