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与我相识时手头就很不宽裕，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后来，等我们从泛泛之交进而产生了友谊，到他被捕之前，他经常缺钱用。不过，因为他生性正直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客气得有点神经过敏，所以他不喜欢向人家借钱后来还是向人家借钱了。——亚诺夫斯基注，以免惹人家讨厌。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我从您这儿总是可以借到钱的，但毕竟有点儿那个嗯，好吧，我会向您借的，不过您知道，我会还您的。”然而穷困常常使他心情沮丧，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还使他的许多亲友心情颓唐，所以他有一次和我说起此事：“我们能不能凑一笔钱，哪怕是很小的一笔，百把个卢布，到尴尬时可以借一借，好比从自己钱包里掏钱，比较方便。”我同意他的建议，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在四个月内凑成这笔款子，为此我将从自己的薪水中和行医的收入中每月抽出二十五卢布。这笔款子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就有了，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弗拉索夫斯基给了我一百卢布，以后分期还给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拟了几条规则，从这笔现金中借钱的人必须遵守，我们通知了其他一些人。这几条规则长久保存在我处，可是由于意想不到的逮捕突然落到我们大家头上，在匆忙混乱当中，它就和其他的实际上完全无辜的纸张一起，被付之一炬了。这auto de fe是怎么发生的，我在后面再交代；这里我不能不声明一下，对我来说极为宝贵的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全部来往信件，还有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给我的信，都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扔在为了销毁信件书稿而特地生起火来的炉子里了。
供大家借支的现金存放在我处，我把它放在写字桌的一只抽屉里，钥匙挂在桌子上方。抽屉里还放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写的一张规则：每人可借多少钱，借款数额如何计算，何时必须归还，最后还附带规定，若有一次违反还款规则，须有别人担保方可使用贷款；以后若此人仍逾期不还，则停止其借款。许多人用过这笔周转金，认为对他们极有帮助。我过去的藏书也订了类似的规则，供大家使用。
设立金库，办小图书馆，跟傅立叶或路易·勃朗的理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之前以及回来之后，虽则也知道人们对社会主义写过和说过些什么，但他并不赞成这一学说。亚诺夫斯基的这一看法是不对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之前是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的追随者，尽管他对傅立叶和卡柏*的思想体系持批判态度。
*卡柏（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除了一百卢布现金的大金库之外，我们还有个小扑满，我们手头有了五戈比硬币便投在里面。这笔钱我们原定是为了那些赤贫的穷人的，他们拒绝领取当时彼得堡的公共食堂的饭票。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迫不得已从这只扑满中拿了几枚五戈比的硬币，拿了之后，不幸的他恰好又没有机会归还。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星期五，著名的青年小组——其中可能也有并不年轻的人，确切情况我说不准，因为我不属于那个小组，——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意外地来看我。那天从早晨起便是阴天，傍晚时下起滂沱大雨，我待在家里没出去。七点钟，我正准备喝茶，忽然门铃响了，接着我听见前室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我立即奔出去迎接他，看见他身上的水像小河似的往下淌。他头一句话便向我说明，他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路上看到我这儿有灯亮着便拐了进来，顺便需要把衣服烤烤干。他的衣服是无法烤干的，因为他真可谓是浑身湿透了，所以他换了我的衬衣穿上，靴子叫仆人拿到炉灶边去烘着，他自己坐下来喝茶。将近九点钟光景，靴子烘干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准备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可是外面大雨倾盆，我就问：“这样的天气您怎么去？
从买卖桥（当时我的住地）到博克罗夫，路虽不远，可是一路上雨不是还会把您淋得湿透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说：“倒也是的，既然这样，您就给我几个钱吧，我乘马车去。”我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公共的金库里十卢布以下的小票子又没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了皱眉头，说了声“真要命”就想走了。
这时我建议他从铁的扑满里拿点钱，他同意了，拿了六枚五戈比的硬币。他大概是用这一点钱乘车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至于够不够他回家的车钱，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整，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脸色惨白，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捕了，已被押到第三厅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4月22日到亚诺夫斯基处，随后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凌晨四时回家，被捕。去了。这时便动手销毁信件与稿纸，前面我已提及此事。此后我没有见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在特维尔与他见面，这次见面我在一篇关于癫痫的文章中已经述及。《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的第1793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和人交往，或者最好说是他很喜欢和渴望得到某种思想开展的青年人待在一起，不过他尤其喜欢这样的社交场合，他在那里觉得自己像在讲坛上一样，可以进行宣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跟这些人谈天，因为按他的天赋和才能而论，或者就知识而言，他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无可估量地高得多，所以发展他们的才能，关心这些年轻同志的才能和文学习作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的乐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同伴我几乎都认识，我记得这些同伴都认为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念给他听是自己的责任。亚·乌·波列茨基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1819—1879），作家，1864—1865年间任《时代》正式编辑。、雅·彼·布特科夫、彼·米·采德列尔彼得·米哈伊洛维奇·采德列尔（1821—1873），作家，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至于亚·尼·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伊万·彼得罗维奇·克列肖夫（1824—1859），诗人，翻译家。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不说了，因为后者，尤其是亚·尼·普列谢耶夫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得到过作品的题材，甚至完整的小说构思。倘若出题作文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情的话，那么这样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是立即会被作者本人郑重其事地摒弃的。
