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比地善良，又善于洞察人心，像他这样的人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既有这些品质，难道还能让人想到他是个阴谋家或无政府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是就字面上来理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亚诺夫斯基不可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杜罗夫的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侦讯中仍旧没有暴露。（关于这一点，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页512—545）既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生是极其神经质的、敏感的，那么他有什么办法能克制自己在和我们谈话时不流露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呢？其实，我倒是几乎天天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他说话的，每逢星期日可以在迈科夫家和普列谢耶夫家遇到他；凡是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的人几乎也经常到普列谢耶夫家去（中学生、神学院学生和某些契尔克斯人除外显然是指担任宫廷警卫的契尔克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曾试图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见《案件》，第3卷，页384—385，408—409））。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友人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过什么煽动人们去搞无政府主义的话。
诚然，他到处组成小圈子，喜欢在这种小圈子里用他特有的低声絮语进行谈话。但是这种谈话始终是或者纯粹是谈论文学的。
如果他偶尔涉及政治与社会学的话，那么他总是先对某一事实或情况作分析，随后再作出符合实际的、但是又不违反福音书的结论。人家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是个阴谋家所以才被流放去服苦役。他不幸被流放过，这是事实；但他是不是个阴谋家，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证据，也不符事实。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很可能也说过反对当时国家制度的话，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忽略那是在农奴解放之前的话。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阴谋家和造反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让自己撒谎，即使开玩笑也不撒谎。不但如此，别人无意间撒谎，他也会流露出厌恶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所有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近的人都在亚·尼·普列谢耶夫家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情绪很好，说话很多。可是吃晚餐时谈到，怎样才能使格列奇、布尔加林，甚至使巴·伊·乞乞科夫（有个出版商我们叫他乞乞科夫）永远不撒谎，在这一场谈话中，有个人完全以玩笑的口吻替乞乞科夫辩护道：“他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尽管欺侮我们的同行兄弟，但钱还是付的，而且不克扣。至于有时候撒个谎嘛，那也算不了罪孽，因为福音书上也说，谎话有时候也是一条生路。”听到这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不作声，极其聚精会神地去思索，在余下的时间里只是不断地和坐在他身边的我们说：“原来这样，居然还引用了福音书。但这其实是不对的，福音书上没有说过这话！你听到一个人撒谎，就会觉得讨厌，可是当他既撒谎又诽谤基督时，这就不但讨厌而且可恶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心喜欢社交集会，喜欢社交集会上的某些娱乐和消遣。比如，当时，也就是在被捕以前，他喜欢音乐，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去观看意大利的歌剧。逢到星期日迈科夫家举行舞会，他不仅爱看人家跳舞，自己也很喜欢跳舞。歌剧之中，他特别喜欢《威廉·退尔》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按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改名为《勇敢的卡尔》于1838至1839，1839至1840，1846至1847，1848至1849年间的戏剧季节在俄国上演。，剧中的坦贝利克三重唱使他欣喜异常，他很愉快地倾听莫扎特的《唐璜》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四十年代几乎每年都在彼得堡的舞台上演出。仅1842年及1846年未上演。，剧中采林娜一角他尤其喜欢，他赞赏《诺尔玛》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自1837年起几乎每年在彼得堡上演。，开始是朱丽雅·包茜朱丽雅·包茜，意大利歌唱家，1846至1847，1847至1848年间在彼得堡演出。演的，后来是葛丽琪朱丽雅·葛丽琪（1811—1864），意大利歌唱家，于1849至1850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演出。演；当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清教徒》雅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法国清教徒》于1849至1850年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上演。在彼得堡上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它而欣喜不已。他不喜欢歌唱家法莱卓里尼爱弥尼亚·法莱卓里尼（1818—1884），意大利歌唱家，1848至1850年间在彼得堡演唱。和男高音歌手萨尔维萨尔维系意大利歌唱家。，说前者不过是有副好嗓子的布娃娃，对后者他又觉得声音太甜腻而感情太空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跳舞，当作是内心愉悦的表现，也作为身体健康的可靠表征，但是从来不把它与有机会接近妇女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有人在跳舞时通过和妇女热烈交谈而达到接近她的目的，也不把它与跳舞者的优雅风度和灵巧的舞姿问题搅在一起。关于芭蕾舞，他只听人家说说，但当时从来没有去看过。
写到这里，我冒昧地顺便说一说，在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往期间，以及我们所有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他恋慕过什么人，或者甚至热情地爱过某个女人。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看到他“评头品足”，也就是仔细研究与分析我们认识的某位夫人或少女的人品，然而自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之后，这却是他所喜爱的消遣了。一般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辈子都深深尊重妇女的使命，高度评价妇女的忠诚。但是当谈话提到妇女完全解放这一当时颇为时髦的话题时，他往往这样表示：“希望嘛倒是可以说不少，问题是妇女本身的处境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解放而变得更糟糕、更艰难呢？我想是会的！”
到此为止，我一直在努力描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真实的肖像，以反映在我们交往的1846至1848年间，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这个期间认识他的友人，即使是最亲密的友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的叙述中有丝毫不真实的地方。
现在我来描述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特点。1848年底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就实质上，那么，至少就外貌上说是如此。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我竭力想作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整个改变，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他变得有点儿乏味，肝火比较旺，容易动气，即使最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也要找岔子，而且不知为什么经常诉说他头晕。
这一变化如果不是突然产生的，不是出人意料地发生的，那么也没有隔了很漫长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星期光景。
这事情的整个起因，正如他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是他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是在1848年秋，跟他参加杜罗夫秘密小组有关。（见本书页120注③，页156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