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三年（公元262年）
阮籍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
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关于“竹林七贤”的图片，才发现用这个题材的画作和工艺品不是一般的多，而是两般的多。
不管是画家还是画师、画匠，均把“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组织到一个画面上，旁边有竹林围绕焉。只是这七个人并不能像“八仙过海”之八仙那样，每人都有标志性的道具和特征，所以我们也很难分辨。
“七贤”和东汉末的“八骏”类一样，是一种同气相投的标榜。其实这七个人并不能全部称贤，“七贤”也不是“七闲”，他们并不能为后世做休闲文化的代言人。比如山涛和王戎都做过大官，领导干部都忙得很，和贤或闲都沾不上边。另外，这七个人是不是能凑到一起合影留住，我也存疑。把他们PS在一起，多半怕是凭借想象。
另外，据学者陈寅恪讲，“竹林”也不是真有一处竹林，而是东晋时期“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由此看来，画“竹林七贤”，就以竹林环绕是望文生义了。
司马光说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个说法我以为不甚准确，这四条恐怕只有“崇尚虚无”能作为七人都有的共同点。七人都能饮酒应该不假，这观之于今日的官场就能判定，但能够“纵酒昏酣”的，恐怕只有阮籍和刘伶。
阮籍为司马昭晋爵晋公写过《劝进表》，这是都城洛阳全体干部职工的集体意志，只不过阮籍文笔好，被挑出来执笔。当然他也不敢不写，阮籍因此也可以挑官做，他挑了“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这个步兵不走正步，也不参加阅兵式，而是管理官家的酿酒坊，放在今天就是国有酒厂的董事长。今天的干部要酒精考验，喝酒是为了往上爬；阮籍则是检验酒精，喝醉了逃避提拔。
阮籍出格的地方不在于喝酒，吃吃喝喝算什么错？盛世都要靠大吃大喝支撑。阮籍的错误在于母亲去世，与人下棋而不止，继而饮酒二斗，居丧期间也是酒不离口。时任司隶校尉的何曾看不惯阮籍的做派，当着司马昭的面斥责阮籍“纵情、背礼、败俗”，大搞三俗，要严肃处理。司马昭对阮籍和对嵇康完全是两个态度，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得倍儿清，没理何曾的意见。其实何曾才是一个吃货，每天花用万钱开小灶，犹称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至于刘伶，拎着酒壶前面走，马仔拿锹后面跟，号称“死哪儿埋哪儿”，不过是酒疯子一个。他要是在今天这么耍酷，得雇个挖掘机跟着，因为城市到处硬化，拿铁锹是挖不开的。
细看这哥儿几个的档案，都是不愁吃有酒喝不用被按在房子上揭皮（简称“按揭”）的主儿。官，做还是不做，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对于每年数百万要考公务员的哥哥姐姐们来说，这几个矫情的家伙都应该拿砖拍死。
笔筒上，砚台上，屏风上，影壁上，画上，雕刻上竹林七贤，是读过几天书、做过几天官的雅致，赚俩银子的暴发户更喜欢八仙过海之类的东西，表面上是向往清闲淡泊的生活，其实是展示物质丰厚、权势显赫的优越感。如果说历史上的这七个人主要是嵇康、阮籍是真逃避的话，那么今天崇尚所谓“竹林七贤”只是一种伪逃避。
逃避专制尤其是恶劣的专制，确实是一个问题。魏晋以后的乃至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如果真厌恶官场，不参加科举考试就罢了，缴完皇粮国税，帝力与我何有哉？但对于魏晋时期的高干子弟们就不行了，不给皇上或什么大将军面子，杀一个相当于免费，夷三族相当于打折，诛九族才是全价。
唐代的韩愈有一首诗《从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
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
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
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我觉得这首诗更有现代性，在家宅着吧，TMD没钱；出去做事吧，又TMD辛苦。宪法上规定的很多美好的权利没有了也就没有了，闹心呕血痛心疾首的是少数精英，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小心点，不偷不抢不在扫黄的时候猛发黄段子，到看守所喝开水还是小概率的事情，大家每天痛苦的是鸡毛蒜皮鸡飞狗跳鸡蛋共猪肉价格齐飞的现实。
如果人生的意义是追求，那人生的意义也是逃避，追求和逃避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手心和手背，是正物质和反物质。所以魏晋时期“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等等，只是逃避的一种性格。
追即是逃，逃即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