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灯光灿烂的橱窗旁边，橱窗里陈列的是儿童读物；可是，我似乎觉得，他一面观看书籍，一面斜着眼睛频频朝后面看，似乎在等我走到他的身边去。
我走到旁边另外一个陈列乐谱的橱窗跟前，偷偷地朝他那边瞟，我还不相信这是他。
他向我扭过脸来，没有疑问了：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带着淡淡的笑容看着我，像往日我们在利戈夫卡街与弗拉基米尔街之间的涅瓦大街上相遇时一样。
我很想走到他身边去，再听一听他的嗓音，对他说，我现在多么深刻地了解他，他对我做过多少好事我觉得自己是他的学生，我的精神世界，我的心灵上的自由都得归功于他！
可是胆怯和矜持简直像镣铐一样把我禁锢了。我终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没有说一句话。
这次相遇后三个星期，我碰巧在校样上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在人世了！我甚至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太突然了！
我拼命想要去参加第一次祭祷，以便再看一眼亲切的面容可是那时候我病得很重，出不了门，我终于没有能够去瞻仰遗容，也没有能够送殡到墓地。
题解：
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季莫费耶娃（奥·波钦科夫斯卡娅；1850—1931），女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回忆录笔记等。
七十年代初在特兰谢尔的印刷厂当校对，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公民》周刊就是在这个厂里印刷的，1873年及1874年头几个月，这本周刊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1876年，她从特兰谢尔的印刷厂转到斯塔秀列维奇的印刷厂工作。（见瓦·瓦·季莫费耶娃的《纪念斯塔秀列维奇》一文，载《欧洲导报》，1913年，第1期）1873年她在《火星》报主持社会新闻，1878年发表她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理想主义者》。（《呼声报》，1878年，第4—5期，笔名安娜·斯塔采维奇）1882年在《星期》周刊的附刊上发表她的长篇小说《为自己也为别人》（第10—12期）。1900年在同一《星期书刊》的（也是）附刊上登载她的《往事随笔》（第4—12期），得到列·托尔斯泰的赞扬（见他在1900年9月给缅希科夫的信，《托尔斯泰》，第72卷，页462）。随笔的续篇不大成功，题目叫《六十年代》，1902年发表在《新事业》杂志上。后来，她发表长篇小说《在别人的祭坛旁》。（《历史通报》，1916年，第8—12期）文学研究所里保存着瓦·瓦·季莫费耶娃的手稿《在米哈伊洛夫村六年》（她在那里从1911年待到1918年），是自传性的笔记，显然原来是打算发表的。从瓦·瓦·季莫费耶娃致新闻记者兼评论家普·弗·贝柯夫的妻子兹·伊·贝柯娃的信件（未发表，保存在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18，第1142号）中，可以看到，1900年及1902年，瓦·瓦·季莫费耶娃住在卡卢加省，嫁给一个稍有名气的作家姆·格·迈科夫，这桩婚事对她是极不幸福的。信中充满了孤独的悲叹，与丈夫不谐的怨嗟，无可奈何地蛰居于穷乡僻壤，没有真正的事业。
私生活的失败和失望，凡此种种的复杂心情和感受，无疑反映在季莫费耶娃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她显然是在本世纪初写的（确切的写作年份难以断定，因为季莫费耶娃写道，她保存这份回忆录已“许多年”，见回忆录正文）。因此，瓦·瓦·季莫费耶娃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将近三十年以前。但是写回忆录时她很可能利用了笔记，那是1873年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闲谈后当即记录下来的（正文中提及此事，见本书页433、451）。不管怎样，她所述的事实，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及其他材料对照起来看，还是符合翔实可信的标准的。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崇拜，然而又公正地转达了他当时观点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她所写到的那个时期内，以社会—思想观点而论，她属于聚集在《祖国纪事》周围的激进的民主派，她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反动的抨击。
瓦·瓦·季莫费耶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完全无愧于列·托尔斯泰对她的《往事随笔》的称赞：“这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之一，它揭示出在你早就看见的东西中有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美好东西。”（《托尔斯泰》，第72卷，页462）
