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
操欲自讨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操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郭嘉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操师遂东。
冀州别驾田丰说袁绍曰：“曹操与刘备连兵，未可卒解。公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事去矣！”
史书上讲袁绍对沮授、田丰的计策皆“不从”，专听于郭图、淳于琼，其实未必。
袁绍憷于决战，沮授田丰的策略中含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所以袁绍在黎阳屯兵，并不急进。郭图的话，多为离间之语，并没有提出与沮授大相径庭的计策。袁绍不存在就此弃彼的选择。
袁绍屯兵黎阳，曹操屯兵官渡，对峙局面形成。但曹操这期间还抽空办了两件事，一是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另外就是收拾叛逃的刘备。
刘备离开许都的时间在董承衣带诏事件之前，当时袁术要北依袁谭，于是曹操派刘备、朱灵拦截袁术，董昭、郭嘉、程昱都急劝曹操不要让刘备离开，但已经晚了，曹操为此很懊悔。刘备果然杀了曹操委任的徐州刺史，派人和袁绍联络。刘备的反叛，给战局添加了变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董承“衣带诏”事件泄露，曹操为此在许都大开杀戒，数位参与者惨遭灭族。“衣带诏”事件，《后汉书·董卓传》正面写道：“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三国志·先主（刘备）传》说是“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三国志·武帝（曹操）纪》中干脆只说“董承等谋泄”，连“衣带诏”三个字都和谐掉了，《资治通鉴》没有采信《后汉书》的说法，采信了“董承自称”的说法。《三国演义》当然正面描写了这件事，且写得悲壮婉约。
如果按《三国演义》的描述，十几岁的献帝和董承的做法确实有些儿戏了，《三国演义》里把西凉马腾也划拉进来，还借他的话说：“若得十人，大事谐矣。”董承也对刘备说：“尚容再请三人，共聚十义，以图国贼。”此何等事，还要非凑成“十义”才能开练？董承身为外戚，且从长安起一直护卫献帝，到许都后被边缘化，对曹操不满这是确凿无疑的。他要颠覆曹操，眼下最大的可能性是和袁绍勾兑，岂是暗中勾结一些手无寸铁的失意官僚就能办成？衣带诏（在《三国演义》此诏更是献帝血书而成）多半是董承伪造以眩人耳目，即使是献帝写的，也多为董承强迫。如果董承是汉室忠臣，以当时的情势，为了保全献帝，在政变完成之前，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和参与。董承拿着献帝的血诏漫无目的地纠集人马，这与公开出卖献帝有什么区别？
董承的“衣带诏”是儿戏一场，这么干不智且无效，但是这个招数袁绍可以用，如果脑子没有进水，可以借用这件事的传播效应，或者干脆自己伪造一个献帝的密诏，比陈琳的檄文效果肯定要好。
曹操粉碎了董承的政变阴谋，平息了“衣带诏”风波，决定兵指东南方向的徐州，先收拾刘备。
曹营内部的反对声一片：“和我们争夺天下立见高下的是袁绍，现在袁绍大兵压境，主公却要转身攻击刘备，袁绍从背后掩杀过来，我们如何是好？”
郭嘉的判断是，袁绍“性迟多疑，来必不速”。——没说不来，只是来得慢。
曹操要判断的是：即使袁绍响应刘备，自己在北方的将士能抵抗多长时间。只要这个时间长于这边消灭刘备的时间，曹操就决心以狮搏兔，把刘备这个后方的隐患消除。与袁绍是持久战，与刘备是速决战，让刘备慢慢坐大，曹操是绝对不允许的。
曹操见机而动，对稍纵即逝的战机把握得既快又准，而曹操的军队这些年东进西突，一直没闲着，机动能力显然强过袁绍的部队。“袁强曹弱”这是大家的表面印象，袁绍有大企业病，决策慢、行动慢，得一个“慢”字；曹操则相反，当机立断，行动迅速，得一个“快”字，结果就是大鱼吃了小鱼，快鱼吃了慢鱼。
消息传来，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袁绍这时候有个小儿子正患H1N1，心烦意乱着急上火着呢：“我现在自个儿死的心都有了，哪顾上追杀什么曹操啊！”田丰气急败坏：“这个时候了，为了一个小孩的病而丧失如此千载难逢的战机，唉，老子也有自个儿死的心了！”
袁绍为小儿子生病贻误重大战机，这事让后世耻笑了N年。
不过也有为袁绍辩解的，现代史家吕思勉在《秦汉史》里这么说：“……此附会之辞。夫搏有轻进逐利，有持重后进，许下距河北远，多谴兵则行迟，势不相及，少谴兵则徒招挫折，无益于事，此绍之所以不肯轻进，操亦度其如此，故敢自将而东，非真能决其见事之迟也。”
背后偷袭，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此乃军事常识，兵家所尽知也，一般而论，袁绍因儿子生病遂放弃此良机，确实匪夷所思。曹操后来远征乌桓的时候，刘备也向刘表建议，从背后袭击曹操，刘表的儿子倒没有生病，不过也没有采取行动。
曹操、刘备都习惯打运动战，都是“中国移动”。袁绍攻打公孙瓒这样躲进高楼成一统的不移动的对手，还有办法；对“中国移动”，他从心里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