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为我丈夫低落的情绪而苦恼，特别是我知道，除此以外，他还因没有收到我答应寄给他的钱而不安；可是我没法给他寄钱，因为《俄国导报》编辑部搞错了：他们把钱汇到了彼得堡的阿亨巴赫和科利银行。我曾答应过丈夫，一天都不离开孩子们；因此，我不能到上述银行去取钱，只能把汇款单退还，请求寄现款到旧鲁萨。我一收到钱，就立刻寄给了丈夫。
六一八七九年。关于购买田庄的想法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想到在自己的文学活动减少或者本人死亡的情况下全家的命运，当他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便产生一个想法：在我们还清债务之后，买一个小田庄，将来部分地靠它的收入生活。我丈夫于1879年8月13日从埃姆斯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我老是在想，我自己一旦离开人世（我在此间对这一点想得很认真），将拿什么留给你和孩子们。大家都以为我们有钱，而我们却一无所有。眼前我背负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重担，必须把它很好地写完，精雕细刻，不过这个作品很难写，要冒风险，花费很多精力。但是这个作品将决定我的命运：它必须确立我的名望，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在我结束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明年年底，我将登报征求《作家日记》的订户，然后拿这笔订费购买田庄，而在下次征订之前，我将靠售书来维持生活和出版《作家日记》。一定得采取有力的措施，要不然，就会一事无成。得啦，不用再说了，我还得跟你商谈，和你争论一番，因为你不喜欢农村，可我却有坚定的看法：一，农村是为孩子们筹备的财富；二，掌握土地的人也参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机关。这关系到孩子们的将来，决定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是坚强和独立的公民（不比任何人差）还是卑微的人。”在后来的一封信1879年8月16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中，我看到下面的话：“我在这儿老是在想象对未来的安排，想象购买田庄的事。你相不相信，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几乎入迷了。我为孩子们和他们的命运担足了心。”
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我丈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我觉得，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购买田庄以保障孩子们前途的想法很难实现。主要的问题在于：就算买到了田庄，又由谁去经营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使懂得农务，但是他忙于写作，也未必能积极地从事这项活动。而我呢，对农业一窍不通，必须经过好几年的学习，才能掌握它，适应这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事业。只能把田庄托付给管家经营，但是根据我们熟悉的一些地主们的经验，我可以预测，由管家经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这个想法中得到慰藉，他对它那么坚持，使我不忍心反对他，我只是请求他，等到我们终于分到他的姨母亚·费·库马宁娜的遗产中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土地时，再着手逐步安排农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我的主张，决定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稿费留在《俄国导报》编辑部储存起来，以备经营田庄之用。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就继承了亚·费·库马宁娜的遗产。它是一个占地六千俄亩的田庄，离梁赞一百俄里，靠近斯帕斯克列皮基村。这个田庄的三分之一，即两千俄亩左右土地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兄弟（他们得付钱给姐妹们）所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以分到五百俄亩地。
由于库马宁娜的继承人很多，要达成协议有很大困难。把整个田庄卖掉吧——找不到买主，而我们和其他的继承人却得交税款，还要付给代理人赴田庄、写公文的钱以及诉讼等费用，这样一来，那份遗产只能给我们带来麻烦，增加开支。
最后，几个继承人总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接受现成的土地；但是土地有多种多样，从古老的森林到连绵的沼地，我和丈夫拿定主意，宁可选择一块面积小得多的土地，但求土地质量好。为了选择地块，必得到田庄去察看。每年春天，大家都谈到全体继承人到田庄去选择和划定自己份内一定亩数的土地。但是，到时候，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继承人去不成，事情就得拖到来年。到了1879年夏天，继承人终于决定在莫斯科聚会，以便达成最后的协议；如果这次聚会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全体人马就去梁赞，从那儿前往田庄，在田庄上当场把事情彻底解决。
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埃姆斯治病，要过一个月才能回来。田庄的问题是我们的一大累赘，眼前出现了能够结束这个问题的机会，如果放弃它，那实在可惜。从另一方面说，我感到很为难——我是否要把这次拟议中的田庄之行告诉丈夫，何况也不一定能成行？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爱自己的孩子，很为他们的生活担心，我生怕这一长时间旅行的消息会使他不安，从而妨碍他的治疗。幸而我事前就获得丈夫的同意，准备带孩子们去圣尼尔·斯托尔边斯基修道院（距旧鲁萨一百俄里），由于这次旅行需持续一个星期，我就决定先到莫斯科去两三天。但是到了那儿，碰到几位准备去田庄的主要继承人，我便下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和孩子们一起去察看土地，选定最合乎我丈夫心愿的地块。我们的田庄之行花了约莫十天时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替丈夫选定了位于所谓“佩霍尔卡”的两百俄亩适合于建筑用的森林以及一百俄亩田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选择感到满意，但是在他从埃姆斯寄来的几封信中却狠狠地责备我不该向他“保密”。每次有什么事瞒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自己也总感到难受，不过有时候却非如此不可，为的是不要惊动他，不让他由于激动（这可以避免）而又一次发癫痫病，每次发病都把我丈夫搞得痛苦不堪，特别是在远离家人的时候。
9月初，我们从旧鲁萨回来，惯常的生活又开始了：下午二时左右，有几个人在我家聚会，一部分是熟人，一部分是陌生人，他们轮流来找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在他那儿坐上一个小时。我知道，长时间的谈话会使丈夫感到疲倦，于是我便打发使女请我丈夫到我这儿来一下，当他来到的时候，我就端给他一杯刚沏好的茶。他很快喝下去，问一下孩子们的情况，又急忙去跟人谈话了。有时候，由于谈话时间过长，只得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到餐室里，以便他接待来请他在为赞助某某机构而举行的晚会上朗诵的代表们，或者和某位来不及等待陌生的客人们依次访问完毕的朋友会面。
