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八七四年。拘留。涅克拉索夫
1874年的头几个月，我们的日子不大好过。无论什么样的天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得外出处理《公民周报》的事务，而在报纸出版以前，又要接连几个小时坐在炉子烧得很旺的校对室里，这样，他就经常感冒：他起初有点咳嗽，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开始气喘，我丈夫找科什拉科夫教授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科什拉科夫（1835—1891），医学内外科学院教授，内科医生。诊治，后者建议用压缩空气治疗。科什拉科夫介绍西蒙诺夫医生的诊疗所（设在加加林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星期到那儿去三次，每次得在钟形罩下坐上两个钟头。用压缩空气治疗对他有很大好处，但得占用他很多时间，他整个一天干不成别的事了：他必须很早起身，在约定的时间匆忙赶到诊疗所，等待那些需要跟他一起坐在钟形罩下的迟到病人，等等。这一切搞得我丈夫心绪不佳。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件事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苦恼：由于编辑工作繁忙和身体有病，他去年为《公民周报》上的那篇文章而被判拘留两昼夜的处罚尚未执行。最后，我丈夫和阿·费·科尼谈妥，拘留定于3月下旬执行。21日晨，警察分局长来到我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在等候他了。他们起初前往区法院。过两个钟头，我得去警察分局打听我丈夫究竟被拘留在哪个机关。后来我得知他被送进干草街的拘留所（现今市立化验室的所在地），就立即带去一只小手提箱和卧具。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简单，我马上获准去见我的丈夫，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很好：他详细询问，孩子们是否想念他，要我给他们带些糖果去，同时对他们说，他到莫斯科去买玩具了。晚上，安排好孩子们睡下，我就忍不住又去看丈夫了；但是由于时间太晚，人家不放我进去，我只能请看守把新鲜的白面包和一封信转交给他。我不能和他谈话，也不能安慰他，要他不用为孩子们担心，这使我感到十分懊丧，于是我便站到拘留所窗下（在斯帕斯基胡同），看到我丈夫正坐在桌子边看书。我站了约莫五分钟，然后轻轻地敲了敲窗，我丈夫立即站起来，朝窗外望。他一看到我，便欣喜地笑了笑，向我点头。这时候卫兵朝我走来，我只得离开。我前往阿·尼·迈科夫处（他就住在附近，在萨多沃伊街），请求他明天去探望我丈夫。他是那么好心，把我丈夫被监禁的事通知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49—1903），历史小说作家，评论家。，后者也在第二天探望了我的丈夫。请参阅《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回忆录》，《历史导报》，1881年，4月号。——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翌日，我到丈夫那儿去了两次（晚上我又站在窗下，不过这一次他在等待我），第三天十二点钟左右，我和孩子们欢欢喜喜地迎接“从莫斯科”回来的爸爸。他在路上顺便到商店里为孩子们买了玩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拘留所回来的时候，心情愉快，说他这两天过得挺好。跟他关在同一拘留所的是个工匠，此人白天连续几小时睡觉；因此，我丈夫可以不受干扰，把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重读了一遍，他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
“把我关起来是件好事，”他愉快地说，“要不然，我哪有时间重温很久以前这部伟大的作品留给我的奇妙印象呢？”
1874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完全放弃《公民周报》的编辑工作（由他签名的最后一期《公民周报》出版于[4月15日]）。[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重又向往纯粹的文艺工作。他的脑海里产生了新的主题和典型，他渴望把它们体现在新的作品中。当然，他关心长篇小说的出路问题[3]，担心《俄国导报》已经掌握了下一年度准备发表的稿件。不仅如此，对我丈夫来说，主动投稿永远是一件苦事。但是出现了一个情况，使我们为之不安的问题获得了顺利的解决。
4月里的一个早晨，大概十二点钟左右，女仆交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穿好衣服，马上就会出来，就吩咐女仆把客人请到客厅里，同时将名片交给丈夫。过了四五分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失迎而向客人道歉，请客人到他的书房里去。
我对涅克拉索夫的来访极感兴趣，他是我丈夫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却成了文学上的敌人。我记得还在六十年代，在《当代》和《时代》杂志出版的时候，《现代人》杂志就登载过谩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言论；而且最近几年又不止一次地发表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京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社会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自由民粹派的思想家，1868年起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后任编辑。、斯卡比切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文学史家和评论家，1868年起经常为《祖国纪事》撰稿。、叶利谢耶夫格里戈里·扎哈罗维奇·叶利谢耶夫（1821—1891），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现代人》的撰稿人，曾任《火星》周刊编辑，1868年起任《祖国纪事》编委。等人对他攻击的文章。[4]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国后还没有碰到过涅克拉索夫，因此，他的来访必然具有某种意义。我的好奇心是那么强烈，以致忍不住站立在餐室通向书房的门后。使我大为高兴的是，我听见涅克拉索夫邀请我丈夫撰稿，向《祖国纪事》提供明年度发表的长篇小说，而且表示愿意给予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如今所得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
涅克拉索夫看到我们家陈设简单，大概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满意于稿酬的提高，因而会马上答应下来。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一提议表示感谢以后，却说：“我不能给您肯定的答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我得和《俄国导报》联系，他们是否需要我的作品？如果他们明年的稿件已经具备，那么我就不受任何约束，可以答应把长篇小说交给您。我是《俄国导报》的老撰稿人，卡特科夫对我的请求总是给予善意的照顾，如果我脱离他们，不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给他们，那我就显得无礼了。这事情一两个星期内可以见分晓。我认为有必要事前告诉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一向在交稿时预支稿费，数额在两三千左右。”
