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春末夏初时节，一场小雨过后，连泥土都散发出一种慵懒的气息，帝国都城洛阳的皇宫里，皇帝刘秀背袖着手，盯着抽芽柳条发呆。身边的太子看到父亲神情很是闲适，就缠着父亲给自己讲打仗的故事。
对革命后代讲讲过去的艰苦岁月，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本来是件很重要很必要的事，现在晚辈主动有这样的需求，刘秀本该马上来一段“口述历史”，但是脑子里只要闪出过去的画面，刘秀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厌烦从心头升起。
自古知兵非好战，刘秀是宗室贵族出身，在战争中吃苦吃够了，所以往事不堪回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坚信天下就此步入长治久安，自己能建立长久的和平统治，所以认为军旅攻战之事，对于太子来说，已经不是必修课了，选修都没有必要。这种彻底的偃武修文主义来源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对未来是战是和的判断相当关键。毛泽东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非打不可，而且认为打得越早越好，他以为大战不可避免，所以，国内建设多受影响。曾看电视专题，说到宝钢，当时就有人习惯地认为，这样的大厂建于上海边上，打起仗来怎么办？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黄金二十年，一直坚信要打仗，所以工业只能玩“山、散、洞”，投资效率极低。邓小平主政后，去日本、美国跑了一圈，回来说，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所以才有建设的和平前提。毛和邓在主导思想上有很多不同，仅对未来天下大势的判断有所不同，就足以影响中国的建设大局。
刘秀时代的国际问题比较简单，天下大势更多的是由自己主导，不像今天还有世界列强的存在，所以他能迅速地判断大势，才敢让下一代不晓兵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帝国内心的安定与安详，是后世不能相比的，他们中间杰出的领袖，像刘邦、刘秀，都把治理看做是长久的自然的状态，而把动乱看成是短期的反常的状态，这种基本心理在魏晋以后不复存在，在1840年以后更不复存在。对政权不安定的焦虑，也往往是不安定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秀可能是中国几百个皇帝中最中规中矩的标本，他相信官僚体制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并加强这种力量。同时，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中，人情世故掌握得很透，言语行为中恰当地遵循了儒家倡导的“仁”、道家倡导的“无为”以及法家倡导的“术”。
他对自己的功臣采取了“仁”和“术”的混合手段，跟随在自己身边打天下的功臣，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朝廷的最高决策层，其他人都给予恰当的礼遇让他们闲置，这为后来的宋太祖提供了历史经验；刘秀把窦融先调离河西王郡，改任冀州牧，这是“术”的一面，后来又把他调入中央，让这位不是“井冈山”的干部受宠若惊，对实权实力人物的一推一拉，都能看出刘秀的用心之深。
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