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法与改教
对于政教一体的国家来说，政治上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宗教的改革。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康有为在推行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儒教的主张。
据《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892年起，他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从1893年起，他开始撰写《春秋董氏学》。其中认为人人皆是天之子，认为孔子是创立儒教的教主。1895年，在他著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中，也初步提出了改教的设想。
为改革儒教，康有为首先指出宗教对于转变风俗的重要。他说：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
这里“无教”的“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指宗教。而所谓“无教”，也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是说，未能把儒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群众中去。儒教缺乏宣教的功能，致使其他邪教乘虚而入：
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愚民。
这里的“外夷邪教”，就是指传入的基督教。康有为把基督教的流行，归结为儒教自身宣传不力的结果。和基督教对民众的深入状况相比，康有为更加感到儒教危机的严重。他说：
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基督教的教堂遍地皆是，儒教却固守礼制，每县仅有一座孔庙。这种情况，太不能适应儒教教义宣传的需要。当基督教未传入之前，或者虽然传入，但流行不广之前，儒教尚不感到自己相形见绌。虽然也有人感慨佛、道寺观多于儒教孔庙，但由于儒教占据着国家的统治地位，而佛、道二教又早已表示愿为儒教教义服务，因而没有国亡教灭的可能，儒教也没有担心前途的危机感。现在情况不同了，西方列强时时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国灭教亡的危险迫在眉睫，儒者们在建议改政的同时，也就想到了改教的问题。
改教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康有为在上书中建议：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
这里所谓选拔、培养的发明孔子之道的儒者，不再仅是培养国家官吏的后备，而是培养如同西方那样的神父、牧师。他们的任务，不再是朱熹《大学章句序》中所说的对民“治而教之”，而是纯粹的教。在当时以及如今的学者看来，儒教自始就重教化，他们的教化工作是做得不错的；但在康有为看来，儒教的教化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过去由于政教一体，儒者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行政上。除了定期执行的祭祀任务，其他教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少了。康有为看到了儒教教义宣传不够深入、不够普遍的弊病，他的这个想法显然是在西方宗教的刺激下才产生的。师夷制夷的方略，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物质生产上，也体现在宗教和思想领域。
在思想上宣传孔子之道，其宗教设施也必须与之相配。仿照西方的模式，康有为建议：
并今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儒教的传统制度，有百神祭祀。自然界的神灵，是上帝的下属；人间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贤人，也得“祀以为神”。这就使儒教的神灵，可以无限制地增多。清朝后期，更是增祀添神成风。这样一来，虽然神灵众多，但意义浅薄。甚至功能都化为一个，即给人福佑。这样，除了使人为逐利祀神以外，不能有真正的教化功能。康有为看到了儒教的这个弊病，因而要求改革。而改革的根据，也是在孔子。康有为认为，孔子当时所做的，就是扫除一切淫祀。在《论语注》中，康有为说：
孔子定礼，祭止天、祖，其他皆为淫祀。妄祭以求福，是行谄媚也。盖上古淫祀之鬼甚多，孔子乃一扫而空之。观印度淫鬼之多，即知孔子扫除中国淫祀之力矣（《论语注·为政》）
这是康有为对孔子“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一语的注释，所谓仅祭天与祖，乃是康有为自己的改教思想。这个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春秋董氏学》中。其中他讲道，单祭天不行，单祭祖也不行。只有既祭天又祭祖，才合孔子正道。
废除淫祀，是儒教的一贯方针。但是由于儒教中百神祭祀的存在，就使淫祀往往和正祀难分。而儒教也常常把淫祀中的神灵纳入自己的祀典，如同对强盗实行招安一样，这就更加促进了淫祀的发展。扫除淫祀最为彻底的是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但是儒教不能这么做。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甚至还盼望着有朝一日恢复那些被太平天国废除了的祭祀。康有为的改教方针，既吸取了太平天国废除淫祀的思想，也保留了儒教自身的特点。比起曾国藩时，应该说是儒教思想的进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废除佛寺道观的十分之七，是由于形势所迫，也应是受到康有为思想影响的结果。
