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上舞台，朝鼓掌的听众们鞠躬致意后，不是立即开始朗诵，而是用心观察坐在右墙边的所有的太太们。为了让丈夫立即看到我，我就用白手绢擦额头，或者从位子上欠一欠身。直到确信我在大厅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开始朗诵。我的熟人，还有晚会的干事们，自然注意到我丈夫在暗中监视我，探询我的行动，他们往往就此对他和我开几句玩笑，有时把我弄得很生气。这使我感到厌烦，有一次去参加晚会的时候，我便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你要知道，我亲爱的，如果你今天还是那么注视我，在听众中间寻找我，那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从位子上站起来，从舞台旁边走过去，离开大厅。”
“那我就从舞台上跳下来，在后面追你，问你发生了什么事，上哪儿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十分严肃，我坚信，如果我突然走掉，他真会干出这种让人笑话的事来的。
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忘症
癫痫病的发作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主要是忘记人的名字和面孔，他往往见到人而认不出是谁，这给他招来不少敌对者；而当人们向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如果他不详细询问对方的话，他就完全不能确定跟他讲话的是何许人。这就得罪了那些忘记或不知道他有病的人，他们认为他傲慢无礼，故意装出健忘的样子来侮辱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访问迈科夫家，在他们房子的楼梯上遇见作家费·尼·贝格，他曾在《当代》杂志工作过，可是我丈夫却把他忘了。贝格十分亲切地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招呼，看到我丈夫认不出他来，便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认不出我来了？”
“请原谅，我认不出来了。”
“我是贝格。”
“贝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费·尼·贝格（据他说，那时刻他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的女婿，典型的德国人“贝格”）。
“诗人贝格，”对方说明道，“难道您不记得我了吗？”
“诗人贝格？”我丈夫重复说，“看到您很高兴，很高兴！”
但是贝格被迫一再说明自己的身份，这使他深信，费奥多尔是故意装作认不得他，他对此次所受的委屈终身不忘。这样，由于健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树敌很多，尤其在文学界。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社交界碰到某些人而认不出他们来，这种情况有时把我也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得不为他向别人道歉。我记得一件有关这方面的可笑的事情。我和我丈夫一年中有三四次在节日到我堂弟米·尼·斯尼特金家去做客，我堂弟很喜欢在家里和亲戚们聚会。我们差不多每次在那儿碰到我的教母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涅乌波科耶娃；自从结婚以后，我没有去探望过她，因为她的丈夫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政治观点不同，两个人合不来。我丈夫彬彬有礼地向她们打招呼，但从不跟她交谈；这使她很生气，她把这种情况谈给双方共同的亲戚听，他们告诉了我。我们第一次去斯尼特金家时，我就请求丈夫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多少谈几句，尽可能对她亲切一些。
“好吧，好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道，“你只消指给我看，哪一个是你的教母，我就会找到有趣的话题。你会对我满意的！”
到了斯尼特金家，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了指一位坐在长沙发上的太太。他首先专注地朝她望了望，然后朝我望，接着又朝她望，向她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是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走到她跟前去过。回到家里以后，我责备丈夫，他连我这个小小的请求也不愿意照办。
“但是，劳驾告诉我，安尼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困惑地回答，“你们两个人，到底谁是谁的教母？我方才把你们俩打量了一下：你们彼此没有多少差别！这就把我搞糊涂啦，为了不致弄错，我决定还是不到她身边去好。”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教母的年龄相差不很大（十六年），又加上我一贯穿着很朴素，几乎总是穿深色的衣服，而她却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着头饰，所以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轻。正是她的模样显得年轻，才把我的丈夫搞糊涂了。
不过最奇怪的是，过了一年，又是在圣诞节，我知道我肯定要在斯尼特金家碰到我的教母，于是我便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出同样的请求，着重说明我和她的亲戚关系。看样子，我丈夫对我的话听得很仔细（其实，是在想别的事），答应我这一次跟她谈话，但结果还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又像去年那样怀疑起来了，不能确定“谁是谁的教母”，而当着别人的面问我又不方便。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会忘掉他经常接触、跟他最亲近的人的姓名，这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丈夫去我国驻德累斯顿的领事馆，为的是证明某项委托书确系我签名（我本人因病未能前往）。我从窗口望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匆匆地回家来了，我便走去迎他。他进来的时候神情激动，气冲冲地问我：“安尼娅，你叫什么？姓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我困惑不解地回答，对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吃惊。