本文根据《历史通报》1904年二月号页488—542刊印。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符·谢·索洛维约夫1872年年底，我在报上看到《公民》杂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出版的广告。我以为他还在国外，原来就在这里，和我在同一个城市，我可以见到他，跟他谈话。我又激动，又欣喜。我十分年轻，毫不踌躇，立即到《公民》编辑部去打听新编辑的住址。人家把地址告诉我。我回到家，关在屋里，通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如今我如果看到这封信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许，信上有许多废话，但无论如何，我对他说的一切，都是我对一个我爱之甚久而于我又有如此影响的人所能说的话。符·索洛维约夫的信发表在《书信集》第3卷的注释中。（页298—300）
信上谈到当时对实证主义很感兴趣的青年大学生们的争论。符·索洛维约夫对这一哲学从一开始就极为反感。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他的思想。索洛维约夫在这封信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英明的导师”，说俄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理解和赏识他的天才的程度。
次日早晨我将这封信发出，等待回信。三四天过去，毫无回音。但我一点也没有惶惶不安，我完全有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不给我回信。
新的一年，1873年来临。元旦那天，我深夜回到家，走到写字台旁，在等待我拆阅的信件中有一张名片，背面写满了字。我一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看到下面的话，心跳都几乎要停止了：
亲爱的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我一直想给您写信，可是我不会安排时间，所以耽搁下来了。从早忙到晚，连夜里也没有空。此刻路过来访未晤，甚憾。晚上八点左右我多半在家，但并不始终如此。由于新担任职务，我目前甚为忙乱，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能向您约定万无一失的时间。
紧紧握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感觉到，也知道他会答复我的。然而这些亲切朴实的话语，对陌生青年（我在信上告诉他我的年纪符·索洛维约夫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这一事实：他“结束学业还不到三年”。符·索洛维约夫当时约二十三岁。）的拜访——这一切打动了我，给我带来欣悦的感觉，我又激动，又幸福，通宵不能入眠。好容易等到黄昏。我高兴得发呆，像个热恋的情人初次赴约会那样不安。七点多我乘车前往。当时他住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我找到十四号，走进大门，问了一下，——人家指给我看院子深处一间单独的小厢房。心突突地跳起来我用颤抖的手拉铃。女仆立即替我开门，可是一瞬间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她以露骨的疑惑的口气一再问道：“您有什么事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家吗？”我终于说道。
“在家，但是太太不在家，——上戏院去了。”
我登上狭窄又黑暗的楼梯，在低矮的前室里，把皮大衣扔在一只大木箱上。
“请一直往这儿走打开门，他们在里面。”女仆说着就走了。
我穿过黑洞洞的房间，推开门，一下子来到他的书房。但是能否把小厢房的这间犄角上的寒伧的房间叫作书房呢？我们时代的一位最有灵感的、深刻的艺术家在里面生活，工作！靠窗口摆着一张普通的老式写字台，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放着几份报纸和一些书籍老式的廉价墨水瓶，一只铁皮烟盒，装着烟草和纸筒装烟丝用的纸筒，自卷纸烟用…写字台旁边是一只小书架，靠另外一边墙是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沙发，蹩脚的淡红色凸纹布面子；这张沙发又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八年以后，第一次祭祷时，映入我的眼帘的是这张沙发，仍是这淡红色凸纹布的面子，但颜色已经完全褪掉了然后是几把硬靠背椅，还有一张桌子——此外别无他物。然而，不消说，这些都是我以后观察到的，当时我简直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看到略微伛偻的身影，坐在桌子前面，我进去时他迅速回过头来，站起身来迎接我。
