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这几天我在哪里？”等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他就“秘密地”悄悄对我说。“被抓起来了，关在干草广场的禁闭室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就这么一件小小的编辑工作上的疏忽1873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判关禁闭两天（见《呼声报》6月13日第162期上的简讯），为了在1873年1月29日第5期《公民》上发表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吉尔吉斯的代表们在圣彼得堡》一文，文内写了沙皇讲的几句话，而公开发表皇上的言论是须经御前大臣的准许的。判决执行的日期可以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选。他在1874年3月21至23日去服刑，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已经脱离编辑工作。（见公布的文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编辑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关在里面的时候我一直看您的那本书，”他笑着告诉我，“那本书我正好放在大衣口袋里，他们把我连人带书都关在里面了。多亏这本《悲惨世界》，我在里面很快乐。我可不是在说笑话，——我在里面很好。那里的值班军官极其聪明。谈到我的《罪与罚》，一般说来，他跟我谈得还算投机。有人到那里去访问我，给我吃的伙食很好。此外还有这本书。我很愉快地看了这本书。现在我把这本书带来还给您，以证明我没有借书不还的习惯，不过，——跟您说老实话好吗？——我真想把它占为己有。这本书如今将永远使我想起我的被捕而且我在那里过得多么好！”
“听我说！”他拉住我的手，带着孩子般的笑容，喜盈盈地说，“请您问问您的那位朋友，他是否同意跟我交换？您告诉他，我已经订购了一本同样版本的书，他能否把这本书留给我。您对他说，我恳求他交换，他若肯交换，那就是帮我一个最大的忙啦！请您求求他！”
书的主人米哈伊尔·阿里贝尔托维奇·卡沃施，尽管不无惊奇，却“极其高兴地”同意满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古怪”的愿望，而且自然不要任何交换的东西。据弗·谢·索洛维约夫证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赞赏这本书”《历史通报》，1881年，第4卷，三月号，页616，《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瓦·瓦·季莫费耶娃注十七1874年3月底（或4月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摆脱了成为他的累赘的编辑职务。告诉我这一消息时，他并不隐瞒地对我说，我跟新来的编辑未必见得能够“融洽相处”。
由于其他的纯粹属于我个人的不幸，意料之中的变化大概也在我的脸上反映出来。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切和善地笑着对我开玩笑说：“喂，您为什么这样没精打采的？是不是觉得日子不好过？”
我暗示他，往后我的处境很艰难。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是谁之罪？”
“罪与罚！用您的话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带着苦楚，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
“谁之罪？”他不回答，重又问道。
“无罪的罪人，”我学他的腔调回答。
“阴谋与爱情有罪？”他暗示道。
我不作声；他疑问地望着我。
“结尾，像斯杰勃尼茨基的—样，走投无路？”
“怎么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哈哈大笑。
“不过您注意没有，”他说，“我和您一直用文学作品的书名在谈话？这太有意思了！一直只用书名。”提到的书名有：《谁之罪》——赫尔岑的作品（1847）；《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866）；《无罪的罪人》——叶甫罗彼乌斯（阿·伊·费拉基米罗娃）的作品（1859；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同名剧本到1884年才问世）；《阴谋与爱情》——席勒的作品（1783）；《走投无路》——斯杰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作品（1864），以及《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1863）。
说到这儿，他又快乐地哈哈大笑。他的笑声总是短促的、断断续续的，但是极其真诚、和善。不过他难得一笑就是了。
告别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希望有机会再见面，在一起工作。他说得那么恳切，我不由得精神振作起来了。
