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得比平日早，七点钟左右，脸色很兴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这样了——刚坐下就对我说：“梅[谢尔斯基］公爵马上就到这里来。我有事要当面跟他说清楚。请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劳驾您暂时到排字间去待一会。请您以我的名义，也跟排字组长说一声，请他不要来打扰我们。我跟他很快就谈完的，总共只要十分钟，不会更多。”
等公爵走了，我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宣布，他，“谢天谢地”，将不再主持《公民》的编辑工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梅谢尔斯基公爵的不满在1873年7月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便有表示。（《书信集》，第3卷，页66）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强硬地写信给梅谢尔斯基，说他在《彼得堡述评》（《公民》，1873年10月5日，第45期）一文中所表示的对政府监视大学生一事的想法“深深地违反他的信念，心里很为不安”。（《书信集》，第3卷，页88）保守倾向的杂志主编的职责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过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他在1874年3月4日给梅谢尔斯基公爵的信中写道：“不要以为我希望不断地和您争吵，闹矛盾。”（同上，页92）很显然，到1874年3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尖锐了。
“我对这件事是那么高兴，您简直想象不出。我的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要自由。开始写自己的东西。现在我在这里等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我们今天要去找迈科夫。我是这样信赖您！”他用从前的友好语气作结束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头一句话就兴高采烈地向波列茨基宣布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他不知为什么忽然变了样。他的严肃与孤僻不见了。他开玩笑，讲奇闻逸事，早年的文坛掌故，这时我才第一次详细听到他们——“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们怎样被押送到谢苗诺夫练兵场，绑在柱子上，向他们宣读死刑判决书。后来蹲在要塞里，又是怎样收到兄弟送来的《圣经》，他心中又是怎样开始“精神上的再生”。他脸上露出神秘的快乐的笑容，当场低声念了那时他“最喜爱的”奥加辽夫的诗：我在古旧的《圣经》上占卜，我只是叹息和渴望，按照命运之神的意志，向我显示先知的生死与哀伤奥加辽夫的《监狱》一诗作于1857—1858年间，诗中的叠句两次重复（奥加辽夫的第二行略有不同：“只是渴望和幻想”）。这首长诗是叙述作者在1834—1835年间遭到逮捕和流放时的感受，有小标题为“我的回忆录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这首诗只在1858年伦敦出版的奥加辽夫诗集中发表过。
念了奥加辽夫的诗之后，接着又念其他人的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走到房间中央，眼睛炯炯发光，作着情绪昂奋的手势，——仿佛站在无形的祭坛之前的司祭，——为我们朗诵了《先知》，先是普希金的《先知》，然后是莱蒙托夫的《先知》。
“我最推崇普希金的，普希金的诗几乎是地上的，”他说，“但是莱蒙托夫的《先知》中有着普希金所没有的东西。莱蒙托夫肝火太旺，他的先知拿着鞭子和毒药诗中有这些东西！”
说着，他怒气冲冲地、恶毒地朗诵道：
我开始宣扬纯洁的爱和真的学说。
我的亲友们疯狂地向我扔石头。
等朗诵到：蠢人想要让我们相信，上帝通过他之口宣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瞟了我一眼，似乎想捕捉——又来捕捉！——“愚蠢的”怀疑的笑容。
我们面前的桌上摊着校样，被松节油浸湿的纸张，可是我们没去看它勃发的诗兴像旋风似的出人意料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袭来，把我们和他一起攫住了。
再没有很多时间留给我甜蜜的生命，命运之神正在严格计算日子。
地狱正等着我的幽灵出自普希金的诗《阿纳克里翁颂》（1835）。
他用忧郁的、仿佛垂死者的声音念道，到末了又念了莱蒙托夫的——出自拜伦的诗句：苦难无边的大教堂这一次他从头到尾念了整首短歌，而且那么富有表情，好像这不是出自拜伦或莱蒙托夫，而是出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他的自白不相干的人听到恐怕会觉得不舒服。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萦回着他两次重复。
我只知道———我也能够忍受！
也能够忍受！——
当他轻轻嗫嚅着：
请原谅！请原谅！
他的声音猝然中断，悲切地颤抖了一下，仿佛被哭声哽住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今天真是诗兴大发呀！”波列茨基点了一下。
这一“点”，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比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顿时蹙起眉头，不吭声了，接着瞧了一下钟，匆匆到迈科夫处去了。
“记得吗，我以前答应过您的文学晚会？”和我告别时，他说，“喏，今天就算是第一次吧，——未来的晚会的定金！”
后来不久，我在熟人处遇到一个“一切美文学的细腻的鉴赏家”，已故的米·阿·卡沃施，我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神奇美妙地”朗诵普希金的诗详细告诉他，可是卡沃施做了个怪相，使我不由得想到特兰谢尔。
“有罪的人，”他说，“我不相信他能朗诵得好普希金的诗。
喏，朗诵他自己的《地下室手记》，也许会朗诵得好。我不喜欢他那医院的缪斯，可是这部作品，我倒要听听。”
我没有看过《手记》——我承认自己孤陋少闻。
“啊！医院病房里最骇人听闻的黑暗与恶臭。但是有力量！
据我看，是最有力量的作品。我劝您看看！”这位保护艺术的财神与“美”的爱好者当时开导我说。
这样我才第一次读到自怨自艾、自我折磨所引起的精神痛苦，——对我来说印象特别难受，因为起先在我的意识中怎么也无法把作者本人跟《手记》的主人公区分开来——对“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不由自主地被种种感触所代替，时而是对心理学家—艺术家的赞赏，时而是对恶魔般的人物形象的憎厌，时而又骇然意识到，这恶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身上，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假寐我记得我通宵未眠，次日早晨在印刷厂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忍不住了，首先谈起他的作品：“昨夜通宵看您的《地下室手记》”我说，“印象摆脱不掉多么可怕哪——人的灵魂！然而又是多么可怕的真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爽朗地粲然一笑。
