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道教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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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宋明时代儒教的新教义(4)

从明初给城隍的不同封号来看,在儒者们的心目中,城隍不是一尊神,而是多尊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隍,如同都有自己的主官。城隍的责任,一是“鉴察”,即监察;二是“司民”,即处理民事。城隍和地方主官的关系,是一阴一阳的关系。他们共同执行着上帝所赋予的司民的责任。

关帝就是关圣帝君,这是儒教国家给关羽加封的神号。

关羽本是蜀汉一将,原籍解州,死后身葬湖北当阳县玉泉山,首葬洛阳。依儒教惯例,凡有功于国者均可立庙祭祀。但唐代以前,关羽庙名望甚低。唐代立武成王庙祭祀,关羽和张飞等作为历史名将从祀武庙。宋代继承唐制,无所变更。为了表彰历代功臣烈士,宋代还为关羽等置守墓人。元代仍以姜太公为武成王,立庙祭祀,只是从祀名额减至十人,有诸葛亮,不见有关羽。明初,朱元璋曾在南京为关羽建庙,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时,改正错误,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建关羽庙。成化年间,朝廷命在宛平县东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由太常寺派官祭祀。这时,关羽的地位在众多武神中已经开始突出出来,但还是群神之一,没有获得全国通祀的地位。

清朝建都盛京时,就在地载门外建庙祭祀关羽。进入北京后,又在地安门外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更改原谥“壮缪”为“神勇”,并加号灵佑。此后,又陆续加号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等,升为中祀。

为表彰关羽,雍正三年(1725)还将他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追封为公,咸丰年间,又追封为王。其后裔在洛阳和解州的,都授五经博士,并且世袭,以接续祭祀。国家每年春秋两季,由大臣和太常寺祭祀。大臣祭前殿,太常长官祭后殿行三跪九拜礼,舞用八佾,和历代帝王庙相同。

京城之外,直省也建关帝庙,一年三祭。祭祀之前,主祭官员要实行斋戒,不办理刑事案件。

清代对关羽的祭祀,事实上已经代替了武成王的地位。而从实际情况看,对关羽的祭祀,其盛况可能要远超史书的记载。不仅直省,府道州县可能都建有关帝庙。至于民间所建的关帝庙,可能更加普遍。笔者于20世纪70年代,在辽宁省朝阳县二十家子乡一个偏僻的小村里,还见到了关帝庙的遗迹,当时已经作为农民们的供销合作社,但门上的对联还可辨认。其上联为“兄玄德弟翼德威镇孟德”,下联为“师卧龙友子龙扶保真龙”。所说未必为实,关羽未必以诸葛为师,其对联也无甚内容,但对仗还大体工整。关庙竟建在这样的小村,其普及的程度可以想见。

关羽为神,其灵验的传说在民间可说是家喻户晓。而关羽为神的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儒教神灵的产生过程。有功有德的,都可祀以为神。经皇帝加封、列入祀典,就正式成为儒教之神。这样的神,也都可以管风雨雷电,管人生祸福。

天后或天妃,就是今天沿海一带香火甚盛的妈祖。

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而《元史·祭祀志》载:“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明代永乐七年(1409),封南海女神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据刘基《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可知,当时天妃祭祀已经非常普遍(“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庙”),而且天妃乃是海的精灵。在刘基看来,地与海都为阴类,海没有地大,所以地称后而海只能称妃。到清代,天妃被封为后。据《清史稿·礼志》:

圣祖朝,成都祀诸葛亮;福建及各省祀天后宋林氏女。

仁宗朝,追封天后父积庆公,母曰夫人。

把南海女神和宋林氏女合为一神,与将文昌星和张亚子合为一神类似;追封其父母也和追封关羽三代类似。天妃或天后,是元代以来国家正式列入祀典的神灵,不只是民间的信仰。而且从正史所载来看,这尊神其开始,也是国家对南海女神的赐封,而南海神,则和其他岳渎神灵一样,早就是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灵。依清朝定例,神灵封号,至四十字就不再增加,但光绪末年,天后的封号已经加至六十字,还又加上“嘉佑”二字。说明清代国家对天后的祭祀,也是格外看重。如果说元代国家祭祀天妃,主要是为了海运,那么清代对天后的特殊礼遇,当是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患有关。