我穿过整个排字间，一直送他到楼梯口，我答应他，以后我如果写点儿什么东西值得他关心的话，我一定拜他为老师，送给他看看他已经沿着楼梯下去，——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头来，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这时楼下的门开了，有个外人经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边开始上楼来，因而他只来得及说：“好再见！”
当时，我没有预感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命运作了另外一种判决。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预言完全应验了：我和新来的编辑“合不来”。当年秋天，《公民》杂志连同它的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一起转到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为要印一件东西到那个厂去接洽时，据亚历山大罗夫君说，他曾“问起过”我。可是我留在特兰谢尔处工作。后来，一年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到特兰谢尔的厂里来印制他的长篇小说《少年》的单行本，那时我已经不在该厂了，只不过人家转告我，他又“问起过”我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个人关系统统到此为止。我很快就感觉到，随着这些关系的中止，我失去了什么有些人，只有当你失去他之后，你才会充分认识他的价值。
他们在身边的时候，他们的魅力和力量过分吸引人了，有时候使人震惊。睁开眼睛直瞪瞪地望太阳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它的光辉叫人受不了，眼睛可能会瞎。需要有一副时代的墨镜才能用肉眼去仰望名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分别以后作家的清癯的、不安的脸容淡去了，然而他的饱经忧患的、深刻的个性，炽热而温柔的、熔铸成高度复杂的、朝向一个崇高目标的个性，却柔和而稳定地闪耀着爱的光芒，永不熄灭。
十八
后来我只有两次远远地看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次碰见，犹如我的精神生活中的关键时期，犹如亮灿灿的灯塔矗立在我的一连串回忆中。
第一次是1879年3月9日，在为“贫穷文学家与学者协会”举办的文学晚会上。节目单上有萨尔蒂科夫、波隆斯基、波捷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名字。我去参加这一晚会，仅仅为了见见和听听屠格涅夫一个人，可是离开晚会，留下的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印象。
萨尔蒂科夫以他的《现代牧歌》开始晚会。他用挖苦的、没精打采的、怨天尤人的单调的声音朗诵了一段东西：格鲁莫夫怎样来了，说“应当等一等”，——于是他和他的新朋友——警察分局局长一起，开始喝伏特加，打牌，装烟斗，渐渐失去“教养”，直到身上长毛，长出爪子。
那时所有的人都阴郁地、然而快活地笑着，互相递眼色。大家都懂得格鲁莫夫所说的“应当等一等”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应当在窄小的房间里闭门而居，不要把鼻子伸到门外去，因为人家可能立刻把您的鼻子拧掉，也可能整个儿送掉性命。闭门而居，静待环境改变，良好的气氛出现，好让安分守己的居民们安全无恙地待在斗室以外的彼得堡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不仅在未铺过石头的街，甚至在铺了木砖和柏油的大街上）自由行动。然而暂时环境没有改变，居民们只好打打牌，喝喝伏特加，失去“教养”因为在现代制度下，人依旧不能过人的生活接着又有人朗诵了一些什么；然后是幕间休息。休息以后，头一个走上舞台的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我重又看到这个身影和这张脸容，听到很久没有听见的嗓音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工作，“在顶楼上”的夜谈，痛诋“自由主义者们”，以及神秘地宣称基督教的敌人他朗诵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秘密的故事》，可是对许多人（其中包括我）来说，这类似一切命运的启示这是题为《最后审判，或生与死》的宗教奇迹剧这是坏疽病人的躯体解剖，——我们麻木的良心上的以及我们患病的、腐烂的、仍旧是农奴制的生活中的溃疡与病痛的解剖一片接一片，一处溃疡接着一处溃疡脓水、恶臭濒死的难以忍受的发烧临死时的痉挛以及回光返照的笑容健康的人在垂死者的病床前说的解除痛苦的简短的话语。这是新的俄罗斯与旧的俄罗斯的对话，卡拉马佐夫兄弟——德米特里与阿辽沙的对话。
朗诵声中，我听到两句话，向我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和我们自己方面的情况。我觉得，大厅里的听众起初仿佛不懂他在给他们朗诵些什么，互相窃窃私语：“疯子！傻瓜蛋！怪人！”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度激动地迸发出来的声音压倒了这嘁嘁喳喳的低语“就算古怪！就算傻瓜！但愿伟大的思想不朽吧！”
