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阳。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xī）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kūn）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狱中。
刘秀清算了王莽，大面上看新朝新气象。
天下大乱二十年，用兵二十年，屠戮二十年，国家社会的元气大伤，以如此不可计数的巨大成本，换来了一个貌似不错的结果：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减轻了。不管是绝对的人口减少，还是相对的兼并程度的降低，都会让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在农业社会，这个很关键。
关于中国周期性天下大乱的本因，现在各种说法很多，锐圆以为，说法再多，模式再多，都脱离不了土地问题。（当然背后是粮食问题、生存问题，“民以食为天”不是乱盖的。）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分化，气候异常导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这是人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如果朝廷在政治上有足够的控制力和经济调剂能力，会让临界点推后。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统治集团内部没事瞎折腾，由高层内乱祸及百姓的，但这都是天下本无事，浑蛋故扰之。
建武十五年，刘秀搞了一次土地普查，因为天下赋税来自田亩，所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天下可耕田亩越多越好。站在地主和自耕农的立场，拥有土地越多缴粮缴税越多，所以肯定是越少报越有利。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级地方官吏，我们把他设定为“经济人”，其基本立场只有四个字：瞒上欺下。
地方政府和官吏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考察中国政治千万不能忽略的地方，千万不要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是皇帝手脚的延长，他们自己是长着独立思考的脑袋的，他们既算计小民，也算计他们敬畏的皇上。
刘秀的省市干部如何在土地普查时“多为诈巧”，普遍地“度田不实”，就是说“实量实报”的非常少，凤毛麟角，不管用百度还是谷歌都很难搜出来。
官员们怎么做呢？
第一种是“多量少报”，做两本账，一本对下，一本对上。对下的账，田亩越多越好，可以多收钱粮；对上的账，田亩尽可能地少一些，可以少缴中央，中间的差额，嘿嘿，不好意思，为官一任，造福一家了。
第二种是“多量多报”，埋头做政绩工程，顾上不顾下，这种官，对皇上很忠心，苛刻小民，自己的利益从皇上的提拔和赏赐中求取，但这种官一害辖区百姓，二害继任者，一来二去，会得罪很多人，遇到刻薄寡恩的皇上，说不定哪天就翻脸不认过去的成绩了，这种人一般都不得好报。
第三种是“实量少报”，应付一下皇上，绝大多数皇上和绝大多数情况下，皇上是可以应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得好才是真的好。官员克扣敬爱的皇上肯定不是脑袋进水了，少报的部分一般是照顾了土地大户，这些大户会拿出一部分孝敬给父母官的。这种官在官场上属于明白人，对上有交代，应付好了；对下和富人勾结，不亏待自己。另外，他也不无故掠夺小民，尽量不犯众怒，好官我自为之。
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实量实报是窘自个儿，格外善待老百姓少量实报是雷自个儿，凡是这样的好官，在官场上都是稀缺品种、超级异类，千亩盐碱地一棵苗，五百年不小心出一个。
上不犯天条，下不触众怒，这是太平时代做太平官的多数选择，对上对下对同僚都留有余地是聪明人的做法。但是地方官经常会被逼到死角，比如一份来自陈留的报告，就把这种境况捅破给皇上了：“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陈留郡大概管着颍川、弘农、河南、南阳四个地方，地方官透露，前两个地方，土地是可以普查清楚的；后两个地方，是没法查的。四个地方上报土地的数字存在明显的差距，报告人知道这是肯定交代不了皇上的，所以，故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简牍”（应该是竹木做的）上写了这两句话。
刘秀同志果然要追问，什么的意思？
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东阳公刘阳给老爹解了惑：“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刘秀反应慢了点，第一时间没悟出这句话里面的意思，刘秀毕竟是英明领袖，从近臣近亲“逾制”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根子在主席台，问题在前三排。刘秀派人还是去调查了“主席台”（近臣近亲）“逾制”的情况，案底那是要掌握的，至于如何处理，什么时候处理，皇上自有安排。至于“前三排”，刘秀肯定大力开展清理整顿活动，亲自抓一些大案要案杀鸡示猴，结果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xī）因“度田不实”下狱，死在狱中。皇上如果真要修理大臣，又不想让他死在刑场特别难看，他们一般都会在狱中自然死亡。欧阳歙是连续八辈子传授《尚书》的人民教师世家子弟，欧阳歙有上千的学生为他求情，刘秀一看，乖乖，这么多门生，还是让他死在监狱好。
次年，刘秀又杀了郡守级干部十余人，罪名都是“度田不实”，黄仁宇一直为中国不能数目字管理深感遗憾，你看看，皇帝亲自抓统计工作，竟为数目字不实大开杀戒，管理水平怎么就硬是提升不上去呢？
这次土地普查，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老百姓被折腾得“遮道啼呼”，连上访的路费都没有，皇帝即使在严厉地惩治虚瞒假报，但倒霉的只是少数。中央、地方和老百姓，三者在利益侵夺和反侵夺中把中国社会一次次推向动乱边缘，这三股势力组成的螺旋曲线，构成了中国治乱的DNA，有时候，我们得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和朋友喝茶聊天下事，言及当下的经济衰退，锐圆曰：危机也好，衰退也罢，无它，时光倒流而已。油价回到十年前，房价回到十年前，股指也回到十年前，小老百姓辛苦十年积累的一点财产也回到十年前，唯一不能退回去的，是大家的年龄。朋友闻之大笑。
中国的事不能累积累进，刘欢歌云：“从头再来。”语虽豪迈，竟然也是一句谶语。
刘秀清算了王莽，但是他的江山依然行进在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