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是高雅的集会。直到天亮普希金又与屠格涅夫融为一体。我们溜到圆柱后面，溜到舞台前，以便靠得近些看看参加会议的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怪模怪样地瑟缩着身子走了过来（日间我没有看见他），奥斯特罗夫斯基庄重地跟着走来；皮谢姆斯基摇来摆去地走过来；格里戈罗维奇拖着长长的灰白的“大桶”飞奔而来，他们全都消失在舞台后面，在那间圆形房间里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交响乐队（《人鱼》序曲），萨马林指挥了《吝啬骑士》（令人神往），接下来又是“他们”。那么古风盎然，那么生气勃勃，令人振奋，内心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怎么很特别地朗诵了比曼的独白，朗诵得非常出色。皮谢姆斯基精神抖擞地朗诵了《骠骑兵》；奥斯特罗夫斯基朗诵《人鱼》片断，格里戈罗维奇朗诵《基尔德扎利》普希金的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基尔德扎利是主人公的姓名，出于土耳其语，有“勇敢的人”、“好汉”的意思。（稍嫌长了些），波捷欣朗诵《波尔塔瓦》，屠格涅夫则是《重返故乡》指普希金的诗《我重又造访》…他朗诵得轻轻的，尽管他年纪老了，发音不清，声音又过高，但他的朗诵中却有着某种令人迷惑的东西他出去谢幕七次。
等我们十二人回家，天已经亮了。大家不觉得疲倦只是感到遗憾，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漫步在莫斯科的小巷里，我们反复吟诵：“够了，躲开吧！时令已变换，土地已复苏！风雨已消逝无踪。”普希金的诗《乌云》片断。
6月8日。昨天的白天好得不得了。我不知道记什么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言玛莎·谢列霍娃昏倒在地。巴普里茨歇斯底里发作。可我听了心里直冒火。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阿乐哥时的恶毒的讽刺口气，使我痛苦。“幻想全世界的幸福。比这更便宜的代价，俄罗斯的浪子不会接受！”
这是什么？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真不愿意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理解。不是我一个人，许许多多人对他的话有和我同样的反应。而且不知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好感转到屠格涅夫身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刚提到丽莎·卡丽金娜（《贵族之家》中人物）的名字，当作是与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同种的“女性美的正面典型”提出来，他的发言立即便为一阵对屠格涅夫的喧腾的热烈欢呼声所打断。全场的人站了起来，响起噼噼啪啪的掌声。屠格涅夫不想接受这份冲着自己来的欢呼，人家硬把他拉到舞台边上。他脸色发白，不知所措地鞠躬致意。当然，丽莎不是我们的理想，正如达吉雅娜和她的“奴性”不是我们的理想一样：“我已委身另一个人，我将永远忠实于他”我们对叶莲娜叶莲娜·斯塔霍娃是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人物。和她的积极行善的渴望，她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爱表示敬意。她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女政治活动家，她们在俄国多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么多。至于提到丽莎，对于我们，不过是一个口实，好让我们向屠格涅夫表示我们拥护的是他，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的发言充满了对西欧派的攻击，因而意味着也是反对屠格涅夫的。对他发出欢呼，也可能是无意识的，然而大会之后已经完全清楚地表现出向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表示敬意的要求，我们看到真理在谁一边。决定向屠格涅夫献上花冠。
这就是一个普通学生对这一“事件”——人们这样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直接观感。
当然，这是一个事件，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谈论过，直到现在人们还记忆犹新。根据表面印象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与1880年6月8日相并列的。那天在宽敞的贵族俱乐部大厅里，知识界人士济济一堂，发出的呼喊声，似乎连大厦的墙壁都要给震塌了。这一天，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是，真的，不是所有的人，远远不是所有的人对热情奋发的讲话都作同样的领会的，这发言以前所未闻的艺术威力在这个大厅里鸣响。演说是这样讲的，没有亲自听到的人不可能说清楚它对大多数听众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大概是一小部分人，那些左派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一开口他们便立即顽强地反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由于下述情况促成的，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以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一个光荣后代的身份，而是以斯拉夫慈善会的代表1877年，由于俄土战争开始，彼得堡斯拉夫慈善会成立斯拉夫慈善协会，以便给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以物质援助，保障俄土战争作战地区志愿兵的物资供应。身份来出席普希金纪念会的。这也许造成了带有偏见的观点，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当时青年人不断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清算，他在《作家日记》上发表了“爱国主义”的文章所谓“爱国主义文章”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至1877年的《作家日记》上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东方问题》，《乌托邦的历史观》，《再论君士坦丁堡迟早必定是我们的》，等等。以后，青年们长期不懈地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他。关于《群魔》我就不说了。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起“祖国大地上的不幸的流浪者”，无家可归的浪子，“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流浪”，我们之中某些人互相递了个眼色，这是不难明白的。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他们不到茨冈人的宿营地去走走，在茨冈人中寻找世界性的理想那反正也会热心地搞阿乐哥时代还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怀着新的信仰，东走西逛他们将在不切实际的实干中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幸福，还是全世界的幸福，因为俄国浪子所需要的正是全世界的幸福，以便让自己安定下来：比这更便宜的代价他是决计忍受不了的！！”
