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一般说来，1880年开始，我们家的境况是顺利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体，自从去年（1879年）到埃姆斯去疗养以后显然非常健壮，癫痫的发作次数显著减少。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体都十分健康。《卡拉马佐夫兄弟》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功，一向对自己十分严格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小说的某些章节也十分满意。见《书信集》，第4卷，页46。我们所筹划的事业（书籍经销）已付诸实现了，我们的出版物销路很好，所以概括地说是诸事顺遂。这些情况凑在一起，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良好的影响，他心情舒畅，精神昂扬。
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即将进行的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880年4月弗·索洛维约夫在圣彼得堡大学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抽象原理批判》的答辩。颇感兴趣，一定要去参加这一答辩会。我也和丈夫一起去了，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不让他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感冒。学位论文很出色，索洛维约夫成功地反驳了他的厉害的评论员们的攻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来等着听众散去，以便借此机会和胜利者握握手。
弗·索洛维约夫分明很满意，在他一生中的意义重大的日子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竟不顾身体衰弱，愿作为朋友而到大学里去出席答辩会。
1880年，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加紧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还是不得不为了赞助各种社会团体而多次参加文学朗诵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高超的朗诵技巧总是很吸引听众的，无论当时他多么忙，只要身体健康，他从不拒绝参加。
年初，我想起他以下几次表演：3月20日在市议会大厅为赞助圣彼得堡慈善堂的未成年人分部朗诵。他选了“佐西马长老与村妇的闲聊”去朗诵。
第二天（3月2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好又为师资培训班去贵族俱乐部大厅参加朗诵。我丈夫从《罪与罚》中选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疲马”一个片断。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我亲眼看到，人们怎样坐在那里，吓得脸色发白，有的人哭了。我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泪来。这一年春季最后一次是3月28日为了圣彼得堡大学援助学生协会，丈夫在贵族俱乐部大厅朗诵“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马尔美拉多夫的谈话”。
1880年秋季，文学朗诵又恢复。文学基金会主席维·帕·加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听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说服他在10月19日，高等政法学校的校庆日，为文学基金会筹集基金而参加朗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吝啬骑士》中地下室那一场（第二场），随后朗诵了诗歌《春暖时节》，观众要他再来一个，他朗诵了《先知》，引起听众异乎寻常的热情。暴风雨般的掌声似乎把信贷会的墙壁都震动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频频点头行礼，退了下去，可是听众一次又一次叫幕，他出去谢幕，如此持续了十来分钟。
鉴于这次朗诵的巨大成功，维·帕·加耶夫斯基决定于一星期后的10月26日，以原班人马、同样的节目，再举行一次晚会。由于城里人的辗转相告，这个晚会吸引了大量听众，不仅大厅里满座，连过道上也是水泄不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出场，听众便开始鼓掌，久久不让他开始说话；后来，每念一句诗就被掌声打断，不让他下讲台。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先知》时，听众的热情达到了高潮。公众的欣喜难以描述。
11月21日，在贵族俱乐部大厅又为文学基金会举办朗诵会。上半场他朗诵了涅克拉索夫的诗《从迷误的黑暗中出来》，下半场朗诵了果戈理的长诗《死魂灵》第一部中的片断。
11月30日，在市信贷会大厅为圣彼得堡大学援助学生协会举行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伊柳舍奇卡的葬礼》。这一回朗诵尽管声音很轻，却有那么大的艺术感染力，那样地打动人心，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张张悲伤的脸，哭泣的脸，而且不仅仅限于女人。大学生们给丈夫戴上桂冠，一大群人一直送他到大门口。身临其境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以确信青年人是多么热爱他，尊敬他。这种感觉对于丈夫是十分宝贵的。
文学朗诵会上，听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异常亲热。他一出台便会引起如雷的掌声，持续数分钟之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朗诵者的小桌子边站起来，频频点头，表示感谢，可听众不让他开始朗诵。随后，在他朗诵时，屡次以震耳欲聋的掌声打断他。朗诵结束时也是如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三番四次地出台谢幕。当然，公众对他的才能的热烈赞赏的态度不能不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高兴，他感觉到精神上的快乐。朗诵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担心他的嗓音微弱，只有前面几排听众听得见，这种想法使他伤心。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质的激昂在朗诵场合却能使他平日微弱的嗓音显得异常清晰，他念的每个字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听得见。
应当说句老实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第一流的朗诵者为了不至于毫无根据，我在这里引用谢·阿·文格罗夫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给他的印象的话。“在1879年文学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晚会上，我非常幸运地听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朗诵者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之所以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朗诵者仅仅是因为对一个穿着黑礼服登上舞台来念自己作品的人是没有别的定义可下的。在我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的那天晚会上，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里戈罗维奇、波隆斯基及亚历克赛·波捷欣也作了朗诵。除去萨尔蒂科夫朗诵得不好，波隆斯基朗诵得太激昂兴奋之外，所有的人都朗诵得甚好。但不过是朗诵而已。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的在预言。他用尖细而清楚的声音，以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朗诵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最惊人的一章：‘热烈的忏悔’——米佳·卡拉马佐夫的故事，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怎样来找他要钱以搭救父亲。当时，大厅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的情绪这样完全吸引了成千人的内心活动，这种情况，从那时以来，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其他人朗读时，听众虽则都在听，但并没有忘掉自己的‘我’，不过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听罢了。连得屠格涅夫和萨温娜一起的出色朗诵也没有使人心驰神往，忘掉自我。但是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听者就像他的天才的、令人战栗的长篇小说的读者一样，完全忘却自己的‘我’，整个儿被这个疲惫不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的催眠术般的力量所支配，他的漫无目标地望着远处的眼睛，目光犀利，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华，从前大司祭阿瓦库姆眼睛里闪射的大概也是这种光芒吧。”