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2月6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收到科学院常任秘书发来的如下公文：帝国科学院为了表示对您的文学工作的敬意，选举阁下为本院俄国文学部通讯院士。
这次选举是在1877年12月29日的科学院庆祝大会上进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次选举十分满意，尽管他的当选跟那些和他在同一个时期参加文学工作的人比起来晚了一些[10]（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三十三年之际）。
我记得，1878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出席文学家协会在各个饭店（在“博雷尔”、“小雅罗斯拉韦茨”等）举行的一月一次的午宴。请帖由著名的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签字后分发。参加这些午宴的全是文学家，他们分属不同的派别，在这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碰到他在文学界的宿敌。1878年冬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去赴宴三四次，回来的时候总是心情激动，兴致勃勃地把自己与某人意外的相会和结交告诉我[……]
四一八七八年。一个女崇拜者的来访
1878年早春的一天，我们全家和睦地坐在桌旁吃午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过长时间的散步后精神焕发，情绪极佳，愉快地和孩子们谈着话。蓦地里，响起了猛烈的铃声，使女跑去开门，我们隔着那扇通前室的半开的门听到一个女人在尖声说话：“还活着吗？”
使女听不懂她的问题，没有作答。
“我在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活着吗？”
“他活着，”不知所措的使女回答道。
我想过去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得离门较近，他抢在我前面，一跃而起，几乎奔向前室。
一位中年妇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他伸出双手，叫喊道：“您活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您还活着，我有多么高兴！”
“哦，夫人，您怎么啦？”吃了一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叫了起来，“我活着，而且还要活很久呢！”
“可是在我们哈尔科夫到处风传，”这位太太讲得很激动，“说是您的妻子抛弃了您，由于她的不忠，您病倒了，躺在床上没人照料，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赶来服侍您。我一下火车就到您这儿来了！”
我听到喊声，也走到前室里，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气愤：“你听见没有，安尼娅，”他转向我，“不知哪些坏蛋散布谣言，说什么你离开了我，这有多么气人？多么气人？！！”
“镇静点儿，亲爱的，别激动，”我说，“这是误会。你走吧，你站在前室里会着凉的。”我说着，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轻轻地拖向餐室。他听从我，走开了，但是从饭厅里还长久地传来他那愤怒的喊叫声。
我留下来跟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谈话，她原来是个教师，很善良，但看来不大聪明。她被这样的想法所迷惑：服侍一位被妻子遗弃的著名作家，有机会陪伴他，直至他离开人间，以后，在她的余年，她将为他死在她身边而感到自豪。我极其可怜这位不幸的、显然十分焦急的陌生女子；我对她说了声“对不起”，然后走到餐室里，告诉丈夫，我想留她吃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了摆手，低声说：“好吧，你去请她来，只是让我先走掉！”他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
我回到陌生女子那边，请她休息一会儿，留下来吃中饭，但是她想必为了我丈夫要我接待她而感到伤心，拒绝我的邀请，只是要使女把她那只刚才由扫院人给她搬来的大藤箱放到马车上。我没有坚持，不过打听了一下她在哪儿歇脚，她的姓名和父名是什么。
我回到丈夫身边，看到他处于激怒之中。
“嘿，你想想，”他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们编造出何等下流的谣言：你把我抛弃了！多么卑鄙的诽谤！这是什么样的敌人虚构出来的？”
在这次意外事件中，使我丈夫最受不了的是，他想到，有人竟然对我造谣中伤。看到这件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搞得他如此紧张不安，我就建议他写封信到哈尔科夫给他的老友尼·尼·别克托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别克托夫（1827—1911），科学院院士，哈尔科夫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化学教授，社会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朋友。[11]，向他打听一下，那儿到底流传什么样的谣言。我丈夫接受了我的劝告，当晚致函别克托夫[12]，他的心情就此平静了一些。第二天，他要我去拜访那位陌生女子，但是我没有碰到她；因为她早晨已经乘火车回去了。
