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
春，正月，丙辰，以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
吴汉等拔朐，斩董宪、庞萌，江、淮、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垂，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休诸将于雒阳，分军士于河内，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
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天下形势初步明朗。
首先，“山东悉平”，这里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而是“大山东”，即殽山函谷关以东。也就是说，刘秀已经掌控了除陇（隗嚣）和蜀（公孙述）之外的所有地方。从此以后，刘秀的任务就是“得陇望蜀”（这是成语大王刘秀创造的）。
现在大家天天说经济危机，都说冬天来了，钻进山洞了，冬天的尽头是春天，山洞的另一端是光明，但冬天有多久，山洞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不论政治上的治乱还是经济上的起伏，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大动乱能量释放的过程。中国历史出现过N次这样的探底过程，虽然说起来是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但经常是“大不了从头再来”，做不到“可持续发展”。
秦末之乱，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登基，前后三年，就算上刘邦上台以后还有战事（所谓平叛），总共十年动乱。十年把秦始皇政治上积累的动乱能量基本上释放完了，安定的能量集聚起来了，遂有天下大治。
新莽之末，从公元17年绿林起事到公元35年公孙述败亡，天下用兵几近二十年。随后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公元35年到公元189年董卓立汉献帝。）再往后又轮来了近百年的战乱（公元189年至公元280年孙吴灭亡）。
也就是说从秦始皇的短暂统一到司马炎的短暂统一，中国五百年间，大乱了三次，而且乱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从V到U，这个现象值得思考。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将相，嬴政、刘邦、刘彻、刘秀、曹操……对于长治久安，他们都有强烈的愿意，但是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到后代，大家都以为治乱交替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皇帝专制），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儒家），中国的宗教（泛神主义），中国的经济制度（农业小生产），每运行大概两百年左右，就能积累起大量的动乱能量和戾气，而且这种能量不能随时消解和释放，必积聚到一定程度然后爆发。
两百年左右回一次零，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刘秀在“山东悉平”之后，面临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置此两子于度外”（成语“置之度外”由此发明），动乱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大家都没有继续打的资源和本钱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战斗意志都衰减了。这样拖下去，一般来说不会是和平，而是小规模割据+不断的摩擦，有一点资源就耗散掉。这种现象在古代有，这一点我们在读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感受会更直接。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这种情况也存在，大国之间的冷战，代理战争，特别一些贫穷国家的内战，始终集聚不起结束战争、一统天下的能量。这种持久战，对弱者应该说是相对有利的。胜利往往来自于最后一次的努力之中。
刘秀一定会参考他的老祖宗刘邦的经验，刘邦一统天下用的时间，刘秀已经用完了，如果下快棋，刘秀已经输了。刘秀不免有些懈怠，所以才有“置此两子于度外”的说法，想喘口气，歇一歇。这种职业疲倦感每个人都会遇到。
曾在电视上看过学者阎学通谈两岸问题，他有一个观点，统一与分裂，与经济文化交流程度有关，和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法有关，和彼此的实力强弱有关。但是，抑制分裂最根本的力量是国家意志。不依不饶，死缠烂打，决不妥协，这是统一的最终依托。
从秦始皇开始，大一统帝国成了一种标准，是一种伟大帝王的成功的标准，大一统还是偏安一隅？这是这些帝王们必须向历史回答的问题。
刘秀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责任，最后，统一的意志还是战胜了职业疲倦。
刘秀、隗嚣、公孙述的“三足鼎立”之所以没有形成，除了势力相对较强以外，最根本的是刘秀战斗意志比另外两个人更坚强。
“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隗嚣无他，战斗意志太薄弱了。没有拼命的精神，就给自己找借口，什么韬光养晦，什么培养软实力，最后还是相信丛林法则的刘秀获得了胜利。
治乱交替，大乱可以达到大治。但是，大乱也可能导致持续的中乱、小乱，治与乱都以一种社会能量存在，可以急速转换，也可以是慢慢地耗尽，再慢慢地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