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同上）
在现代政治学的语境里，主张效率优先的是右派，主张公平优先的是左派，那么中国的皇帝是左还是右呢？什么都不是。因为不管效率还是公平，都是看社会的要求。皇帝根本不考虑这些东西，皇帝主张秩序优先，是稳定派。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口是心非，对老百姓是一套，对自己的官僚体系和皇亲国戚又是一套，压根不会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
刘秀在公开的场合对基层老百姓倡导的奴性原则，在私下内部场合却非常人性化。
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刘秀有一次去打猎，深夜回城，东门守官郅恽拒关不开，下面喊：“这是皇上御驾到也！”郅恽回答：“天黑了，俺看不清楚。”刘秀只好从东中门入。事后，刘秀别有用心地提拔了郅恽，贬了东中门的守官。这是刘秀强调原则的一面。
另外一件事，他任命任延为武威太守，任延临走时，刘秀告诫他，“善事上官”。不料任延是个受皇上教育多年的干部，他高声对皇帝说：“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秀面对这样规范正规的部下，也只好叹息：“卿言是也！”——这个故事说明，中国的政治在冠冕堂皇的规矩之下，还有一种人情脉脉的东西，也就是官官相护的潜规则。
这两个故事透出了皇帝人治（而且是良好的人治）的许多密码。
统治就是从自己身边开始，建设一个利益既得者的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的上半截，要讲仁义，刑不上大夫，内部高度和谐统一，君臣之间最好相处得和亲家一样。在金字塔的下部，要讲究原则，要树立纲纪，优秀的君主就是能掌握好这两种尺度。如果原则至上，就会让官场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局面；如果太讲人情了，就会出现文恬武嬉纲纪松弛的局面。
刘秀之前的王莽更多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东西，所以，刘秀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掺一些人情世故到官场生活中，培育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和融洽，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让既得利益者心悦诚服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暴戾的皇帝不用说了，对大臣极尽优容的皇帝也是有忍耐极限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好皇帝也无一例外地长有韩非所说的“逆鳞”，不能公开批评顶撞，更不能拿鞋子投掷。
建武十五年，刘秀免掉了大司徒韩歆的职务，并下诏责之，结果这位韩爷和儿子全部自杀。
为什么对大司徒这样级别的官不讲仁义了？因为“歆好直言”、“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大臣讲真话，加上态度不谦和，后果当然很严重。
宽容是有限度的，中国的言论自由每当发展到良好状态的时候，紧接着就是严酷的冬天，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经常是戛然而止，原因没有别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太High了，一不小心忘了基本原则，早就准备好的凉水从天灵盖就浇下来了。
司马光惋惜地评论道，韩歆这个事，成了仁明之君刘秀的一个小小的不足。（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大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其实，有这么一档子事，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刘秀再优秀，也是皇帝，不杀若干敢说话的，还怎么叫专制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