五一八七九年
这一年的头两个月，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紧写作长篇小说，而且写得挺顺手。3月初，我丈夫参加了几个文学晚会。3月9日，他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为资助文学基金会朗诵了作品。我们的一些优秀作家——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波捷欣阿列克谢·安季波维奇·波捷欣（1829—1908），小说家和剧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等参加了这个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选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秘密的叙述》这一章，他朗诵得十分出色，引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13]文学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大家决定3月16日再举行一次，由同一些人（除了萨尔蒂科夫外）参加。在3月16日我丈夫朗诵的时候，高级女子专修班的听众们向他献了一束鲜花。[14]在花束的富有俄国风格的绣花绦带上可以看到赞赏朗诵者的题词。
大概在3月20日，我丈夫碰到了一件有可能导致悲惨后果的麻烦事。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在午饭前出去散步的时候，一个醉汉在尼古拉耶夫街追上他，使劲朝他的后脑壳猛击了一下，我丈夫就此倒在马路上，跌得满脸是血。顷刻间，聚集了一群围观的人，警察走过来，把醉汉带到警察局，同时请我丈夫也一起去。在警察局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求警官放走肇事者，因为他“宽恕”后者，警官同意了；但是第二天报上登载了“袭击”的消息，由于受害者是文学界的名流，警察局就把审讯记录送给第十三区的治安法官特罗菲莫夫先生审查。大概过了三个星期，法院传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此案审理时，被告——农民费奥多尔·安德烈耶夫——供述，他“喝得烂醉，只是轻轻地碰了碰‘老爷’，‘老爷’就跌倒了”《呼声报》，1879年4月14日，第102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法庭上声明，他宽恕肇事者，请求不要对其处罚。治安法官勉强同意他的要求，然而由于安德烈耶夫“制造事端”和破坏治安，决定处以十六卢布的罚金，或者以拘留四天的处分代替。我丈夫在法院大门口等待安德烈耶夫，给了他十六卢布，让他付掉罚金。[15]
在复活节周的一天（4月3日），为了赞助福禄培尔协会[16]，在盐城举行了文学作品朗诵会。在这个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在枞树节晚会上的小男孩》。由于这是孩子们的节日，我丈夫就想把自己的孩子们也带去，使他们能听到他在舞台上朗诵的情景，看到公众如何热情地欢迎他。这一次的朗诵也很成功，一群小听众向朗诵者献上一束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逗留到晚会结束，和自己的孩子们在大厅里来回走着，欣赏孩子们的游戏，为他们醉心于至今未曾见过的场面而高兴。
在复活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赞助别斯图热夫女子高级专修班而于亚历山大女子中学朗诵作品。他选择了《罪与罚》中的一个场面，他的朗诵产生了不寻常的效果。女学生们不仅热烈地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鼓掌，而且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他团团围住，和他交谈，提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请求他发表自己的看法；等到晚会结束、他打算离开的时候，一大群听众，大约有两百多人，立即跟在他后面走下楼，来到前厅，准备帮他穿上大衣。我站在丈夫身旁，但是急速拥来的人群把我挤开，我便远远地落在后面，相信我丈夫不会独自走掉。果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穿上大衣后，环顾四周，没有见到我，便用抱怨的声音说道：“我的妻子在哪儿？她刚才还和我在一起。请你们帮我找到她，”我丈夫对他周围的女崇拜者们说，接着，她们就一齐喊叫我的名字。幸而她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叫我，我迅即来到丈夫身边。
春天来了，我们按例急于动身去旧鲁萨，特别是因为科什拉科夫教授嘱咐我丈夫务必前往埃姆斯，而我丈夫想和家人在别墅里住一阵，如果顺利的话，还可以在户外工作一些时候。
糟糕的是，这年春天气候寒冷，淫雨绵绵，我丈夫住在别墅里不仅没有养胖，反倒瘦了，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受。
