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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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最后的一年(1)

一书店

对我们来说,1880年年初最突出的一件事是我们开始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开设“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店(专门供应外省市)”。

虽然我们在金钱收支方面一年比一年趋于正常,大多数债务,早从六十年代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承担的债务,已经还清,但是经济情况仍然不稳定:生活费用比过去增加,生活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怎么也攒不下钱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使我们非常忧虑,特别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意识到,工作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而且他的病(肺气肿)也逐渐加剧,种种迹象令人担心,他可能为了健康情况恶化而中断文学工作。正是由于预计到这种不幸情况,我们就想积蓄一点钱或者经营一些旁的事业来增加收入。但是,即使就目前来说,妇女的事业范围也相当狭窄,更不用说在那个时候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到底经营哪种事业才能多少获得一些收入,以补贴家用。经过长久的思考,并向一些熟人们打听以后,我决定开一个专门供应外省市的书店,特别是我过去曾经几次接触过出版业务,对卖书方面的事多少有点熟悉。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具有两个优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不必离家外出,可以依旧照顾丈夫的身体,教育孩子们,料理家务和私事;第二个优点是,开设这个书店几乎不用花什么钱,不必租用店铺,购进货物,最初可能只需要买进那些主顾汇钱来订购的书。唯一的支出是需要缴纳税款以获得“商业许可证”和雇用一名徒工上街买书,缝好邮包,把它们送往邮局。上述种种每年得花费二百五十至三百卢布,这笔费用我们还承担得起,可以冒一下风险。当然,要使事业获得成功,有必要在报刊上登广告,但是我想开头依靠那些分别寄给《作家日记》老订户们的胶印广告,到第二年,我打算和《家庭晚会》的出版者[1]共同出资印几万份大型广告分送各处。这广告于1881年年初寄出,但对事业的进展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当然,这个书店只有属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才能指望获得成功。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省税务局取得了“商业许可证”,他就变成了商人,少不得要被他在报界的敌人们嘲弄一番。不过,这种嘲弄丝毫也不能刺伤我丈夫的自尊心;因为他经过深入的考虑,赞同我的想法,跟我一样相信我们的事业能够获得成功。

我对成功的希望主要建筑在下述的推测上:1876至1877年《作家日记》的订户们鉴于我们的出版工作一贯进行得十分认真、细致,就会对这个出版者所办的书店抱有信心,订购他们所需要的图书。我的希望实现了,过了两三个月不到,在过去《作家日记》的订户中,就有一批人(约三十个人左右),每个月通过我们的书店订购书籍。我记得,例如波尔塔瓦主教通过他的属下В。М。叶列茨基公爵,每月订购许多珍贵的出版物(供私人藏书和馈赠友好之用)。我还记得明斯克的一位工程师用大笔钱订购图书,而且不只是他的专业方面的图书。

除了正在形成的一个固定的买主核心外,还有不少零散的、注意到我们这家新开的书店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气恼的主顾,他们订购某种报纸,书店由此只能净得二十五戈比。但是更令人气恼的是那些迫使我们去寻找某种很早已告售罄的书的买主。经过长时间认真仔细的寻找以后,我们往往只得把钱退还给这些订购者。

这书店并没有占用我很多时间:我只须管理图书,记下要求和计算账目。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在书店干过活的徒工彼得,他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是买书和寄书的活儿却干得挺出色。[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们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每月月底,我总是给他写一份在这方面的收入和支出的清单。年初和年终(订购报刊的时期)的利润在八十至九十卢布之间浮动;夏季的那几个月则在四十至五十卢布之间浮动。总的来说,开店的第一年,除了开支以外,净赚八百一十一个卢布,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这样的成果是个前途有望的吉兆。

自然,我们的业务范围可以一下子扩大:有些学校和地方自治机构要求赊购图书,但是由于书款的数目相当大,所以明知有利可图,我们也只得拒绝这些顾客的要求。

开办供应外省市的书店是一项利润很高的事业,当然,这得善于经营,经营得认真、细致才行。我亲眼看到这样的小书店在三十年之内变成了规模很大的图书公司(如巴什马科夫兄弟公司、帕纳菲金公司、克柳金公司),我完全相信,如果我把经售图书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我现在就会拥有一家规模不次于《新时报》的书店。这项事业之所以中断,是因为我要着手出版我丈夫的作品全集,我得把我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放进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以后,我表示要把书店关掉;那时候,有许多人请求我把我的书店转让给他们经营,有些人甚至愿意出一千五百卢布,把它买下来。但是我没有同意: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书店非得我亲自经营不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书店的尊严负有责任。我不知道那些想买下书店或者有意无偿地把它接管的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书店经营不善或者马虎从事会使我所珍视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受到非难和嘲笑。

这样,1881年3月初,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店就停业了。

然而,当我回忆我这项持续不久的事业时,我心中总是怀着美好的感情,主要是因为在顾客和书店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些人天真地认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真的在从事图书销售业务,就把信写给他本人。另外一些人则写信给书店,要求转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阅读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者他的其他作品时的喜悦心情。还有一些人要求在邮寄收费单时在上面报道“大作家”的健康情况并向他转达良好的祝愿。有一些像这样纯朴、热情的信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受感动,他要求我以他的名义函复这些来信者,向他们问候、致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受到他在文学界和其他领域的朋友们和评论家们的不怀善意的对待;因此,他非常珍视那些他完全陌生、但支持他的艺术活动的人们对他的才能所表现的纯朴、有时是天真的迷恋,珍视他们对他的尊重和忠诚。