涅克拉索夫表示完全同意。
“其次一个问题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着说，“不知道我妻子对您的提议抱什么看法。她在家，我马上就去问她。”
接着，我丈夫就来找我。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跑来找我的时候，我急忙对他说：“干吗还要问呢？答应下来吧，费佳，立即答应吧。”
“答应什么？”我丈夫惊异地问。
“哎哟，我的天！就是涅克拉索夫的提议呗。”
“你怎么会知道他的提议的？”
“我站在门后，全部谈话我都听到了。”
“那么，你是在偷听啰？哎哟，安涅奇卡，你怎么不害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遗憾地叫道。
“一点儿也不害臊！你一向什么事都不瞒我，这事反正总要告诉我的。我偷听到了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别人的事，是我们俩共同的事啊。”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我的逻辑，只能两手一摊，毫无办法。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书房里，说：
“我和妻子谈过了，如果我的小说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她感到满意。”
看来，涅克拉索夫有点不快，觉得这样的事无须获得我的同意，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受您夫人的‘管束’。”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反驳道，“我和她相处得十分和睦，我所有的事都让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智慧，她的才能。这种对我们俩都十分重要的问题，我怎能不征求她的意见呢？”
“是啊，我当然明白……”涅克拉索夫说，改变了话题。他又坐了二十分钟光景，就走了，临别时，请求我丈夫一接到《俄国导报》的答复，就立即通知他。
为了尽速解决长篇小说的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不与《俄国导报》函商，而是亲自前往莫斯科，4月底，他就动身到那儿去。卡特科夫听到涅克拉索夫的提议，表示愿意付同样数目的稿酬；但是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求预支两千稿费时，卡特科夫却说，他刚为了拿到一部稿子（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而用掉一大笔钱，编辑部在经济上感到困难。这样，长篇小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涅克拉索夫如愿以偿。
二一八七四年。出国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家人在旧鲁萨度过了5月，6月4日他便前往彼得堡，为的是遵照德·伊·科什拉科夫教授的嘱咐，到埃姆斯埃姆斯，欧洲最有名的矿泉疗养区之一，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近郊。——译者注去治疗。在彼得堡，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和他的一位亲戚劝我丈夫不要去埃姆斯，而去索登。经常为我丈夫治病的医生雅·波·布列特采尔也给予他同样的劝告。他们的坚决主张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举棋不定，他决定在柏林征求那边的名医弗廖里赫教授的意见。他到了柏林，就去找这位教授。教授让他待了两分钟，只用听诊器听了一下他的胸部，便告诉他埃姆斯的医生古滕塔格的地址，建议他去找这位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习惯于俄国医生们认真仔细的检查，对德国名医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十分不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在6月9日抵达柏林的，由于所有的私营银号都关着门，他就到皇家博物馆去看考尔巴赫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画家。——译者注的画，后者的作品在人们的言论和文章中谈得很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这位画家的作品：他觉得其中“只有冷冰冰的隐喻”。1874年6月25日（旧历6月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5]但是博物馆中的其他绘画，特别是那些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却给我丈夫绝好的印象，他对我们初次到柏林时没有一起去看这些艺术瑰宝感到遗憾。
在柏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跑商店，为的是给我们别墅的女主人买一条像我丈夫在德累斯顿时替我买的那种开司米的黑披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顺利完成了自己接受的委托，买到了一条上好的披巾，价格也不算贵。顺便说说，我丈夫买东西很在行，凡是他所购的物品都挺不错。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柏林出发，一路上优美的景色使他心醉神往。他写信给我说：“呈现在眼前的尽是迷人、柔和、神话般的景色，是世界上最富于魅力的佳境；土冈，山岭，城堡以及像马尔堡和利姆堡那样有美丽的塔楼、群山和谷地奇妙地相结合的城市——如此的景物我还从未见到过，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天气炎热、阳光照耀的早晨抵达埃姆斯。”1874年6月25日（旧历6月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兴高采烈地描绘了埃姆斯之美，可是后来由于思乡和寂寞，他待在这个城市里却感到了压抑。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抵达埃姆斯的那一天，找到旅馆以后，他便去找奥尔特医生，布列特采尔医生的那封介绍信就是写给这位医生的。奥尔特给我丈夫仔细地作了检查，发现他患有暂时性的黏膜炎，但是这位医生声明，这病必须重视，因为任其发展，病人的呼吸就会越来越困难。他嘱咐饮用矿泉水，表示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后，病人就可恢复健康。
就在同一天，我丈夫经过长久的寻觅以后，终于在布卢歇尔的房子七号的二楼为自己找到了两间屋子，租金是每星期十二个塔列尔。此外，女房东还供应早上喝的咖啡、午饭、茶和简单的晚饭，每天收费一个半塔列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叙述他怎样度日时，写道：“我只是读普希金的作品，得到极大的乐趣；每天我都有一些新的感受。”就在同一封信（6月28日，即旧历6月16日）中，我丈夫告诉我：“昨天傍晚我出去散步时，第一次看到威廉皇帝指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他是个高大、傲慢的老头儿。这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包括女士们），脱掉帽子，鞠躬致敬；而他却对谁也不点头，有时只挥一下手。我们的皇帝则相反，对这儿的人都点头致意，德国人对这一点很珍视。有人说，德国人和俄国人（特别是我们上流社会的女士们）渴望什么时候能在路上碰到沙皇，向他请个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