“我知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可你在结婚前姓什么？大使馆里的人问我，你在娘家的姓，我把它忘了，只得再上那儿去一次。看来，官员们在笑我连自己的妻子的姓也给忘了。你把姓写在自己的名片上，要不，我在路上又会忘记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生中屡见不鲜，使他树敌很多。
注释：
[1]讲演的题目是“神人合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证实，这是“有上千听众的讲演”。（陀思妥耶夫斯基1878年3月24日给Н。Π。彼得松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9）
[2]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出席的这次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演讲会于1878年3月10日举行。托尔斯泰对斯特拉霍夫没有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出席这次讲演会一事同样衷心地感到遗憾。详细情况可参阅本书第十二章中《和托尔斯泰的谈话》一节。
[3]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4]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29。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奥普塔小修道院之游从1878年6月23日至6月29日。关于这次旅游，可参阅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弗·谢·索洛维约夫文集》，第3卷，页197）和Л。И。斯塔赫耶夫的随笔《群像和画像》（《历史导报》，1907年，第1期，页84—88）。奥普塔小修道院是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位于卡卢加省的古城科泽利斯克，据传说，早在十四世纪建成。这个修道院和萨罗夫斯基修道院（在坦波夫省）、格林斯基修道院（库尔斯克省）、别洛别列日斯基修道院（奥廖尔省）一样，恢复了俄罗斯修道生活的特殊典型——长老制（东正教中的长老是良心的指导者）。奥普塔小修道院的长老们始终吸引杰出的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到过奥普塔小修道院的有：尼·瓦·果戈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阿·尼·阿普赫金、瓦·安·茹科夫斯基、弗·谢·索洛维约夫、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尼·谢·列斯科夫、伊·谢·屠格涅夫、阿·康·托尔斯泰等。（参阅Д。И。波格丹诺夫《奥普塔小修道院和俄国作家们对它的朝拜》，《历史导报》，1910年，第10期。还可参阅Н。帕夫洛维奇的文章《奥普塔小修道院》，收入《普罗米修斯》，1980年，第12期）值得注意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中有以下的书籍：《奥普塔小修道院长老，修士司祭列昂尼德传记》，莫斯科，1876年；《奥普塔小修道院历史记述》，第三版，莫斯科，1876年。尼·尼·斯特拉霍夫也可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地叙述了有关奥普塔小修道院的情况，他曾于1877年和列·尼·托尔斯泰一起到过该修道院。
[5]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注释》中，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引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的话：“我要提到的，做母亲的，要提到的，我将在祈祷时提起你的忧愁，祈祷你的丈夫健康。”（《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卷集》，第9卷，页66）接着，她写道：“1878年从奥普塔小修道院回来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转述了以上的话；在修道院，他和阿姆夫罗西长老谈了话，告诉后者，我们如何为不久前儿子的夭折而悲伤、哭泣。阿姆夫罗西长老答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祈祷时提到阿廖沙’和‘我的哀愁’，‘祈祷我们和孩子们健康’。跟长老的谈话和他为我们祈祷的允诺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受感动。”（Л。Π。格罗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堂讨论》，页67）阿姆夫罗西长老在某种程度上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原型。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腐臭的气味》一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奥普塔小修道院听到的阿姆夫罗西的话相对照是饶有意味的。阿姆夫罗西经常说：“我在生前受到人们很多赞扬，因此，从我身上将会发出臭气。”佐西马的隐修区和修道室的环境和布置是按照奥普塔小修道院的格局再现的。关于阿姆夫罗西长老是佐西马的原型这一情况可参阅Р。Β。普列特尼奥夫所写的《智慧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长老们”）》一文，收入论文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Α。Л。贝姆编，第2集，页73—92，以及С。Β。别洛夫所写的《佐西马和阿姆夫罗西》，《科学和宗教》，1974年，第4期，页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