与城隍、关帝等相似的还有文昌祭祀。文昌原是“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史记·天官书》)。这六星,原则上是国家祭祀的对象。有的儒者把它们解释为《尚书·尧典》所说的“禋于六宗”的六宗。但是把文昌说成是某位姓张的人,名叫张亚子,则完全源于民间。据唐代孙樵《祭梓潼君文》,该神就是张某。元代封张为帝君,此后又认为文昌帝君在周初为周仲,亦即张亚子;在隋为王通,并且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从元代开始,祭祀文昌几乎成为每一位儒者的事。清代嘉庆皇帝甚至亲自祭拜此神,并将其正式列入国家祀典。这后世所祭的文昌帝君,也是由淫祀而来的神。

儒教国家从民间吸收神灵,就像从儒者中提拔官吏。自然,也有一部分原由国家祭祀的神,后来流落民间。提拔或者罢黜重要的神祇,都是儒教的重要改革。

八祠堂制度的建立

依儒经,只有大夫以上才可以立家庙,而明清时代却是祠堂遍地。祠堂就是家庙。这种违背古制的情况是儒教的新创造,特别是宋代以后的新创造。其创始者被认为是朱熹。吴澄《豫章甘氏祠堂后记》道:

秦汉而下,唯宋儒知道。河南程子始修《礼略》,谓家必有庙,庙必有主。而新安朱熹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祭礼。以家庙非有赐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

吴澄离朱熹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根据,影响深远的祠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据吴澄说,虽然祠堂祭祀非常简单,只是祭祖中的荐礼,但还是少有人为。甘氏此举,得到吴的赞扬,并为他家的祠堂作了这篇记。

在元代,祠堂似乎还不普遍,到明代,祠堂被国家列著祀典,代替了群臣的家庙。《明史·礼志》载:

明初(群臣家庙)未有定制,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神主,以四仲之月祭之,加腊月、忌日之祭与岁时、俗节之荐。其庶人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已著为令。至时享于寝之礼,略同品官祠堂之制。

依此规定,则祠堂专为品官而设,以代原来的家庙。但庶人之祭,不过仅比品官少两代而已。至于“享于寝”之礼,还和品官大体相同。这样,庶人祭祖,和品官的祠堂,也就不易区分了。

洪武六年(1373)定家庙礼仪。规定应仿皇室宗庙,在所居之东建庙。条件不具备的,祭于家内中堂。祭品、祭器,也依品级高低,有相应的规定。祭祀前一天,要实行斋戒。祭奠时由主祭者将神主椟捧至祭所,再将祖宗神主从椟中取出,依次排列。成化十一年(1475),国子祭酒周洪谟上言:

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道尚右之说,唯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杀。(《明史·礼志》)

周的上书表明,庶人事实上也有祠堂。既然一品到九品都立一庙,全国官吏数可想而知,加上历代积累,明代可说已是祠堂遍地了。祠堂是儒教祭礼的重大发展,是朱熹对儒教的重大贡献之一。祠堂使一般民众也可以祭祀自己数代、十数代甚至世代更远的祖先,把过去只有上层贵族才能享用的宗教权利下放给了广大民众,强化了儒教中的法祖意识,巩固了中国社会本来就没有割断的血缘关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祠堂的创立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演变的产物。秦汉以前,诸侯有自己的封地,那就是他的王国。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家庙。社会生活的变更使郡县制代替了分封,郡县长官代替了诸侯,但郡县长官以官为家,且调动频繁,无法建立家庙亲自致祭。祠堂以家族为单位,立于家乡,所有的祖先都放在一起,出外做官也就不必发愁祖先无人祭祀,而祭祖的权利也就普及到了每一个民众。

祠堂是一个最基本的儒教单位。它在祭祖以外,还要负责对族人进行教化。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它有自己的族规;为了执行族规,它有自己的刑具和刑罚,有自己的执法者,严重的可以处死犯规者。为了保证祭祀和家族其他活动的开展,祠堂还有自己的财产,其中主要是公地。儒教本来就是政教一体的组织,而祠堂也就俨然一个小王国了,但这不只是一个世俗的王国,还是一个宗教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