这番话是以极其尖刻的讽刺说出来的，同时对自己信仰的正确又抱着那样百折不回的信心，因此连青年听众中的许多人也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感召力所征服，一下子搞不清楚了。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的鼓舞力，他的动人的声音，还是他的苍白、激动的脸色，都掩盖不了发言的内容和它的极大的消极意义。
除了嘲笑“俄国浪子”之外，他对西欧派的尖刻攻击，他的和人民“温顺”相处，个人用基督教精神来自我完善的说教，连带着对待社会道德的轻蔑态度叶·巴·莱特科娃表达的思想不清楚。她大概是指康·卡维林*在《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信》中所写的：“在回答‘什么最要紧，是个人的道德上完善，还是创造和完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条件？’这个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持改变社会制度的思想的人们分道扬镳。”（《欧洲导报》，1880年，第11期）
*康·德·卡维林（1818—1885），自由主义历史家，政论家。，明确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时赢得全部青年好感的那场运动的敌人放到一起去了。
这之前不久，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刚揭露屠格涅夫在帮助巴枯宁。1879年12月9日第313期的《莫斯科新闻》上登载一篇简讯《发自涅瓦河边，十三》，具名“外埠居民”。该报的一个最露骨的反动撰稿人鲍·米·马尔凯维奇在这篇简讯中猛烈攻击屠格涅夫，因为屠格涅夫为俄国侨民伊·雅·巴甫洛夫斯基的自传性的笔记写了序言，表示赞许。巴甫洛夫斯基的笔记刊登在法国《Le Temps》报上，标题为：《孤身一人，虚无主义者的感想》。同时代人把马尔凯维奇的这篇简讯理解为明目张胆的告密，暗示屠格涅夫在1863至1864年间因“被控与伦敦宣传家们（其中包括巴枯宁）往来案而受到审查的这一段已经为人遗忘的历史”。（详见《环节》，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页282—283、296）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敌对的卡特科夫的阵营中则被看作是“自己人”，属于专制制度的捍卫者之列，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日记》在高等官僚阶层中有人看。应当把他划出去，表明我们不站在他一边，就像争吵过的父母跟孩子们打架一样，青年人开始用屠格涅夫去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抗争。
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之前，在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中，屠格涅夫的首席地位已经形成，在纪念像的基座脚下也好，在大学里也好，在所有的纪念活动中也好，无论这位白头发的巨人出现在哪里，他都是首要人物。即使在当时青年中颇为风行的一切文学晚会上，也总是拿屠格涅夫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抗，也许，其中一人反对青年准备献身的志向的罪过被夸大了，而另一个人在这方面的意义也被夸大了。
然而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青年丝毫不讲情面。一切同情都朝着一方面的连对普希金也多半是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待的。
不难理解，在这种情绪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自然只是火上浇油，使青年和进步报刊对他的敌视态度加剧。
然而不是一下子就激烈起来的。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便像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所说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占卜中“清醒过来”。
社会主义对于乌斯宾斯基也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他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之后，亲自写了一封几乎是欢欣鼓舞的信给《祖国纪事》。他被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受苦受难的浪子（应读作社会主义者），关于全世界的、普遍的、全人类幸福的言论所迷惑。“比这更便宜的代价他是忍受不了的”这句话他听起来是那么令人信服，他既没有发现讽刺意味，也没有注意后面的一句号召：“顺从吧，骄傲的人！”等他在《莫斯科新闻》上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的速记记录以后，他写了第二封信给《祖国纪事》，唱的完全是另一个调子了。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言中看到“另一个图谋”。“全世界共有的人”变成了随风飘荡的一棵草，简直是无根无基的人。关于达吉雅娜的发言是鼓吹愚蠢的、不能容忍的、被迫作牺牲的一种说教；“全世界的幸福，为幸福而苦闷”的言论淹没在其他的话语中，这些话语向乌斯宾斯基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的实质，至于“顺从吧，骄傲的人！”的号召（在当时，顺从几乎被看作是罪行）抵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魅力。这观点他保留了一辈子。难怪第一次和弗·迦·柯罗连科见面时，乌斯宾斯基问他：“您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吗？”
弗·迦·柯罗连科回答说不喜欢，但是在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对此，乌斯宾斯基说：“我可不能您知道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你乘火车打起瞌睡来突然感觉，一位先生坐在你对面向你伸过手来径直想掐你的喉咙或者对你怎么样你却怎么也动弹不了”
一方面，格列勃·伊万诺维奇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威力，另一方面他终生对这一魅力怀着某种近乎迷信的惧怕（“你却怎么也动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