（《呼声报》，1915年4月25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别人的作品时，一切微妙之处和特点都表现得格外鲜明，富有技巧。同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读得很朴实，丝毫不用任何演讲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自己的朗诵（尤其是当他朗诵《被侮辱的》中涅丽的故事或者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关于伊柳舍奇卡的故事时）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我看到在场的人都噙着泪水；我自己也哭了，虽然这些片断我记得滚瓜烂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次朗诵之前先作一番简短的开场白，让那些或是没有看过作品，或是把作品忘记了的人听懂，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除了文学晚会以外，1879至1880年间的冬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常常拜访朋友；每逢星期六，他常去前维林学区的督学、可敬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科尔尼洛夫处，在这位友人那里常常遇到许多学者和担任高级公职的人。他常常出席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施塔肯施奈德家的晚会，每逢星期二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常在她家聚会，他们有时朗诵自己的作品。她也举行家庭戏剧演出，例如，我记得，1880年冬我和丈夫参加《唐璜》的演出；这个戏的扮演者有：索·维·阿韦尔基耶娃（饰唐娜·安娜），扮演角色颇有才气；诗人康·康·斯卢切夫斯基与尼·尼·斯特拉霍夫，后者跟角色甚为相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他鼓掌，而且那天晚上十分愉快。这一年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施塔肯施奈德家认识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韦谢利茨卡娅，就是后来著名的女作家韦·米库利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遇给韦·米库利奇留下深刻的印象。1929年，她发表以《与作家们的会见》为题的《回忆录》，文中叙述她在1880年冬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据她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演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奥赛罗。但这次业余演出没有排演这出戏。米库利奇也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尼·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创作有很浓的兴趣。我要指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敏感和先见之明：和年轻姑娘谈过两三次话，尽管她年轻，神态窘迫（这是容易理解的），他还是料到这位小姐不是个平庸之辈，有一种高尚的天赋，追求理想，而且大概具有文学才能。这一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搞错，《米莫奇卡》的作者以自己的作品在俄国文学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尊敬和爱戴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施塔肯施奈德，因为她的始终如一的善良与温和，她以温和的性子忍受长期的疾病，从不抱怨，反以她的和蔼亲切去鼓舞大家。在施塔肯施奈德一家人中，特别获得大家好感的是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兄弟阿德里安·安德烈耶维奇，他是个极聪明的人，真诚地崇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华。阿德里安·安德烈耶维奇是个很有才气的法学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司法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时，总是向他请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激他，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佳·卡拉马佐夫在诉讼过程中的一切详情细节写得那样准确，连最不怀好意的批评家（这种人不少）也找不出什么疏忽或不确切的地方，这要归功于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去拜访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和他闲聊常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高度的精神享受，就像和一个尽管带有怀疑主义的情绪，但头脑异常敏锐、理解深刻的人交往一样。
但是1879至1880年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拜访最多的是已故诗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伯爵的遗孀苏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苏·安·托尔斯泰娅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人士如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保持友好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她十分尊敬、亲切，比如，1880年6月13日给她的信可资佐证，他在信上友好地和她交流普希金纪念活动的感想。（《书信集》，第4卷，页174—176）这是一个智慧超群的妇女，非常有教养，博览群书。和她闲聊，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极为快慰的事情，他总是惊讶于伯爵夫人能够看清许多哲学思想的细微之处，作出反应，妇女之中是难得有人达到这样水平的。但是，除了杰出的智慧之外，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还有一颗温柔而敏感的心，我一辈子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回想起她有一次怎样为我丈夫解忧。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伯爵夫人谈到德累斯顿美术馆，他说，绘画之中他最推崇的是西斯廷圣母像，而且还补充说，使他伤心的是，他一直没能从国外带回一张好的圣母像的大照片，这里又无法得到这样的照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埃姆斯的时候准是想买一幅这张画的精美的复制品，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我也在京城的版画店里寻找圣母像的复制品，可是也没有找到。这次谈话之后过了三个星期光景，有一天早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在睡觉，弗·谢·索洛维约夫来到我们家，带来一只大纸盒，里面装的是和原作同样大小的西斯廷圣母像的巨幅照片，只不过圣母四周的人物都没有照进去。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是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的知交，他告诉我说，伯爵夫人写信给德累斯顿的熟人，要他们寄这幅照片给她，她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收下当作“美好的纪念”。这事情发生在1879年的十月中旬，我立即想到把照片配上框子，在10月3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日那天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索洛维约夫，他赞成这一想法，况且照片不配上框子也容易损坏。为了伯爵夫人的盛情好意，我请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向她转达我的衷心的感激，同时预先跟她说明一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在生日那天才会看到她的赠礼。事情果然如此：30日的前一天，订书工人送来一只优美的、深色橡木雕花框子，里面装着照片，在长沙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的上方钉了一枚钉子，挂上镜框，这样一来，这幅艺术杰作正好对着亮光，它的一切优点全都最好不过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