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最好是说他向斯佩什涅夫借钱。在这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谈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人员时喜欢怀着特殊的好感评论杜罗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1816—1869），作家，翻译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小组的创建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个小组的成员。，经常称他是异常聪明的人，有信仰，常常指出毛姆贝利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1823—1891），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与巴尔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1822—1885），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如何如何，可是对斯佩什涅夫，或者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简单扼要地敷衍几句：“我对他不了解，说实话我也不希望与他太接近，因为这位老爷太厉害了，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不能比。”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尊心很强，他说出反感的话表明他知道棋逢敌手了。我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也就不坚持要他说详细的了。甚至当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起了变化，尤其是他的心情苦闷，定有某种原因的时候，我也没有流露想要直接了解它的愿望，我只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器官性的功能失调，因而我尽力使他相信这种情况就会过去的。可是对我的劝慰，有一回，他回答说：“不，不会过去的，它要使我苦恼很久很久，因为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同时他说总数是将近五百银卢布），现在我跟他就有了这笔账。归还这笔款子我永远没有这个能力，他也不会来讨这笔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番话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一辈子没有忘记，而且，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讲这番话时一再说：“您知道吗，我从那时起就有了自己的靡菲斯特，”所以我到现在仍旧不由自主地认为他这话当时确实包含着命里注定的意思。我本能地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幸得很，我知道他最近时期强烈地抱怨没有钱，我对他说，除了扑满以外，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分十五至二十卢布给他，这时他说：“我要的不是二十卢布乃至五十卢布，而是好几百：我得付钱给裁缝，给女房东，得还米奇米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法语爱称。（他这样称呼他的大哥）的债，总共在四百卢布以上。”为了应付这几项需要，他问斯佩什涅夫借了钱。他在一个星期天去拿钱，中午十二时左右从我这里出发到斯佩什涅夫处去，傍晚在迈科夫家告诉我，斯佩什涅夫怎样把钱交给他，怎样要他保证永远不提起此事。从这件事以后，我只发现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是新的：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话时，他们的论点与结论常常是一致的，自从费奥多尔去找过斯佩什涅夫以后，他常常对哥哥说：“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看我昨天带给你的那本书（这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你就不会这样说了。”米哈伊尔则是这样回答费奥多尔：“我除了傅立叶之外，其他无论什么人的学说都不想知道，而且，说句老实话，连傅立叶我都快要抛弃了；这些书都不是为我们而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爱哥哥，对后面那句话，非但没有朝他发火，甚至也没有反驳他。
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他的社会思想的性质和信仰的力量来说，他是不喜欢向任何权威屈服的，因此就是在谈到别林斯基的时候他甚至也常常这样说：“没什么，没什么，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避而不答吧。等时间到了，您再说话（他说这话是因为别林斯基赞扬过他的《穷人》，后来对他的作品似乎忽视了；但是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对他的创作保持沉默比骂他还难受）。”向斯佩什涅夫借过钱后，他以明显的方式向后者的威信屈服。至于斯佩什涅夫，则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是个绝对的社会主义者。
显然，直到现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像果真是个红色的社会主义者，照某些人的意见，他甚至领导了某个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秘密团体。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甚至包括他的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他的属于杜罗夫及某君的所谓秘密团体与上述看法都毫无相似之处。只要看一看这些集会与这个团体的组成人员，考虑一下他们所具有搞阴谋的思想，联系到这些臆想的阴谋者所掌握的手段，最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所读的书与所谈的事，那么以为他们搞阴谋的整个错觉便会烟消云散。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和杜罗夫处的所有集会仅仅是少数人的聚会，他们在彼得堡是看不出来的，好比一滴水掉进湍急的涅瓦河。这一群为数不多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头衔，各种不同的阶层、职业和年龄的混合体，单单成员驳杂这一点就表明他们对社会公众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金钱手段这一伙人是丝毫没有的，因为除了斯佩什涅夫、彼得拉舍夫斯基、杜罗夫与格里戈利耶夫这里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86），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写过鼓动士兵的读物。