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8年大斋节期间，弗·谢·索洛维约夫受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的委托，在盐城的办公厅里作了一系列哲学讲演。听讲的人占满了整个大厅，其中许多听众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由于我们家在这个时期平安无事，我就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坐车去听讲。[1]
有一次听讲回来，我丈夫问我：
“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对我们的态度很古怪？他不像平时那样走到我们身边来，而且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勉强打了个招呼，立即去和别人谈话了。莫非他在生我们的气，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觉得，他好像在躲避我们，”我回答，“不过，我临走时对他说：‘别忘了星期天，’他回答，‘我会来的。’”
我有些担心，不知我是否由于性子急，说了什么话得罪了我们这位星期日的常客。我丈夫很喜欢和斯特拉霍夫谈天，常常在后者来我家吃饭以前要我准备好上等的葡萄酒和客人所爱吃的鱼。
在这个星期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吃中饭，我决定把这件事弄清楚，直截了当地问他，他是否在生我们的气。
“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特拉霍夫问。
“因为我和丈夫感到您上次去听索洛维约夫的讲演时好像有意躲避我们。”
“哦，那一次是特殊情况，”斯特拉霍夫笑了起来，“我不仅躲避你们，而且躲避所有的熟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跟我一起去听讲。他叫我不要把他介绍给任何人，因此，我只好躲避大家了。”
“什么！跟您在一起的是托尔斯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惋惜地惊叫起来，“我没注意他，真太遗憾了！自然，我不会强求跟他结识，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不过，您为什么不悄悄跟我说一声，跟您在一起的是谁？我就是瞧他一眼也好啊！”
“您可以根据他的照片认出他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笑了起来。
“照片有什么用，难道它们能够表现一个人吗？亲眼见到就完全不同啦。有时候，只要瞧上一眼，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印象终生留在自己的心中。我永远也不能原谅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没把他指给我看！”[2]
此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不止一次地对没有结识托尔斯泰表示遗憾。
二关于一八七八年的回忆
1878年5月16日，我们家突然遭到可怕的灾难——我们的幼子廖沙夭折了。在灾难降临之前没有任何预兆：这孩子素来很健康、活泼。在死亡那一天早晨，他还用不是人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咿咿呀呀地说话，对着老大娘普罗霍罗芙娜高声大笑，她是在我们去旧鲁萨之前上我家来做客的。倏忽间，孩子的小脸微微抽搐起来；保姆以为这是惊风，孩子们出牙齿期间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恰好开始出臼齿。我十分惊慌，立即去请一向为我们家的孩子们治病的儿科医生格·阿·乔申，他的住所离我们家不远，他一会儿就来了。显然，他认为这病并不严重，处了方，向我们肯定地说，惊风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孩子一直抽搐不停，于是我便叫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急坏了。我们决定求助于神经科专家，于是我便去找乌斯宾斯基教授。他正在看门诊，他的大厅里坐着二十来个病人。他立即接待了我，并且说，病人们一走，他马上就到我们家来；他开了点镇静药，嘱咐我用氧气袋，不时让病孩吸入氧气。回到家里，我看到我那可怜的孩子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失去知觉，小身子时不时地颤抖。但是他看来并不感到痛苦，既没有叫喊，也没有呻吟。我们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小受难者，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医生。两点钟左右，他终于来了，对病人进行检查以后对我说：“别哭，别担心，很快就会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送医生，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在沙发旁边跪了下来，刚才为了便于检查，我们把孩子搬到了沙发上。我也在丈夫旁边跪下来，想问问他，医生究竟说了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病人已经垂危），但是他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说话。过了将近一小时，我们开始发觉，抽搐明显地减轻了。医生的话安了我的心，我甚至感到高兴，以为孩子正在逐渐停止抽搐，而进入平静的睡眠状态，这预示着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可是突然间，孩子的呼吸停止，死亡来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孩子，在他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大声抽噎起来。我也号啕痛哭，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伤心地哭泣着，他们是那么热烈地爱着招人喜欢的廖沙。
廖沙的夭折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到极大的打击。不知怎的，他对廖沙怀着特殊的、几乎是病态的爱，仿佛他预感到，很快就会失去这个孩子。特别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难受的是，这个孩子死于癫痫，这种病是从他那儿遗传下来的。从表面上来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沉着，勇敢地承受着命运对他的打击，可是我十分担心，他这样强自抑制深切的悲哀必然会影响他那已经不良的健康状况。在这些悲恸的日子里，弗·谢·索洛维约夫常来看我们；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使他摆脱忧郁的思绪，我就央求准备今年夏天去奥普塔小修道院参观的索洛维约夫劝我丈夫与他同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就想去参观奥普塔小修道院，但一直未能成行。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答应帮助我，就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跟他一起去修道院。在我的坚决请求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于6月中旬前往莫斯科（他前些日子就想上那儿去向卡特科夫介绍自己未来的长篇小说），趁此机会和索洛维约夫一起去奥普塔小修道院。我不敢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独自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主要是在当时，旅行使人十分劳累；我虽然认为索洛维约夫“超脱浊世”，但是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病发作的时候，他是能够把病人照顾好的。
