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他要求改教，其目的是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更是反复强调立孔教为国教对于世道人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故先圣以神道设教，美饰其庙宇，厚费其牲醴香火”。这是因为“明则有政治，幽则有鬼神”，鬼神是“以无用为大用”。假如废神道，坏人，甚至一切人，就会无所畏惧，从而道德败坏：
一知半解者，妄欲废神道，去迷信，则奸人益横肆，而无所忌惮，复何所不至哉！（康有为《救亡论》）
故孔子何尝不尊天明鬼神。《礼》曰：“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易》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今人开口攻人迷信，甚至有灭神之队，既不尊教，又复灭神，然则无所畏惮，肆其作恶而已。《礼》曰：“无所欲而为善，无所畏而不为恶，天下一人而已。”若尽弃教与神，则是人人皆能无所畏而不为恶者乎！（康有为《中华救国论》）
他认为，或许以后文明进步，世界大同，可以不尊天而废神道，但现在不行。
有鉴于此，他认为，宗教“关于国命”。没有宗教，就不能立国：
试问古今天下，幽无鬼神，明无礼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可以立国乎？（康有为《中华救国论》）
至于国家，“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子之教，乃是中国的灵魂：“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假如废弃孔教，中国将不仅道德败坏，人近禽兽参见康有为： 《孔教会序二》，载汤志钧编： 《康有为政论集》。；而且将如墨西哥人，既亡国又灭种参见康有为： 《孔教会序一》，载汤志钧编： 《康有为政论集》。。
为复兴儒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4月，在《不忍》第三册上，康有为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全面论述了他的孔教基本原则。文中描述了当时所谓人心败坏、风俗衰敝、廉耻丧尽的现实，认为孔子之道不可须臾脱离，天地鬼神祭祀也必须尽快恢复。文中说道：
顷自晚清以来，学官改法，谬不读经。至于共和，丁祭不祀，乃至天坛经年旷祭，而有司日待议员议之。议院者，经半年不成会，五十四案未决议矣，其可待之？俟河之清，礼坏乐崩久矣。且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
在康有为的眼里，新的民主共和国，也是新一代王朝。差别也是所谓先王、后王而已。而这样的“王朝”，也还是要和前代一样，要祭天祀孔的。所以康有为说，“为神不歆，为教皆绝”，会使人心败坏，廉耻扫地，国将不国。因此，当前的急务，就是定国教，实行尊孔：“故今欲救人心，美风俗，唯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唯有尊孔而已。”（《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而所谓“尊孔”，并不是如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尊崇孔子的学说而已，而是要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大体描述了尊孔的内容：
既定孔教为国教，则尊之宜若何？……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故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凡入庙而礼天、圣者，必行跪拜礼……（《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康有为反对当时仅仅向孔子行鞠躬礼，认为这是学欧美又不知欧美的结果。他说，欧美各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行跪拜礼，但对于天主，还是要行跪拜礼的。而“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留此膝以媚富贵人乎”（同上）。
这年5月，当康有为得知教育部要将孔庙祭田充公，作为学校经费的时候，又致书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
1912年10月7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康有为和张勋等人支持陈焕章、麦孟华等，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总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其宗旨是拜圣读经，昌明孔教。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8月，孔教会向参、众两院上书，要求宪法要明确写上，定孔教为国教。由这届国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虽然没有明确定孔教为国教，但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有条件地接受了孔教会的主张。
1913年6月，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祀孔典礼。1914年1月29日，代替国会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议案。9月2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祭祀孔子，关系世道人心，不可废弃。他表示自己要率领百官，“举行祀孔典礼”，要求“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9月28日，袁世凯又亲自到孔庙祭祀孔圣。但是袁世凯明确宣布，祭孔不是宗教：
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大总统祭孔告令》）