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个子不高，瘦削，但肩膀相当宽，显得比他的五十二岁的年纪要年轻得多，疏朗的淡褐色胡子，高高的前额，头发细而柔软，稀少而未发白，小小的、明亮的褐色眼睛，一张并不漂亮的脸，乍看之下显得很平常。但这仅仅是最初的、刹那间的印象——这张脸一下子便印在记忆中，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本身就带着独特的精神生活的痕迹。面容上也显露出许多病象——皮肤又苍白又薄，如蜡一般。我有几次在监狱里看到的脸孔，给我以同样的印象；那是一些长期单独监禁的狂热的教派分子。后来我很快就对他的面容看惯了，没有去注意这种古怪的相似之处与同样的印象；但是第—天晚上他的脸容使我那么吃惊，我不可能不去注意我报了自己的姓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切而和善地微微一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轻轻的、略带几分嘶哑的嗓音说：“好，咱们聊聊”
三原文如此。
他让我在桌子前面的靠背椅上入座，他自己坐在我的身边，动手装又粗又大的烟卷，不时抬起亲切而安详的眼睛望望我。
他自然一下子就注意到在他面前的是个激动万分、窘得不得了的青年人，但他能够这样对待我，过了几分钟我的窘迫之状消失了。我们好像亲密的老朋友，小别数日后重逢了。他详详细细告诉我关于他新近担任了《公民》的编辑后的情况和工作，他对工作的打算和所抱的希望。
“只不过我不知道，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一切，怎样去安排我有个中篇小说的情节这里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情节，按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法考证。很可能是经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里萦回的无数情节之一，有时仅在草稿本上留下三言两语。（见《书信集》，第3卷，页19；第4卷，页298—299），很精彩的情节；我讲给梅[谢尔斯基］听在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我的回忆》（圣彼得堡，1898年）中未提及此事。，他要求我给《公民》写，但是这会妨碍《日记》的写作，我不能同时写两个不同的作品，永远不能，如果同时写两个作品就会两个都失败所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决定先写什么好最近我整夜在考虑此事”
我竭力主张写作《日记》，尤其在任职的初期。
我发表意见说，“因为《日记》的形式十分适合于讲述最实质性的东西，直接而明确地发表意见。”
“直接而明确地发表意见！”他重复了一句，“那敢情好，当然，啊，当然，将来总是可能的。但是，亲爱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怎么也不可能，难道这一点我没有想过吗？没有抱过幻想吗？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有些东西，如果突然提出的话，也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哪怕论别林斯基（他打开刊载着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记》的那一期《公民》），我能说的，在那篇文章里都说了！可人家还是一点儿不了解，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我很想直截了当地引用他本人的话——其他什么也没有嗯，可我还是不能够。”
“究竟为什么呢？”
“不宜公开发表。”
他把他与别林斯基的一次谈话内容讲给我听，那委实是不能发表的，在我方面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从议论到事实还很遥远，每个人都可能有最令人惊异的迅疾如飞的思想，然而这些想法永远不会变成事实，仅仅有些人在一定的时候喜欢故意装出厚颜无耻的样子，似乎炫耀某种离奇古怪的想法。
“当然，当然，只不过别林斯基可不是这样的；他如果说了，就一定能做到；这是一种纯朴而严整的天性，言行一致。其他的人百思而后下决心，也有百思而永远下不了决心的，他可不。您知道，现在，就是最近，这样性格的人越来越多了：说到做到，说要用枪自杀，——果然自杀了，说要用枪杀人，——果然开枪打人。这都是——严整性，直线性而且，啊，这样的人有好多，以后还会更多——您会看到的！”在《历史通报》上发表符·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的过程中已经将这次关于“恢复肉体名誉”的谈话删去。（又见《文学问题》，1964年，第4期，页202—20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06。
我没有留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谈话扯来扯去，我们开始互道身世。我贪婪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他问到我的年龄，生日，开始去回忆：“等一等，那时候我在哪里？在彼尔姆我们到西伯利亚去对啦，那是在彼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