之外，所有人员都是穷人；武器，除去外表凶狠的契尔克斯人随身携带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特别喜爱的朋友哈南科夫经常带在身边的倒霉的燧石枪之外，他们也是没有的。许多人至少在四十年代末竭力认为某些近卫军军官的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有某种特殊的作用，同时说单是这一情况就使他们的案件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两个近卫军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中的少数几个人，与其他同事或下级毫无任何联系，又没有共同思想，未必有什么重大作用。我到现在还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怎样批判地、完全不相信地看待类似的推论。团里比较有经验的、聪明的同事如莫斯科团的姆·恩·哈纳科夫大尉，精锐骑兵团的符拉索夫斯基上尉，兹伏梁斯基及其他人，简直嘲笑同事们的热情，称他们是疯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没有任何意义。他开始去参加，后来又继续去，唯一的原因是我已经指出的：那里有人听他说话。他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无拘无束地向许多亲密友人表示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不尊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持批判的态度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一书。，而且常常叫他鼓动家、阴谋家。他经常取笑哈南科夫的宽边帽和他老是穿西班牙式短斗篷的体形，尤其嘲笑他的燧石枪。这些话我讲得肯定而且有把握，因为这些都是我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处听到的。
题解：
斯杰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职，后在内务部官费医药采购局工作；1871年退休，1877年起居住在瑞士，直至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与亚诺夫斯基相识。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思想上的接近，尽管1846至1849年间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频频发作，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据亚诺夫斯基认为那是癫痫的早期症状。亚诺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曾受到进步思想的一些影响。稍后，他开始做官生涯，三十六岁时已当上五等文官。到六十年代中期，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的斯拉夫派立场上。
亚诺夫斯基一辈子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着最诚挚的亲切感情。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在特维尔居住，但无权到首都去，这时正如亚诺夫斯基自己所写的，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友人中第一个到那个城市去看望他的，唯一的目的仅仅是看看和拥抱我的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卷入亚诺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女演员阿·伊·舒贝尔特的家庭纠纷中。其后，亚诺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偶有书信来往，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像四十年代那样友好了。
亚诺夫斯基发表在刊物上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文章，涉及作家生平中的个人方面。这是亚诺夫斯基致阿·尼·迈科夫的信，刊登在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的《新时代》上，题目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这封信的起因是《秩序》报（1881
年，第39期）上报道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时代》1881年2月8日至20日第1778期上发表的《致出版者的信》。写这封《致出版者的信》也是为了回答亚·谢·苏沃林的《谈亡友》一文（《新时代》，第1771期），该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时害了癫痫。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证明，“费奥多尔哥哥的癫痫不是在家里时得的，不是童年时得的，是在西伯利亚得的”。亚诺夫斯基驳斥亡友的弟弟的这种看法，写道：“已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时就患癫痫，在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之前三年，也许还要早几年，因而，是在他流放西伯利亚之前。问题在于这种严重的疾病，所谓epilepsia（癫痫），1846、1847及1848年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轻度的显示；同时，旁人虽然没有发觉，病人自己却是意识到的，尽管只是模糊地意识到，通常称为小中风。”下面接着讲到1847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大发作，因听到别林斯基去世的消息而引起第二次发作以及其他详细情况，后来都记载在回忆录的正文中。
在1883年12月30日及1884年1月11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文研所，29916／CCXI614），亚诺夫斯基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详细写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原因是他不满意奥·费·米勒与尼·尼·斯特拉霍夫合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因为他发现其中并没有他亚诺夫斯基所了解的那个“善良而完美的、正直的、为所有的人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
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温和的、非常令人愉快的基督徒，这一意图贯穿在亚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因而对他所说的年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应当很谨慎地看待。
正文按《俄国导报》1885年四月号页796—819原文刊登，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