为了儒教的发展，康有为建议鼓励传教。其《上清帝第二书》继续说道：
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
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端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
这种传教的主张，是儒教对于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反应，也是儒教以基督教为师发展自己的举措。
二十多天以后，康有为又有《上清帝第三书》，其中重申了改教的主张。并建议实行科举改革，改革的宗旨，是在能讲明孔子义理：“其乡、会试，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书末，仍希望皇帝能“历鉴覆辙，深畏天命”。从传统观点看来，康有为也应是一个纯正的儒者。
1898年，变法运动开始。6月19日，康有为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7月3日后，康有为又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两折时间据汤志钧编： 《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全面阐述他的改教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允许人人祭孔；二、允许人人祭天。
康有为说，如今学宫中尊祀孔子，只许教官和学生按时参拜，其他人，特别是妇女，则不许祭拜。但是在明代，民间就有祭祀孔子者。到康熙朝，御史吴培上奏，才禁止妇女入孔庙烧香，“圣教从此不及于民”。在康有为看来，这是儒教的一个重大失策。
依儒教原则，鬼不歆非类，人不祭非族。教官和学生祭孔，那是遵照“始立学，必释奠先圣先师”的礼制。这个制度，又是儒教全部祭祀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反映着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又巩固着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从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到庶人祭其先，这一整套礼仪本身，就是教化。它使人们从这些礼仪中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养成安分守己的习惯。对于巩固当时的制度，这套礼仪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不行了。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虽然保持了上层显贵的尊严，却减少了向广大群众宣传教义的机会。面对西方的宗教，康有为感到有加以改革的必要。
第二项是允许人人祭天。这是一项更难改革的制度。祭天是皇帝的特权，也是皇帝的尊严所在，它表示着皇帝和上帝的特殊关系。虽然从宋朝末年开始，庶民百姓就以各种方式祭祀天地，到清代，连李光地也认为对此事无可奈何。《古今图书集成》把这种越礼的祭祀行为作为民俗记载下来，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国家的祀典毕竟未予承认。面对基督教的挑战，鉴于太平天国上帝教已有的事实，康有为感到儒教不能再继续维持传统的教义。对于这条教义，他也要求进行改革。他论证说：
天者，人之祖父也……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典……孔孟大义，许人人祷祀天地矣。且今功令即不定人民祀天，而民间岁时向空，无不祀天者……
人人都是天之子，所以人人可以祀天。这是从儒教天地生人，一气化生哲学所推出的必然结论。但是康有为回避了其中的宗法关系，不谈宗子和庶子的区别，不是他对宋学缺少研究，就是他故意使传统符合现实的需要。“古者尊卑过分”，是他要求人人祭天的实质。他要改除的，就是这种尊卑过分的关系。这是儒教长期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西方宗教影响和刺激的结果。
和政治改革相比，宗教改革更加困难。所以在变法期间，光绪帝可以颁布一系列法令，实行政治变革，却没有去实行宗教变革。这当然是由于政治变革的形势更为迫切，但也是由于他根本就没想进行宗教变革。和设议会的要求相比，康有为的宗教改革的施行情况更等而下之。
二改教余波
康有为所提倡的政治变革，数月之后即遭到失败。至于他的宗教变革，则根本未被提上日程。但其中废除淫祀的主张，则得到张之洞《劝学篇》的响应。数年以后，由于取消科举，兴办学堂，废除淫祀的主张可能已经付诸实行，因为许多学堂的房屋就是原来的庙宇。
康、张等主张废除淫祀，其目的是发展儒教，特别是发展孔子祭祀，然而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不祭天，不祭孔，即康有为所说的“天坛不祀，孔庙停祭”，使“上帝洊饥，先圣不食”（康有为《中国还魂论》）。过去的天坛地坛，成了供公众游玩休憩的公园；孔庙也大都遭到废弃，成为学校校舍或挪作他用，孔庙祭田则被收为公有。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的改教活动遂变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实现人人祭天、祭孔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