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我和他最近几次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论文《残酷的天才》，载《祖国纪事》1882年十一月号。的闲谈。格列勃·伊万诺维奇已经患了可怕的疾病，但是几乎觉察不出。他很热烈地在说话，突然住了嘴，像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悄声说：“您知道他简直是魔鬼。”
1880年暑假过后，我们聚集在苏哈濑水塔附近一所学校里举行第一次大学生晚会，我们几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掉了。但是有人带来一期刊登着演说词和答复批评者的《作家日记》，立即又爆发极其激烈的争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快要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已达到他的创作的顶峰，可是在《日记》中出现的他却与他的青年读者们如此格格不入，致使他们可以忘记他的一切艺术威力，嘴里冒着泡沫大声叫唤他，像呼喊着政治上的敌人。
不知是谁试图向同学们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说他是一个伟大艺术家，他对人类怀着痛苦的爱和伟大的同情。这马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强烈的争执，于是只好把话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的经历，使他备尝艰辛的苦役上去。
不知是谁叫喊起来：
“他的声明把这一笔勾销了：尼古拉一世应该这样行动如果不是沙皇，人民也会审判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和书信中都没有这样的意思。
“把政论忘掉吧伟大的艺术家《罪与罚》”
“那么《群魔》呢？是对屠格涅夫的毁谤！！还有对格拉诺夫斯基的嘲笑呢？！大家知道的，《群魔》中斯切潘·特罗费莫维奇·维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格拉诺夫斯基，卡尔马津诺夫的原型是屠格涅夫。（详见阿·谢·多利宁的《〈群魔〉中的屠格涅夫》——《素材与研究2》，页119—136）还有对赫尔岑、对卡维林的轻视态度！”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神明，因而，自然，没有话可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辩解。
但是，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相当一部分的读者中得不到同声相应的反响，那么，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在所谓“上流社会”取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的暮年所得到的成功。新斯拉夫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泛滥；害怕恐怖行动引起对在学青年的憎恨，青年学生是赞同社会主义者的；相信俄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使他们充满自豪感所有这一切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中找到出路，他真的快被撕成几块了：好几百人写信给他，他认为有责任复信；从早到晚有人去找他，年老的和年轻的，为他们心中所苦恼的问题而向他寻求答案，或者向他表示敬意，他接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种种诉说，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来者不拒。晚上他经常参加形形色色社会团体的会议，参加招待会和文学晚会。与此同时，他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他又预告征求《日记》的订户，准备1881年1月出版第一期。他什么时候能够工作呢？概括地说，他怎么能够生活呢？难以理解！除了他的顽疾之外，他又患上了肺气肿，所以瘦得不成样子。
1880年10月或11月，我看到他时，他那痛苦不堪的模样使我震惊，这也许是因为我遇到他的场合是非同寻常的庆祝活动中的缘故吧。
我姐姐家的女房东玛尔基沙·巴乌鲁奇正在举行慈善性晚会——“有著名演员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
我们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面挤满了盛装艳服的太太们和身穿漂亮制服的人们，我一下子就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身穿燕尾服（太肥了），站在通往大厅后面一个房间的门旁边，聚精会神地在听一个姑娘说话。这个姑娘高高的个儿，体态婀娜匀称，稍稍向他俯下身子，因为他比她矮很多。我觉得他似乎比过去更加矮小，更加消瘦，更加苍白了。真想带他离开这儿，离开这些欣喜雀跃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人，一般地说，与文学毫无关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毫不相干。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分明感觉很好；志同道合的人（这里占大多数）纷纷来到他的身边，和他握手；向来都在“名人”身旁献媚的太太们在说客套话恭维他，女主人并不掩饰她的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她的沙龙里。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静而庄严地听着，频频弯腰，虚弱地微笑着，仿佛他一直在想着别的心事，把一切恭维、谄媚的话都当作耳边风，内心正在进行某种巨大的劳动。
我最后一次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已躺在棺材里了。这又是另一个样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生前丝毫不像：瘦骨嶙峋的脸，皮肤发黄，嘴唇只有一个隐约的轮廓，充满了安详。不久以前因为普希金纪念会上的演说而与人进行论战的激情，他的信念和希望的崇高的感召力量，以及点燃人的心灵的非凡的才能，都紧紧地封存在他那瘦骨棱棱的脸面之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被人记述过上百次了。葬礼当然也是一桩“事件”。然而除此以外也还是一种象征。各种派别的人，各种观点水火不相容的人都来向他致意，告别；老人，青年，作家，将军，艺术家，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从地下室，从顶楼”来的人，主要是青年人，归根到底，又总是觉察到真理的人这批青年人用强有力的胳膊挽成牢固的锁链围住棺材，不让警察来“维持秩序”。
跟在棺材后面走的有：亚·尼·普列谢耶夫，从前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被判处过死刑；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塞尔维亚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斯拉夫主义者协会的朋友；许多艺术家，自然，还有整个文学界。