然而夏天我们过得挺不错：我们俩都十分喜爱的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带着她一家人来到旧鲁萨度夏。我丈夫每天散步回来，几乎总要顺便去和这位聪明而善良的妇女谈天，她在他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7月中旬（18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国，24日到达埃姆斯。他在原先住过的阿尔及尔城市旅馆下榻，随即去找奥尔特医生。虽然我丈夫最后一次去那里距今已经三载，但是医生认得他，而且安慰他，甚至许诺说，“克伦亨矿泉水会使你复原。”我丈夫在7月25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医生“发现我的肺有一部分改变了位置，同样，心脏也偏离了原有的地方，——这一切都是肺气肿造成的；然而他又安慰我，说我的心脏完全健康，心、肺位置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不会导致特别危险的后果。当然，他，作为医生，必须说一些使病人宽心的话；但是，肺气肿刚开头就产生了这样的作用，那么以后又会怎么样呢？不过我还是对矿泉水寄予很大的希望”。[17]
奥尔特医生的话使我困惑莫解，心神不安；因为我近年来一直觉得我丈夫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没有想到他的病竟然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但是鉴于克伦亨矿泉水一直对我丈夫具有很大疗效，我就安慰自己，认为这一次也会使他的健康好转。
我很希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碰到他所喜爱的友人，而这种会见会给他解闷，使他不致感到每当他离家在外时常常经受的那种寂寞。但是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丈夫在埃姆斯的五个星期里没有遇见一个熟人，他痛苦地抱怨自己那举目无亲、绝对孤独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我苦恼：在阅览室里只有过期很久的《莫斯科新闻报》和缺德的《呼声报》，它只能把我气疯。[18]唯一能够解闷的是，望着这儿为数很多的孩子们，跟他们聊天。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碰到恶劣透顶的事：我今天遇见一群孩子上学去，其中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用手掌捂住眼睛在哭。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从过路的德国人那儿得知，他的眼睛发炎已经整整一个月（十分痛苦），而他那做鞋匠的父亲却舍不得几芬尼的药费，不愿带他去看医生。这使我难受极了，心里一个劲儿地翻腾，情绪十分低落。唉，安尼娅，寂寞真不好受。由于寂寞，连写作也成了苦事。这光景比服苦役更叫人受不了，是啊，服苦役还比这好受些！”1879年8月10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9]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信充满了伤感。丈夫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听到可怜的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消息，我十分哀伤。当然，她害了这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得久的。但是，对我来说，她一死，亡兄在人世遗留的一切仿佛也就随之告终了。只剩下费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过去我曾抱着他，哄他。不知怎的，我哥哥其余的孩子们却不是在我的照看下长大的。你写封信给费佳，告诉他我深切的悲痛；因为我不知道信该寄到哪儿……你猜，我5日（我把日子记了下来）做了个怎样的梦：我梦见哥哥躺在床上，他脖子上的动脉被割断，流出很多血，我吓坏了，心里想很快去找医生，但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生怕在医生来到之前他的血已流尽。这是个奇怪的梦，特别是它出现在她去世的前夜——8月5日。我并不认为，我有十分对不起她的地方：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总是接济她的，直至她的至亲中有人（儿子和女婿）帮助她的时候，我才停止经常性的接济。在我哥哥去世的那一年，我为他们的事不仅毫不犹豫、无所惋惜地花掉我所有的一万卢布，而且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文学界的名声，为了那失败的出版物而受人羞辱，像头老黄牛那样干活，就连我的亡兄也不能在九泉之下责备我。”在信的结尾还添上这么几句：“到明天，我在这儿已经沉默整整两个星期了，这不仅仅是孤独，而且是沉默。我对说话完全生疏了，只能像疯子似的自言自语。”[20]在8月16日给我的信中，我丈夫写道：“由于孤独，我变得多疑了，我总觉得一切都糟糕得很，令人抑郁。那愁闷简直难以形容，甚至连说话都忘掉了，偶尔大声说出一个词，自己也会感到吃惊。我已经第四个星期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