这一年冬天，由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社交界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好感进一步加强，他开始收到被邀参加舞会、文学晚会和音乐会的请帖和票子。他得提笔婉辞或者写感谢信，有时候，为了不致得罪邀请者，我丈夫就派我去参加，而我枯坐一两个钟点，寻找庆祝活动的女主办人，以丈夫的名义对她们的盛情表示感谢，同时由于他手头工作紧迫而不能出席向她们致以歉意。这一切使我们的生活复杂化，很少给我们带来乐趣。
1879年12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了好几次文学作品朗诵会。例如，12月16日，他参加了为赞助拉林中学贫苦学生救济协会而举行的朗诵会。那天他朗诵的是《在枞树节晚会上的小男孩》，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参加者中间有演员、以善于讲故事著名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戈尔布诺夫，我记得，由于他的出席，朗诵室里特别活跃。作家们读完选定的片断后，就留在朗诵室里，不再到听众中间去了。戈尔布诺夫兴致勃勃，讲了许多大家从未听到过的俏皮话，甚至还在海报上画了某个人的肖像。
12月30日又举行了文学早会，在这个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这一章。朗诵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听众们热烈鼓掌，迫使作者多次出台致谢。[22]
七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
1879至1880年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为各个慈善机关和文学基金会等朗诵作品。由于丈夫的健康情况欠佳，我总是陪同他出席这些文学晚会，而且我本人也很想聆听他那真正富有艺术性的朗诵，置身在那些景仰他的彼得堡听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我去参加晚会时，身边总是带着我丈夫朗诵的原书，咳嗽药（埃姆斯片剂），还多带一块手帕（万一他发病时用）和厚毛围巾（以便丈夫来到寒冷的户外时用以裹住喉部），以及其他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总是带着很多东西，就称我为他的“忠实的侍从”。——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文学晚会大多数安排在亚历山德拉剧院对面的市信贷公司的大厅里或警察桥边的贵族俱乐部举行。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参加上述社交活动的场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出乎我的意料，毫无根据地醋劲勃发，有时候把我置于难堪的境地，使我十分扫兴。我举下面一件事为例。
有一次，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参加晚会时迟到了一会儿，别的与会者已经来齐了。他们看到我们进入会场，就友好地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致意，而男子们则吻我的手。看来，这一社交界的习惯（吻手）给我丈夫不愉快的印象。他冷淡地跟大家打了招呼，就走到一边去了。我刹那间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和在场的人谈了几句话，就在丈夫旁边坐了下来，以便消除他的不快情绪。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问了两三个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没有作答，随后，他“凶狠地”瞥了我一眼，说道：“你找他去！！”
我感到惊奇，便问：
“找他，找谁啊？”
“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究竟找谁去啊？”我笑了起来。
“找那个刚才热烈地吻你手的人！”
所有在休息室里的人都出于礼貌吻了我的手，当然我就吃不准，我丈夫认为哪一个应对我的罪过负责。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放低，但是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仍然听得很清楚。我窘极了，生怕夫妇间吵嘴会让人笑话，就说：“得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你情绪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那么，我还是到大厅里去找个位子。回头见！”
说完，我就走了。不到五分钟，帕·亚·盖杰布罗夫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盖杰布罗夫（1841—1893），俄国新闻记者，《周报》的编辑和出版者。来找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我去。我猜想，我丈夫大概找不到书中标出需要朗诵的片断，于是便立即走到休息室。我丈夫看到我的时候，神情中充满敌意。
“熬不住啦？！来看他了？”他说。
“是啊，当然，”我笑着说，“可是我也想看看你。你需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需要。”
“你不是叫我来吗？”
“我根本没想到叫你来！别胡思乱想，劳驾！”
“好吧，如果你没叫我来，那么，再见，我走啦。”
约莫过了十分钟，晚会的干事之一走到我跟前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打听我坐在哪儿，所以他想，我丈夫希望见到我。我回答说，我刚离开休息室；因为我不愿意妨碍他，让他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朗诵上。这样，我就没有去。但是在第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这位干事又来找我，说我丈夫坚决要求我到他那儿去。我急忙前往休息室，走到我亲爱的丈夫跟前，看到他神情窘迫，面有愧色。他朝我俯下身来，轻轻地对我说，声音低得勉强听得见：“原谅我，安涅奇卡，你握握我的手，祝我成功吧，我马上要出去朗诵了！”
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息怒，我高兴极了，只是我摸不着头脑，在出席者中间，他究竟怀疑哪一个对我产生了突发的爱（所有的人都已届高龄）。不过他曾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过一句话：“瞧这法国佬，老是围着人打转，谄媚讨好，”此话使我懂得，他这一次猜忌的对象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德米特里·瓦西利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的朋友。主要作品是两部中篇小说：《乡村》和《苦命人安东》。老头（他的母亲是法国人）。
开完晚会回家以后，我对丈夫毫无根据的猜忌数落了一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请求我原谅，承认自己的错误，发誓以后决不重犯；但是，他又要我相信，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整整一小时内他嫉妒得好像发了疯，心里难受极了。
差不多每次文学晚会上总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然会要干事或熟人来看看我坐在哪儿，和谁在聊天。他往往走到朗诵室半开着的门边，从远处寻找我，看我是否在指定给我坐的位子上（离开第一排几步路、右面沿墙壁的位子通常是给朗诵者的家属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