接着是花圈队（七十人以上）及合唱队，不停地唱着《永垂不朽》再后面是送葬的人群，成千上万，默默无言的景仰他的群众走到弗拉基米尔广场发生一阵骚动。宪兵们骑着马驰来，围住一个人，把一样不知什么东西拿走了。青年人立刻把这场骚乱平息下去，不声不响地把囚犯戴的镣铐交出去，他们想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面走的时候戴上镣铐，以此悼念为了政治信仰而受过苦难的死者。
大家埋葬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埋葬“自己人”一样。
“我们在埋葬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伊·伊·西施金伊·伊·西施金（1832—1898），画家。走到我们这一群人（或者，确切点说，走到康·叶·马科夫斯基康·叶·马科夫斯基（1839—1915），画家。）身边来说。
“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不知是谁补充说。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时期里显得如此热闹的争吵自然连提都没有提起。大家一面走，一面充分意识到失去了一个伟大人物，天才的作家，他本可以给人们以更多、更多的艺术的喜悦。
我们从墓地回来已经将近黄昏时分了。墓前演说犹在耳边回响，涅瓦大街依旧过着它自己的日子，今天的喧闹的生活，从旁看来，这生活似乎有着节日般的欢乐。
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安。等到对这个刚刚被埋葬在冻结的泥土下的人所经受的一切不必要的残酷打击作出总结之后，当人们想起多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落在他——一个这样脆弱、这样敏感、这样衰弱的和伟大的人身上时心里就羞愧难当了。
当亚·尼·普列谢耶夫在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文学晚会上说话时，我就体验到这种羞愧难当的感觉，他说：“我不知道有比他更为不幸的人衰弱，有病，因此他服苦役比大家艰苦百倍他永远缺钱，有时对穷困的滋味有着特别敏锐的理解主要的是他永远因为批评界而受痛苦你们几乎想象不到，他抱着病怎样在忍受每一句不友好的话语他受了多少痛苦！他忍受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数十年直到最后一天他的一生的可怕的悲剧在这里。”
然而，历史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在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他的名字不但没有像从前大多数尊贵的、光荣的名字那样被人淡忘，反而年代愈久变得愈加亲切，愈加珍贵了（也许只有普希金一个人的名字是这样）。它经历了六十年代愤怒的批评界的批评，七十年代严峻的社会政治性的清算，经受了八十年代含着敬意的沉默，穿过许许多多文学上的积垢（颓废主义、象征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受过震撼世界的暴风骤雨的洗礼而闪耀着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灿烂的光华。
题解：
叶·巴·莱特科娃苏尔坦诺娃（1856—1937），作家，翻译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活动家。1881年在《俄国思想》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中篇小说《铁锈》。以后，她的短篇小说陆续出现在《祖国纪事》、《北方导报》、《俄国思想》、《俄国财富》及《神的世界》等刊物上。
莱特科娃创作的基本主题是描写知识分子在“走投无路”时代的精神状态。
叶·巴·莱特科娃是民粹派中革命一翼的追随者，和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及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等人接近。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她是文学家之家、国家出版社及《世界文学》出版社的撰稿人。她从法文、意大利文及其他语言翻译了许多作品。她认识格·乌斯宾斯基、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列·安德烈耶夫、彼·德·波波雷金、弗·德·巴久什科夫、阿·勃洛克、谢·阿·文格罗夫、姆·格·萨温娜、康·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阿·沙赫马托夫及阿·伊·尤仁等人，并与他们有过友好的书信往来；她留下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安·巴·费洛索福娃、格·乌斯宾斯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弗·雅库勃维奇密尔辛及其他人的回忆录，观察丰富，不仅是个人传记性质的，而且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莱特科娃在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的时候，心里回想起过去，那时她是个二十四岁的姑娘，莫斯科凯尔耶高等女校的学生。她的回忆录反映了当时进步的青年大学生的心情。这位女青年神圣地崇拜六十年代这一辈人的传统，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日，她把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照，她是对屠格涅夫怀有好感的。
莱特科娃在回忆录中追述具有革命情绪的民粹派青年中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所进行的争论，她用时代的标准加以检验。在创作方面她有点倾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和形象体系。这一点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早在1899年对莱特科娃的处女作的评论中就指出了。（《俄国财富》，1899年，第8、11期）莱特科娃的档案里，在原稿中还保存着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小英雄》改编剧本的提纲草稿。（科学院文研所叶·巴·莱特科娃苏尔坦诺娃的档案，全宗230，第52号）
在她所构思的名为《珍贵的遗痕（俄国作家、人民和自由）》一书中，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涅克拉索夫之后，列·托尔斯泰之前。在保存下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纲草稿上，莱特科娃着重注意这位俄国作家因自己企图给祖国以幸福的志向而忍受了什么，她强调说，“无论什么都不能挫伤他的强大的才能；谁也不能毁灭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信念。”这个结论是和回忆录中关于历史审判的结语相呼应的，历史的审判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时间性的、暂时性的以及“经过震撼世界的暴风骤雨之后——燃烧得越来越旺”的东西作了本质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