二一八八〇年初。文学晚会。访问友好

总的来说,1880年开初的时候,我们家的情况良好:自从去年(1879)到埃姆斯去了一趟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样子变得健康起来,发癫痫病的次数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孩子们身体也很好。《卡拉马佐夫兄弟》获得毫无疑义的成功,其中有几章使一贯对自己非常严格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感到满意。[3]我们选定的事业(书店)已经创办,我们的书籍销路很好,总之,一切事情都进行得不错。这些情况凑合在一起,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他的情绪愉快、振作。

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很感兴趣,非要出席这一盛会不可。我也随同丈夫前往,主要是为了把他保护好,以免他在人群中染上感冒。答辩会开得很出色,索洛维约夫成功地反驳了那些严厉的评论员们的攻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等到公众走散,以便向这次盛会的主角握手庆贺。索洛维约夫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顾身体虚弱,在这个他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来到大学,加入他的朋友们的行列,显然感到高兴。[4]

1880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虽然紧张地从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但他还是多次参加为了赞助各种团体而举行的文学朗诵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精湛的朗诵技巧吸引着听众;因此,不管他当时如何繁忙,只要他身体健康,他从不拒绝参加朗诵。

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年初参加了下述活动:2月2日应彼·伊·魏因贝格彼得·伊萨耶维奇·魏因贝格(1831—1908),诗人和翻译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基金会的朋友。之请,在科洛缅斯科耶女子中学进行了朗诵;3月20日为了赞助圣彼得堡救济院少年部而在市杜马大厅进行了朗诵我不能不谈到1880年3月20日我在文学晚会上碰到的一件趣事。市议会的大厅里坐满了衣着入时的听众,其中大部分是男子。当我仔细打量周围的人们时,有个情况使我感到诧异:我觉得大多数男子都很面熟。我把这情况告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对这奇怪的现象也觉得纳闷。但是在中间休息、所有的与会者和他们的妻子被请到隔壁大厅里去的时候,事情就清楚了。在那儿的几张大桌子上放着香槟酒、水果和糖果,晚会的主人,市长И。И。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夫人非常殷勤地款待歌唱家和文学家们。市长夫人是圣彼得堡救济院少年部的监护人;因此,中心商场的商人和店员们自然都应她的召唤前来参加为资助她所监护的机构而举行的文学晚会,我呢,为了要给孩子们准备夏天穿的衣服料子、寻找漂亮的图案,日前走遍了整个中心商场;这样一来,那些店员们的脸就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刻,我便觉得他们有些面熟。我本来还以为这是某种我所不了解的怪现象,后来,终于真相大白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他选的朗诵材料是“佐西马长老和村妇们的谈话”。

第二天(3月2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去参加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为资助教师专修班而举行的晚会。我丈夫选择了《罪与罚》中的一个片断:“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一匹疲劳不堪的马”。这一片断使人产生压抑感,我亲眼看到,在朗诵到凄惨的情景时,听众们脸色发白,有些人在哭泣。我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3月28日为资助圣彼得堡大学学生救济协会而举行的文学晚会上,我丈夫进行了这一年冬天最后一次朗诵,朗诵的题目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马尔美拉陀夫的谈话”。

1880年秋天,文学朗诵会又恢复活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应文学基金会主席维·帕·加耶夫斯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加耶夫斯基(1826—1888),法学家,文学史家和图书编目专家,文学基金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该会主席多年。的约请,在10月19日皇村中学校庆日参加了旨在资助文学基金会的活动,这位主席曾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听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吝啬的骑士》中地下室的那个场景(第二场),接着朗诵了《在温暖的春日》;后来观众请他出场,他又朗诵了《先知》,这首诗激起了听众们极大的热情。信贷社的墙壁仿佛由于暴风雨般的掌声而震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鞠躬谢幕,但他被听众们一次又一次地请出场,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分钟左右。[5]

由于这次文学作品朗诵会开得很成功,维·帕·加耶夫斯基就决定在10月26日重复举行一次,节目和表演人与上次完全相同。由于市民们的传扬,这个晚会吸引来很大一批听众,不仅大厅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也站着许多人。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场的时候,听众们都鼓起掌来,经久不息,以致他不能开口说话;接着,他每朗诵一句诗都引来一片掌声,朗诵就被打断,临了,观众们还不让他下场。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先知》的时候,人群欢跃,达到了高潮,那情景真是难以言传。

11月21日,为了资助文学基金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又举行了文学朗诵会。在上半场,他朗诵了涅克拉索夫的诗作《摆脱迷误的时候》,下半场朗诵的是果戈理的史诗《死魂灵》第一部中的几个片断。

11月30日,为了资助彼得堡大学学生救济会而在市信贷社举办了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伊柳舍奇卡的殡葬》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章节。——译者注。虽然他朗诵的声音低,但却那么富有艺术表现力,那么打动人心,我看到自己周围都是一张张哀痛和哭泣的脸,不仅妇女如此。大学生们向我丈夫献上桂冠,他们一大群人簇拥着他,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目睹这情景,确信青年们对他十分喜爱和尊敬。这对我丈夫来说弥足珍贵。

在文学朗诵会上,观众们对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凡亲切。他一上台,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几分钟之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朗诵用的小桌子旁边站起身来,鞠躬致谢,而观众却不让他开口,随后,在朗诵的过程中,他们又屡次用震耳欲聋的掌声打断他的声音。在朗诵结束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应观众的要求,出场三四次。当然,观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洋溢的态度不能不使他喜悦,他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在朗诵以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担心他那微弱的声音只能被坐在前几排的人听到,不免为此而苦恼。但是,在这种场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却如此兴奋,以致他那通常微弱的声音显得异常清晰,他朗诵的每个词都能在大厅的所有角落里听得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