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在其《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写道：“他曾在我们会面初期寄予很大希望的编辑工作结果却进行得并不顺利；其实，要是了解他的性格和情况的话，是不难预料到这一点的。这杂志的名声已经形成，几乎所有当时的报章杂志都激烈地攻击它，甚至言词有伤大雅。这位新的编辑受到四面八方愚蠢而卑鄙的嘲笑。有人称《罪与罚》和《死屋手记》的作者是疯子、狂人、变节者、叛徒，甚至邀请公众去参观美术学院的展览会，在那儿瞧一瞧别洛夫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这幅肖像画可以完全证明画中人是个疯子，他应该待的地方是疯人院。”（《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96—197）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报》的工作情况请参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67—96。
[11]梅谢尔斯基的《在圣彼得堡的吉尔吉斯代表》一文刊载在1873年1月29日第5期的《公民周报》上，其中写到如下的插曲：“代表中的长者苏丹·穆罕默德[……]开始发言，这一发言稿是他本人以整个民族的名义写的。他一开头讲得清楚而明确：‘皇帝陛下’，但是当皇帝提出‘你会讲俄语吗？’这个疑问以后，穆罕默德就变得窘迫不堪，以致随后只能用吉尔吉斯语从他准备好的感谢词中低声念了几句，接着就压根儿说不出话来了。”（关于这个插曲，请参阅Ю。Γ。奥克斯曼《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报〉编辑部》，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书，页69—71）
[12]此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承认自己有罪”的说法不确。法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讯于1873年7月11日早晨举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庭受审，但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的辩护人——律师、文学基金会主席维·帕·加耶夫斯基宣称，书刊检查委员会根本就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提出诉讼。（参阅《呼声报》，1873年，第162期，6月13日）
[13]阿·费·科尼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对这件事作了叙述；不过，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发表“关于皇上御游的消息”而被判罪这一说法（参阅《阿·费·科尼文集》，第6卷，莫斯科，1968年，页432）是不确实的。作家和阿·费·科尼在1873年偶然的结识为他和俄国杰出的法学家之间此后多年的友谊打下了基础。《罪与罚》的作者特别关心道德和社会准则遭到破坏这一问题，他对作为著名法学家的阿·费·科尼极感兴趣。由于科尼的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机会出席旁听七十年代彼得堡的几桩诉讼案，1875年，科尼还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少年犯教养院；最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九部《预审》和第十二部《错判的案子》）的写作有许多地方得力于科尼提出的专业性意见。除了随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外，科尼还写了两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参阅《阿·费·科尼文集》，第6卷）
[14]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77。
[15]不确。此处所指的是彼得堡斯拉夫人慈善委员会，1877年，由这个委员会组成斯拉夫人慈善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在物质上援助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同时向俄土战争的战区提供志愿兵。
[16]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确实是在1873年年初结识的（参阅1873年1月24日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国立列宁图书馆，Φ.93，II.8.120Б），但是此处所指的很可能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作家和评论家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后者在这个时候恰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起来（参阅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写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同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86—209）。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于1874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答辩通过以后不久就去国外，在那儿待了将近两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之间比较密切的交往是在1877年后者回到彼得堡以后开始的。从1877年底到1878年秋，他们来往最为频繁，在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按时去听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彼得堡的盐城所作的“神人合一讲座”，他的讲演颇受社会上的好评。1878年6月，当他们一起去参观奥普塔小修道院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叙述了他的“主要思想”，还部分地谈到了他打算写一系列长篇小说的计划，其中写成的只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一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弗·谢·索洛维约夫文集》，第3卷，圣彼得堡，1912年，页197）1880年4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了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而举行的答辩会。作家对年轻的哲学家的理论很感兴趣。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发表的思想——“人类[……]所知道的要比他们在科学和艺术中至今所表达的多得多”——实质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接近，因而特别吸引他。（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4月11日致Е。Φ。容格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36）
在国立列宁图书馆里，保存着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件，并附有后者以《关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给我的信件》为题的下述按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我亡夫的智慧、心灵和才能的热烈崇拜者之一，他对我丈夫的逝世感到由衷的惋惜。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知道我们打算建立一所国民学校以纪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表示愿意协助我们，促使为此目的而举办的文学晚会获得成功。这样，他参加了1882年2月1日举行的朗诵会；次年2月19日，又在我们为国民学校举办的晚会上（在市信贷社的大厅里）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虽然遭到部长的禁令，但却大受听众的欢迎。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还打算参加我们在1884年举行的朗诵会，但家庭情况妨碍他实现自己的意愿。为了安排这些朗诵会，我曾好多次与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会面和通信，他始终乐于为纪念我的丈夫而尽力，回忆及此，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之情。我的丈夫非常喜爱索洛维约夫，对他的事业寄予很大的期望，在这方面，我丈夫的看法没有错。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