然而，他一面说祀孔不是宗教，一面于这年12月23日（冬至）率百官到天坛祭天，其仪式完全依照清代礼仪，只是改跪拜为鞠躬，并且宣称尊天不一定是帝制的特点。袁世凯此时要把共和制和儒教统一起来。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全国性浪潮中死去。8月，国会复会，康有为发表公开信，要求国会重申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要求宪法草案更加明确地写上“以孔教为国教”。然而在这届国会上，废除了宪法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内务部长孙洪伊还宣布取消跪拜礼。康有为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9月初，国会通过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康有为又给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发《请饬全国祀孔仍行拜跪礼电》，电文中说：
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国之公理。耶教博爱可尊，无如吾俗难废祠墓；佛教养魂可尚，无如吾俗难尽出家。若又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必将亡。
他建议大总统把他的建议提交国会，使国会把祀上帝、拜教主定为常例，并且此后永远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道电文也没有得到响应。
1917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冲突，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仍然留着清朝发式的辫子军，于6月8日进入北京。20天后，康有为也到了北京。7月1日，在张勋、康有为等的拥戴下，已经退位的清朝宣统皇帝宣布收回政权，实行复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然而，复辟闹剧只上演了十二天即告收场，儒教也失去了复兴的最后可能。
1923年底，康有为应陕西孔教会之邀，到西安市文庙先行释菜礼，接着又进行演讲。认为“人之生世，不能无教。教有二： 有人道教，有神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神道教，“惟孔子之教为人道教”。这人道教，是“以人道而兼神道”。他赞扬陕西诸君尊孔的热情，批评“今人乃敢言孔子非教”的荒谬。最后，他仍然盼望着儒教的复兴。
据说这次与会者有万余人。孔庙门庭内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其中之多数，可能只是要一睹这位康圣人的风采，未必热心于孔教的复兴。这次会后不久，康有为就在失望中离开了人世。
三儒教现状
儒教由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以及和古代国家一体难分的状况，所以一旦古代国家灭亡，它的主要神祇就得不到祭祀，也将难以为继。儒教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后所剩下的，就仅仅是一些精神资料和一些零碎的实体碎片，其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精神资料，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依据自己的修养和见解，各取所需地解释它们，并且把自己的所见、所解当做传统文化的全貌。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它的某些方面也往往会被特别突出，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在大陆以外，人们不仅各取所需地解释着它的思想资料，而且往往根据自己的传统，把它的某些局部突出出来。比如有的把关帝作为自己的主神，有的把孔子作为自己的主神。这些局部，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宗教，就像树上的枝条长成一棵新的大树一样。也有的把儒教的教义和当时当地的宗教结合起来，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宗教。这种情况，可以看做儒教的另一形式的改革。
儒教在历史上被视为和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样性质的宗教，从来没有疑义。所不同的仅是，在儒者的心目中，儒教是圣教，而其他教不是。参见笔者编纂的《儒教、孔教、圣教、三教称名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首先反对儒教是宗教说。其序言中称，此论与自己数年前的主张恰恰相反，因而是“我操我矛以伐我”。因为他在数年前也就是戊戌变法前夕，所持的主张就是其师康有为的主张，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教。从此以后，蔡元培、陈独秀等纷纷响应，否认儒教是宗教。而中国学术界几乎未经争论，就接受了这个结论，并且成为中国学术界议论中国传统问题的定说，成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1978年，任继愈先生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儒教是宗教的主张。此后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全国性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重申了这一见解，并在日本发表了同样的讲演。其讲演稿整理为《论儒教的形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从此以后，几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几乎全是反对的声音，赞同者仅四五人而已。
1999、2000年，拙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先后出版，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赞同者认为拙著是“划时代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反对者认为，拙著是“豆腐渣工程”，而且是“国家级的”。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左右。大约在2005年左右，有主张将儒教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而且要求所有公务人员都要考核四书、五经。而这样的声音，近几年似乎也有所发展。主张者有的儒服（？）临世，似乎有延续儒教一脉之势。至于笔者，不过是儒教的研究者而已。
2002/8/26初稿，2004/8/21日修订，2012年6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