爱子的夭折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我失魂落魄，伤心之极，经常哭泣，变得谁也认不得我了。我通常那种乐观愉快的心情消失，一贯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为消沉冷漠所替代。我对一切——家务，工作，甚至自己的孩子们都失去兴趣，老是沉浸在最近三年的回忆之中。我的许多疑惑、想法，甚至话语，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进《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虔诚的乡下女人》一章中，在这一章里，有个丧子的村妇向佐西马长老倾吐了自己的悲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的情况，心里十分难受。他劝告我，央求我顺从上帝的意旨，沉着地承受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可怜他和孩子们，他认为，我对他们变得“冷淡”了。他的规劝和告诫对我起了作用，我就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的痛苦外露，使我不幸的丈夫更加心绪不宁。
阿廖沙埋葬以后（我们把他葬在大奥赫塔墓地），我们立即前往旧鲁萨，接着，6月2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了莫斯科。在那儿，他很快和《俄国导报》编辑部达成关于明年，即1879年出版他的新的长篇小说[3]的协议。办完这件事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动身前往奥普塔小修道院。我丈夫在1878年6月29日给我的信中描述了他和索洛维约夫旅行的经过，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漫游”的过程。[4]
从奥普塔小修道院回来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好像平静得多了。他向我叙述了奥普塔小修道院的许多习俗，他在那儿待了两昼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当时著名的阿夫姆罗西长老共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人群中间，另两次是单独会面，从这位长老的言谈中，他获得了深刻而感人的印象。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到我们遭遇的灾难和我悲恸欲绝的情况时，长老问他，我是不是信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后，长老便要我丈夫向我转达他的祝福和他的一番话，就是后来长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一位悲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些话……此处原稿省略。[5]——原书编者注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位大家所尊敬的长老是一位能够深刻地理解别人的心理、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
我们在秋天回到彼得堡以后，不想再待在原来的住处，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勾起对亡子的回忆。我们一家迁至库兹涅茨胡同五号的一所房子里，过了两年半，命运注定我丈夫在这儿告别人世。
我们的住所在二楼，共有六个房间，还有一个大的藏书室、前厅和厨房。七扇窗开向库兹涅茨胡同，我丈夫的书房就在现时钉着大理石板的地方。大门（现在已经封闭）在我们客厅（书房旁边）下面。
虽然我和丈夫竭力想服从上帝的意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思念亲爱的廖沙，不能把他忘怀。悲伤的回忆使整个秋天和随之而来的冬日笼罩着忧郁的气氛。丧子之痛对我丈夫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他素来酷爱孩子们，现在爱得更热烈，更为他们操心了。
从表面上看，生活跟过去一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加紧拟定新的长篇小说的提纲（拟定提纲一直是他文学写作中主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工作，他的某些长篇小说的提纲有时候得改写好几次，例如长篇小说《群魔》的提纲就是如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878年12月，除了把提纲拟好外，还写了近十印张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在1879年1月号的《俄国导报》上。
1878年12月（1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了在贵族俱乐部为资助别斯图热夫女子高级专修班而举行的文学—音乐晚会。他朗诵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尼丽的叙述》。所有的听众都惊异于他朗诵的非凡的质朴和真挚，仿佛不是作者在朗诵自己的作品，而是一个姑娘在叙述自己痛苦的生活。如此质朴的朗诵却能对听众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有着特殊的技巧。此后，如果有人邀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资助在学的青年们而朗诵作品，他总是欣然接受。[6]
三一八七八年
在《作家日记》终刊号的前一期上，登载了一项通知：由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患病，这个刊物即将停办。[7]自从此项通知发布以后，我丈夫就陆续收到《作家日记》的订户和读者们满怀同情的信件，在这些信中，有的读者为他的病感到遗憾，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另一些读者则对《作家日记》的停办表示惋惜，这个刊物是多么热烈地关注所有使当时的社会人士激动不安的问题啊！某些人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如果每个月出版杂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负担太重，那么，是否可以不定期地出版，以便看到他关于当前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意见，哪怕偶尔看到也好。在年初，这样的信件共收到一百多封，它们对我的丈夫产生了良好的作用。这些信件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明，他有着志同道合者，表明社会重视他公正的呼声，信任他。因此，我保存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他的朋友斯·德·亚诺夫斯基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的一封发表过的信[8]，现在我把它摘录如下：您简直不会相信我在出版杂志的两年中得到俄罗斯人多么有力的支持。我收到了几百封赞许的，甚至表达真诚的热爱的信。自从10月份宣布杂志停办以来，每天都有人从全国各地、从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寄来的信件，信中对停刊表示遗憾，并且请求不要放弃这项事业。只是我不好意思说出大家对我的支持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愿您能知道我本人在这两年的出版工作中从俄罗斯人的几百封信中懂得了多少东西。我懂得的主要一点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不是抱着彼得堡知识分子歪曲的观点，而是俄罗斯人正确而公正观点的人，比我两年前想象的要多得多，人数之众即使在我怀着最热烈的愿望和幻想的时候也难以想象。请相信，在我们俄国，许多人根本不像我们先前所感到的那么沮丧；而重要的是，许多迹象都表明，人们渴望新的、合理的生活，深信我们知识分子那种脱离人民，甚至完全不了解人民的思想方式不久就会改变。您对克拉耶夫斯基生气，但他不是孤立的；他们这一类人都否定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嘲笑人民的活动，嘲笑他们意志的卓越和崇高的表现，嘲笑他们用以显示自己愿望的方式。这些先生们将带着这种想法消失，他们是过于陈腐和不合时宜了。毫无疑义，不了解人民的家伙如今必然站在交易所经纪人和守财奴一边，而这些就是我们“先进”思想的最后代表。但是新的事物在产生。在军队里，我们的青年和妇女（护士们）的表现与大家所意料和预言的不同。我们将翘首以待。
（克拉耶夫斯基为一些著名的人物效劳，而且，在我看来，早从塞尔维亚战争起，他就想标新立异。一旦抱定这个目的，他就不能不干下去。）再说我们这儿连报纸上也很少发表议论，除了《莫斯科新闻报》和它那些为国外所十分重视的政治社论。其余的报纸则偶一为之。在我收到的所有几百封来信中，读者们赞扬我的主要是我意见的诚恳和真挚；而这意味着，我们国内所最缺乏的、大家所渴望而难以求得的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代表们中间，公民义务感很强的人并不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