这诚恳的、热情的声音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不是我一个人，——整个大厅都激动了。我记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怎样神经质地哆嗦着，喘息着，怎样脸涨红又发白，脑袋痉挛地抖动，手指攥得紧紧的，似乎情不自禁地要鼓掌而又使劲地克制住。临了，终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人都激动，所有的人都在鼓掌。突然爆发的掌声不合时宜地打断了朗诵，似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惊醒了。他颤抖了一下，木然不动地在原地待了一会，眼睛依然望着手稿。可是掌声越来越响，而且经久不息。这时他站起身来，仿佛好容易才从愉快的梦境中醒来，向大家鞠了一躬，重又坐下朗诵。于是又响起秘密的对话，谈的是离奇古怪的，甚至是“不正常的”话题，完全不是“现代的”话题。
相信心的诉说吧！
没有苍天的保证！席勒的《愿望》中的诗句（茹科夫斯基俄译）。
一个人以恶毒的、极其强烈的讽刺口气说话。另一个人以同样极其强烈的、爱得发狂的口气回答他：“我不想报复！我想要宽恕！”
我们听着，越来越激动，心突突地跳，也想要“宽恕”！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人像奇迹似的变了：我们忽然觉得，我们不仅不应该“等一等”，而且一刻也不能拖延之所以不能拖延，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瞬间都使我们不是接近永恒的黑暗，便是接近永恒的光明，——不是接近福音书上的理想境界，便是接近兽性境界。固定的中间状态是不存在的。在永远流动、不断更替的现象领域，每一瞬间都有前一现象的派生现象出现，没有固定的点，——思索中的头脑没有停顿，就像活的心脏没有静止的时刻。或者是“恶魔的邪说”与毒蜘蛛的咬伤，或者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或者是“渴望真理的人们有福了”——那就“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心存奢望”或者是踩着被害者的尸体走路，抢别人嘴里的面包，骑在别人身上横行不法，对一切遗训嗤之以鼻！中间状态不存在，有生之物不会静待不动。
他，这个“反常的”、“残酷的天才”《残酷的天才》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在1882年第9、10期的《祖国纪事》上。，用他的苦难把我们折磨了一通之后，朗诵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又随之而起，似乎在感谢他，因为他使我们大家脱出“常规”，他的理想突然之间成了我们的理想，于是我们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信仰为信仰，以他的希望为希望了这种心情，如果对他的一部分听众是短时间的，那么对另外一部分听众就是一生的转机，成了促使他们自觉地、精神振奋地工作的强大推动力，成了使他们相信人类的神源说，相信人类的伟大世界历史命运的不竭的泉源。这些听众有权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们的伟大导师，就像他的墓地的一只花圈上所写的那样。
我最后一次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街上，1881年的年初，好像是主显节的前夕。当时我在高贝印刷厂做事，那天活儿不多，我身体不舒服，厂方让我提前回家。沃兹涅先斯克大街华灯初上。周围街道上是日常的熙熙攘攘的喧闹景象，遇到的都是寻常角色——买卖人，工人，手艺人，叫化子，各式各样正在潦倒中的和已经潦倒的人这里的大街小巷似乎总使我感觉到淫荡与犯罪的气息。巨大而肮脏的、像蚂蚁窝般的房屋中，一切似乎都是肮脏的：无论是露在外面的墙壁，还是屋里面的人垃圾与发霉的气味似乎侵蚀着灵魂，又毒害身体在这些贫穷、淫乱与犯罪的街道上，必定萌生病态的情欲，损害身心的幻想。
干草街、商人街与大花园街——整个这一带地方总是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郁的长篇小说中最阴郁的篇章。在节假日，空闲时光，我看过他的《温顺的女人》，这篇短篇小说，他称之为“幻想性的”，尽管他自己又认为它是“高度现实主义的”，——
不知为什么，我此刻特别想到这篇《温顺的女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突然，在我前面几步路之外，在这穷苦丑陋的人群中，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宽阔的肩膀，瘦弱的身体，穿着一件不长的毛皮大衣。就是那种沉重而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脚步，仿佛脚上戴着镣铐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脸，好像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就是那双凝然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心里打了个哆嗦。“难道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道他认识我？他马上就要停下脚步，说起话来，像过去在涅瓦大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