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这样读资治通鉴(第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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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昆阳一战及前前后后

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

刘秀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诸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乃悉发之。六月,己卯朔,秀与诸营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秀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寻、邑陈乱,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王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于是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莽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皇帝,乃会公卿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群臣。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小时候,读过一本《毛主席五篇光辉哲学著作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第一次读到昆阳之战,还有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

昆阳之战的过程就不在这里复述了,有几个抬杠式的问题抛出来和史友们交流。

兵在精不在广,兵员众多,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未必是什么太大的优势。在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在古代,战力和人数还有直接关系,在当代,战力更多的决定于武器系统。昆阳之战,王莽方的王寻、王邑统率四十二万人,在这种大动乱时期,这么多人必是凑集起来的,不是组织训练出来的。王莽时期,在北方布置了约三十万正规军以备匈奴,这是他的家底,四十二万非正规部队也。兵员过多,徒有声势而已,吓唬作用大于实际战斗作用,况兵员一多,供给就是大问题,越是大规模的军队越不能持久,所以,以少胜多其实是以精胜滥,刘秀率三千敢死队突入王寻王邑大营,莽军倘组织训练有素,势必是羊入虎口。诸将评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其实刘秀是发现了以精胜滥的规律。

另外,战争中兵员的勇气是否能激发出来,甚为关键。我们在体育比赛中常说某队进入竞技状态,打疯了,手热了,在战争中亦如此,一旦进入状态,则勇不可当。刘秀平常黏黏糊糊,但在大战之前,却善于片言只语消除部队的紧张畏惧心理,激发奋勇向前的斗志,刘秀的帅才见乎于此也。

所以此战以少胜多初看似侥幸,细看是必然。

还有一种观点,昆阳之战,底定刘秀的帝王功业,其实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看法。昆阳之战,意义在于击溃了王莽的军事主力,为王莽军事上最后挽回败局投了否决票,确认了王莽新朝必亡,但刘秀帝业却远非昆阳一战可定。昆阳大胜,刘秀虽然赢得大名,但这只是勇将之名。昆阳之战以后,更始皇帝刘玄和亲近将领就策划诛杀刘縯,看来这一场胜利,并未给刘縯刘秀兄弟在政治上带来好处,刘玄杀刘縯而怀柔刘秀,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大家都以刘縯为政治领袖,而年轻的刘秀,只是一勇夫耳。项羽巨鹿之战灭秦主力,也奠定了项羽秦亡以后的政治地位,刘秀昆阳之战灭莽主力,较之当年项羽差了许多;以项羽一战决定大局而又被刘邦逆转,以刘秀昆阳之胜遂以为帝业必就则不免以果证因了。

总之,昆阳之战对王莽是决定性的,对刘秀不是。刘秀只是在一场普通比赛中淘汰了上届冠军,刘秀要当冠军,还得继续比下去。

战争中,有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下:原棘阳守长岑彭死守宛城,汉军攻数月,城中人相食,宛城才举城投降。更始诸将要杀岑彭,刘縯反对,他说:“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更始皇帝刘玄封岑彭为归德侯。把忠于职守的敌人当成义士来表彰,摆脱眼下政治立场,树立一种超越其上的忠义或节义精神,这是后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主轴。从刘縯对岑彭到曹操对关羽,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应该说效果卓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这类小事中,或可看到这种风貌。

刘縯手下勇将刘稷不服更始皇帝刘玄,溢于言表,“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这些话在上次讨论皇帝人选时不说,事后再这么嚷嚷,除了出卖自己和领导,没有别的意义。更始皇帝任命刘稷为抗威将军(果然抗威),刘稷不受,于是更始皇帝刘玄拔萝卜带泥,将刘稷和刘縯一起杀掉了。

顺便说一下,锐圆细读此段文字,觉得莽夫刘稷所言“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其中“兄弟”二字恐怕是后人所加,意在证明刘秀在汉军中早孚众望。揣摩当时情形,不论在新市平林还是舂陵诸将眼中,刘縯才是领袖级的,刘秀根本不是个儿,一山不存二虎是中国文化死规则,舂陵兵从起事到刘縯被杀,不存在所谓的“伯升兄弟”集体领导的局面,否则任凭刘秀再低调韬晦,恐怕终不免乃兄下场。后世史家为了突出刘秀事迹,不免在一些地方过多过早地强调了刘秀的领袖地位,此中关节,今天的史友应该明了。邓公晚年为二代核心,好事者不免在中共历史上重新刻画他的形象。邓公的女儿有一次问父亲:“长征中您都干什么?”邓公曰:“跟着走。”以今天地位重写历史,这种心理普遍存在,故邓的女儿有此一问,邓公的回答应该说扫了不少人的兴。

刘玄杀了刘縯,“秀闻之,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秀,秀不与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哥哥被杀了,弟弟专程跑来对杀哥哥的替哥哥表示道歉认错,哥哥的部属来见,一定会向弟弟申诉冤屈,甚至要采取行动,刘秀不与他们交私语,但不表示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表态,他极有可能在刘縯旧部面前,批评自己的哥哥没有组织原则不讲党性纪律,

刘秀如果简单地表示臣服惧怕,在这个层面和哥哥绝情,不免作伪,只有站在更高水平上替哥哥认识错误,刘稷不服从任命安排、刘縯包庇下属,上纲上线这么一批,才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和哥哥划清界限,党性原则高于一切,大义绝情,这样才能让刘玄放下心来。

把清洗异己杀害同志变成严肃纪律整顿作风,给刘玄情面上下了个台阶,怪不得看到刘秀这番表现以后,“更始以是惭”。

唯智者以小事大,唯仁者以大事小。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