我举两件事来证明我的这种说法，其中之一与雅·彼·布特科夫有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了解这位擅长描写彼得堡的各个角落的作者的才能特点，建议他写以某一奇闻逸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或者写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构思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完成了任务，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规定，应于第一个星期二在我处朗读。当时我住在商人街谢斯特林凯维奇天主教堂的房子里。
晚上八点钟，那天来聚会的人都围着一张桌子坐定，桌上摆着一杯一杯的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以他特有的咳嗽、吐唾沫、极其滑稽的耸肩膀动作开始朗读。可是，他的小说念了还不到一半，我们大家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忽然听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作者停止。布特科夫只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瞧了一眼，发现他脸色煞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作者不但停止朗读，还把那本稿子也塞进大衣袋里。连人也钻到了桌子底下，连声喊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还以为写得不是那么拙劣哩！”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布特科夫的反常的举动微微一笑，以极其宽容的口气回答他说，这样写法不仅拙劣，而且是不容许的，因为“您写的东西既没有思想，又没有真实，只有虚假与不道德的犬儒主义”。然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们指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所写的作品的缺点，于是作品也就作废了。
还有一件事和亚·尼·普列谢耶夫有关。他当时还是个小青年，还没长唇髭和胡子，好像还不到十八或十九岁。据我现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离开我家，告别时他邀请我上他的新居去。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刚退役，单身一人未带家眷来到彼得堡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彼得堡是1847年秋季，显然是在10月底。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住。我接受他的邀请，偕我的朋友法拉索夫斯基一起于早晨五时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那里遇到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布特科夫、一个工程兵军官（姓名已忘记）以及戈洛汶斯基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戈洛汶斯基（1829—？），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退役的下士叶甫斯塔菲已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当仆人，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认识，而且都很喜欢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以亲切的语言把他的名字用在一篇小说中。叶甫斯塔菲给我们每人送上—杯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亚·尼·普列谢耶夫说：“喂，老弟，您拿我讲的奇闻逸事写出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念念吧。”普列谢耶夫立即开始朗读。可是作品很差劲，我们勉勉强强听完。普列谢耶夫对自己的作品似乎很满意，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首先，您没有懂得我所讲的，写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不是我对您讲的故事。其次，即使您自己想出来的那些东西，表达得也很糟。”普列谢耶夫听了这番话以后就把自己写的东西作废了。
我讲的这两件普通事情，很典型地说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自己的同伴、文学朋友的态度，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两件，有几十件。
一方面，他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爱好思想活动；另一方面，除了他离开工程学校后所进入的那个社会圈子之外，在其他社会圈子里缺乏熟悉的人；这两点就是他很容易和彼得拉舍夫斯甚意气相投的原因。侦讯小组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识的自供词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1846年春天。我们的相识事出偶然。我第一次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遇是在我动身去雷维尔的前夜，后来看见他已是冬天了。我觉得他是个很奇特的人，但并不浅薄。我发现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我第一次到他那里去是1847年将近大斋节的时候。”（《诉讼案》，页110）我常常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起，他本人为什么那么准时地去参加博克罗夫处的周五聚会，为什么这种集会总是有那么许多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回答我说：“我自己常去是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可以遇到许多好人，这样的人在其他朋友处是不常有的。至于他那儿有许多人聚会嘛，那是因为他那里的气氛亲切、自由，而且他总是愿意提供晚饭。最后，在他那儿可以自由主义一番，我们这些凡人，谁不喜欢搞搞自由主义，尤其是一杯酒下肚之后。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也给大家酒喝，虽然，酒是发酸的劣酒，但毕竟是给酒的。
嗯，于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但您是永远不会上那里去的，因为我不会让您去。”他果然没让我去，作为我的真诚的朋友和导师，我一辈子感激他，直到现在我依然衷心地感激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喜爱与人交往，在他生病期间或者赶一件什么活儿的时候，他不能一个人待着，总是请一个好友待在他身边。然而，当他出于爱朋友的内心欲望而去看望朋友的时候，当他在同样的心情的驱使之下常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的时候，他总是带去人的精神修养，不过他只以福音书中的道理作为修养的基础，绝不包括1848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亚诺夫斯基按照自己暮年时的世界观，“一模一样”地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观点的特征，他可以在《作家日记》中找到这些观点的证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爱朋友，只有虔诚的教徒才会那样爱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