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发表三次富有倾向性的演说，其中强调这位作家的理想和创作的宗教性：“因此，教会是积极的社会理想，是我们的全部思想和事业的基础和目标；而全体人民的功绩乃是实现上述理想的根本途径——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达到的结论，这一结论以启示的光辉照亮了他的全部事业。”（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说》，莫斯科，1884年，页10）但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说法是否完全出于真诚，值得怀疑；因为作家的理想有许多方面和他不同，而且，他在给К。Н。列昂季耶夫的信中曾经特别尖锐地谈到过作家的宗教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相信宗教信仰的存在，不过常常是从望远镜里观察它，好像观察一个遥远的目标似的，而从来不会站到真正的宗教立场上来。”（瓦·罗扎诺夫，《К。Н。列昂季耶夫书信摘录》，《俄国导报》，1903年，第5期，页162）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情况，可参阅Э。Л。拉德洛夫的文章《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第1卷，以及Н。И。普鲁茨科夫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宗教大法官”和“反基督者”）》，收入《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俄国文学》，第5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3年，页51—78。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希德洛夫斯基是在1837年春陀氏第一次与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彼得堡时认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头几年受希德洛夫斯基的影响颇深，后者写一些朦胧、神秘的诗歌，为崇高的爱而痛苦，热烈地谈论天国，甜蜜地幻想着自杀的乐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向哥哥叙述希德洛夫斯基的情况：“朝他望一望：这是个受难者！他憔悴，两颊下陷，他那双含泪的眼睛干枯而充满激情；他肉体上[……]变弱，而精神上的美却增强了。我和他常常整个晚上坐着闲聊，天知道谈些什么！啊，多么坦率的灵魂！如今回忆往事，我不由得潸然泪下[……]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去叶卡特琳戈夫闲游。噢，这一晚我们过得多么美好！我们回忆着我们冬季的生活，那时光，我们谈论荷马、莎士比亚、席勒、霍夫曼，关于他们，我们说了多少话，看了多少书啊。[……]去年冬天，我处在非常兴奋的状态中。与希德洛夫斯基的结交赋予我的生活许多美好的时刻[……]我有这么一位朋友，我是多么喜爱他啊！”（1840年1月1日函——《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56—57）希德洛夫斯基在彼得堡担任公职不久，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哈尔科夫省，在那儿，他准备深入研究俄国教会史。奥尔狄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是希德洛夫斯基心理的写照，这个人物也从事教会史的著述；指出这一点不无意义。五十年代，希德洛夫斯基进瓦卢伊斯基修道院做见习修士，后来去基辅朝圣，旋即回到乡下家里，一直待到逝世，始终穿着见习修士的长袍。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保留着对自己年轻时的朋友的美好回忆。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记得，当他想写一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请求后者向他提供一些传记材料时，这位作家回答道：“您在您的文章中一定得提到希德洛夫斯基，尽管谁也不知道他，他在身后并没有留下文学家的美名。看在上帝分上，老弟，提到他吧——我认为这是位优秀的人物，他的名字值得留念。”（《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9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中永远铭刻着俄国浪漫主义者希德洛夫斯基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一系列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从中篇小说《女房东》中的奥尔狄诺夫开始，以朗诵席勒诗歌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殿后。关于希德洛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请参阅М。Π。阿列克谢耶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朋友》一书，敖德萨，1921年。
[18]英国传教士格伦维尔·雷德斯托克于1874年起在彼得堡布道。受了他布道的影响，在俄国建立了以帕什科夫为名的教派。雷德斯托克的宗教学说的实质是：“罪孽之得到宽恕并不在于善功，神圣的血能够洗刷罪孽，谁如果把基督当作唯一的救星，当作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么，已经流洒的宝血会把他洗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雷德斯托克的说教持否定态度，这表现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里：“雷德斯托克勋爵真正的成功仅仅建立在‘我们的独立性’，我们脱离土壤、脱离民族的基础上。看来，我们，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现在已经成了完全另一种人，十分渺小，十分卑下，但却具有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偏见，这种习惯和偏见被当作是独特性，现在，我们甚至想要形成自己的信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242）
[19]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尤·丹·扎谢茨卡娅的信至今未曾发现。关于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注释》中指出：“在尤利娅·丹尼索芙娜的继承人（她的子女们）和她的姐妹维斯康季伯爵夫人那儿可能找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扎谢茨卡娅的回信，这些信主要是谈宗教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页3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说“主要是谈宗教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参阅本书页363）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尤·丹·扎谢茨卡娅“经常就她的宗教信仰同她进行热烈但友好的争论”。问题在于，尤·丹·扎谢茨卡娅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从信仰东正教改为信仰路德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企图使她重新皈依东正教。关于他们就宗教问题进行争论的情况，请参阅尼·谢·列斯科夫的回忆录《论厨下农夫和其他。关于对列·托尔斯泰若干评论的笔记》，收入《尼·谢·列斯科夫文集》，第11卷，莫斯科，1958年，页147—155。还可参阅Л。兰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散失的信件》一文（《文学问题》，1971年，第11期，页216—217）中谈到的尤·丹·扎谢茨卡娅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20]叶·安·施塔肯施奈德在六十年代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七十年代，他们恢复交往，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经常去施塔肯施奈德家并与她通信。（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62、182）叶·安·施塔肯施奈德把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会的情况反映在她的日记里和1884年开始动笔而没有写完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叶·安·施塔肯施奈德，《日记和笔记（1854—1886）》，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叶·安·施塔肯施奈德家做客的情况亦可参阅韦·米库利奇（利·伊·韦谢利茨卡娅）的回忆录《与作家们的会见》，列宁格勒，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