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这样读资治通鉴(第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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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政治伦理

孝哀皇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匡正庶事,允执其中。”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以父卫尉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

哀帝刘欣在政治上宠信董贤同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你所以信任你”,这种信任不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违背了政治伦理;把权柄交给“断袖”或“断臂山”,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所以,后世史家对哀帝真是哀其不幸,蔑其不智。还有一种,也只能是我们的意淫,就是哀帝欲以这样一个特殊的宠信者,打破外戚对权力的垄断。

在董贤之前,刘欣就“以故定陶太傅、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位韦赏是刘欣做定陶王时候的旧人,刘欣也懂得“掺沙子”,可惜这位韦大司马没几天就呜呼了。可见,刘欣是下决心要削弱外戚,不论是傅家,还是丁家。

从汉武帝开始,帝国中央分为内朝与外朝,内朝用亲信,以大将军领衔,外朝用精英,以丞相挂帅。内朝掌实权(军权),作决策,外朝行政权,做执行。这种体制,貌似叠床架屋,实质上是强化君权的一种安排。

汉武帝委托霍光监国以后,内朝首辅(大将军或大司马)权重至可以选择储君,所以这一位置,从情理上讲,也非国舅之类的国戚不能胜任。反过来,宗室不能担任大司马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除外戚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可以承担。民间精英,五经博士,只能担任丞相,不能入主内朝中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惯性很强。

哀帝刘欣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危害,厌烦了外戚掌权的状态,于是挑战这种体制,他先是任命自己的老师韦赏,后来又任用自己的同性恋人董贤,这些人不论和皇帝多么亲近,但此时的皇帝,乾纲不振,君权和外戚集团共享已久矣,他这样做,势必招致反对,即使不是公开的挑战,也会是私下的抵制和不配合。哀帝命短,他的改革实践不能执行,假使他命长一些,以董贤这样不符合政治伦理的人物执掌内朝,也会让国家的政治混乱下去。

帝国的核心力量(宗室、外戚、勋臣贵族)已经颓废糜烂,专制制度是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专制有自己的DNA,这个DNA一定会导致帝国的溃烂,可惜国人不能看到这里面的关键,不知道更改制度,只知道把溃烂的部分剜掉,有奸臣换奸臣、有昏君换昏君,彻底的更张在孙中山以前从来没有。

哀帝想通过无厘头的人事任免对外戚专权进行改革,显然有些南辕北辙。

董贤做上了权倾天下的大司马,但是这个职位是需要资格的,有些位置不是光有红头文件就能坐稳的,需要相关势力认可才行。

皇帝刘欣让董贤去拜访大司徒(丞相)孔光,孔光在当时是士大夫的代表,他祖孙三代都是五经博士之类。孔光知道新鲜出炉的大司马要亲自来拜访,这是皇帝的一种拉拢,是考察自己识不识相,他看明白了这其中的关节,非常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孔光衣着正规,态度恭谨,礼节周到,迎来送往,“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不敢和董贤以同级别的礼节相待)。

态度决定一切,孔光的态度表明他支持皇帝的决策,即使是荒诞的、错误的。

孔光对董贤的尊重,让“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官场上花花轿子人抬人。

孔光在成帝时期迎合王莽,参与鸩杀许后,后来又迎合哀帝刘欣,为董贤抬升人气,他的作为,招致后世的骂声。但是这不耽误孔光的仕途辉煌,他历任三朝,生前享受尊重,死后极尽哀荣。

包括钱穆在内的史家,对汉帝国君权、相权分置多有欣赏,对专制帝国(不仅仅是汉代)能够从民间汲取精英参与国家政治也多有赞誉。但是从孔光这样的样板来看,在专制精神的浸淫之下,掌握“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儒臣,并不能真正对君权有所制约,像唐太宗这样善于纳谏的明君犹如亮度极高的探照灯,透过陈腐的史书向后人发射出耀眼的光芒,晕眩之下,会让我们忽略这盏灯的背后黑暗异常。

董贤的老爸董恭知道儿子虽然和皇帝有缘分,虽然大司徒孔光也极给面子,但是,没有权力基础的大司马是非常危险的。他试图和当时的名门望族攀亲戚,以抬升自家的门第。他找到了中郎将萧咸,萧咸是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这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萧咸的女婿王闳是王家五大司马之一王谭的儿子。

新任大司马董贤的父亲为另一个儿子求亲,萧咸这样的高干子弟,对朝廷的政局动态不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自己的女婿王闳说:“董贤做大司马,任命文件中出现了‘允执其中’这样的话,这里面透着皇帝要把皇位禅让给小董的意思。嘿嘿,这玩意儿水忒深了。”萧咸于是谢绝了和不靠谱的新晋势力的勾结。

求婚遭到拒绝,加深了董恭的自卑感。

王闳后来给皇帝上书,讲了帝国中央权力场上的基本伦理:“要位列三公,必须是贤人,而不是名字叫贤的人。什么是贤人?一要有功于国(呵呵,这个不好做到,陪皇帝午睡不知道算不算);二是有‘肺腑之连’,什么是‘肺腑之连’,就是像我们王家这样的外戚呗;三是‘名迹高行以矫世’,也就是民间精英。董贤的行为虽然也‘矫世’,但离‘名迹高行’确实有距离。”王闳在上书中还威胁皇上:“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贤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外戚子弟王闳敢这样和皇上说话,足见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