“克拉耶夫斯基当时对我说，这是我的真正的chef doeuvre法语：杰作。，要我永远写这一类作品，但是我没有同意他的话。太凄惨了。Es ist schon einüberwundener standpunkt.德语：这是已经被制止的观点。我现在可以写比较光明的、比较能使人容忍的作品。现在我正在写一部作品”季莫费耶娃搞错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话的，不是克拉耶夫斯基，是阿·格里戈利耶夫。（《书信集》，第2卷，页183）“比较光明的、比较能使人容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年》。季莫费耶娃这里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证明他的创作的新阶段开始了。（见《最后几部长篇小说》）
十六
从那时起，直到最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改变他对我的态度——只是更加和善，更加朴实。他时常一再问我，平常在哪里，做什么，——我坦然地告诉他，既当他是师长，又当他是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把我对排字工人们的观察和闲谈告诉他（他劝我记下来），而且，我告诉他，有个排字工，是个独院小地主俄国农奴制时代的小地主，多为低级官吏的后裔。—小贵族，过去在总参谋部当文书，第二年便因“图谋以行为侮慢值班军官履行职责”而受到控告。
“我没有发现他进来，”这个排字工对我说，“我没站起来，没有举手敬礼。这军官以前就一直在找我的岔子。这时候，一句话不说，简直恨不得咬我！我只是伸出手，——用手自卫罢了，我说，我是贵族，您没有权利！——手轻轻碰到他的肩章没有见证人，——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嗯，他马上嚷开了人家把指挥官叫来‘抓起来！关禁闭！’我明白，我完蛋了：我的口供谁也不会相信了。只剩下一条路——装疯，假装神经错乱。我开始向押送的人扑去咬伤了一个他们决定审判我。在法庭上我说话像呓语，同时把所有的理由都给他们摆出来他们把我交给法医监视，在第十三块里程碑处未查到是什么地方。被监视了整整一年。两次释放我，前面还摆着一次试验”
不幸的人害怕了，第三次他恐怕受不了啦。
“或者是我将永远待在疯人院里，或者是助理护士去告密，说是我在欺骗那时他们就会枪毙我。”
我非常可怜他，有时候我觉得他确实是个精神病患者——
带有一个人格受辱者的狂躁
“您劝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叫他经常多摸摸自己的脑门。凡是疯癫的人都摸脑门。这是脑子功能混乱的第一个征兆。您告诉他，让他这样，经常多摸摸自己的脑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手势给我看，该怎样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开始把他的想法和计划告诉我。
当时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在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主人公的形象是个“高利贷者，以放高利贷向社会报复”有一次他甚至要求我向我所熟悉的《祖国纪事》的编辑人员“好歹”打听一下，他们刊物上明年是否有篇幅刊登这样的长篇小说。
当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在所谓“意大利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在小意大利街一个私人寓所里合伙举行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晚会。——瓦·瓦·季莫费耶娃注上去找格·扎·叶利谢耶夫，他问：“喂，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什么？还在张罗那份《公民》哪？”
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写新的长篇，格里戈利·扎哈罗维奇以非常诚恳的声调对我说：“让他派人送来，送来。对他，我们这里总是有篇幅的。”
我把这话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显然感到满意，1875年，他的小说《少年》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季莫费耶娃的谈话只能是在三月中旬进行的（3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编辑部）。涅克拉索夫四月份去找他，提出把长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大概和这次谈话有关。
这期间，我记得，有一次在印刷厂里，我当着他的面看雨果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他正忙着在一篇文章的校样上作修改，我在看最后几页——好像是第二卷的最后几页，忽
然听到他的揶揄的、然而也是亲切的声音：
“您在看什么，看得这样累死累活的，连我来了您都没发现？现在我得走了！”
我看完，把书交给他。他好奇地翻阅了很久。
“您知道，这书我从来没看过！”据斯特拉霍夫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就看过《悲惨世界》。（见本书页241）1863年《当代》九月号上刊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一文，其中把《悲惨世界》称作是从艺术上最充分地反映了雨果的主要诗学思想的一部作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526）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日记》中说，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时反复看过《悲惨世界》。（见本书页406）他说，显然兴致勃勃。“多么精致的版本，伦敦的，——就是说，是全本，没有经过删节的。
您怎么搞到的？”
“向熟人借的，只好借几天，所以我急着在看——到哪里都看。”
“这本书我向你借去看一个晚上，怎么样？明天就还您。只借一个晚上。我从来没有借书不还的！”他生硬地补充说，直勾勾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自然赶紧肯定地对他说，尽管这书不是我的，不过如果他拿去看，那个人会高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满意，把这本书拿走了，好像是《悲惨世界》的第二卷。
芳汀（Fantine）的故事。但是当天他就发生了著名的“意外事件”，我在一星期后才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处得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