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
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又喜宾客，言谈赏笑，弥日无倦。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餐。尝白裕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外，一毫不以负公。”中军咨议参军张劭言于裕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处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从上面引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来，刘穆之非常有才干，比有才干更难能可贵的是工作态度，兵仔工作狂，老板很喜欢。
那么比工作积极更宝贵更有价值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效忠。
在政治阵营分野之际，最可贵的不是有才干有本事，也不是以极大热情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而是表明政治态度。在官场上，表态是最有价值的，也是部下和老板交换的硬通货。
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人没什么才干，也没什么工作热情，却屡屡遭到惨烈的提拔？那可能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候表明了政治态度，后来的一切正是对表态正确的回报。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大伙儿不要急于表示愤慨，忠诚大于贡献，这也是硬道理。
刘穆之是最早向刘裕描绘政治远景的人。平定桓玄后，刘裕最合适的位子应该是录尚书事（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领扬州刺史（泛首都地区军政一把手），刘裕把这个位置谦让给了王导的孙子王谧。王谧是标准的红三代，王谧于义熙三年死了，按次序也轮到刘裕了。
刘裕的竞争者刘毅不乐见刘裕上台，刘裕本人或许觉得内掌中枢不如先外掌军机，于是他力推谢混，谢混是谢安的孙子，他是红几代也不表了。
有实力没资质的，就会找有资质没实力的，这也是今天流行的互补。
刘穆之担心刘裕一时谦虚耽误正事，就用宏伟的愿景激励他：
“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
——第一，刘穆之消解刘裕的心理压力，在忠是硬道理的时代，一定要为篡党夺权者消毒，晋朝是死在桓玄哥哥手上，脏手的是他，历史上背骂名的也是他，他是个优秀的垫背志愿者。
“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刘穆之道出了中国政治的铁律：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为老板立了大功，是很难存活的，除非你做老板。刘穆之为刘裕清晰了一下战略取向：向前走前途光明，向后退死路一条。
“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
——大家一起在乱世打拼，“俱起布衣”，俗称就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我们和刘邦他们哥几个的情况不同，在体制外“俱起布衣”。一开始革命分工就会明确，一开始就会确定核心，这样万一失败也有人顶缸，当时萧何他们就是出于这种心态推举刘邦的。而在体制内“俱起布衣”，皇上在那儿摆着已经有一个核心了，不可能在既有核心之外再立核心，所以大家貌似都是人人平等的革命同志，没有“宿定臣主之分”，新的核心必须在一番倾轧之后才能产生。
最后刘穆之明确建议：“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方便进球的位置不能让，一让就不能建大功，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权柄面前不能谦虚。
刘裕、刘毅之流的关系，大概和袁世凯之后的北洋诸雄仿佛。北洋有所谓“龙虎狗”三杰，还有其他人人马马。袁老大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依然有秩序；老大一走，秩序乱了，有实力的不尿有资格的，有资格的想做掉有实力的。一个目标，各自经营，乱的原因就是没有“宿定臣主之分”。
刘穆之认定刘裕为雄主，刘裕内戡桓玄，次平卢循，先灭南燕，再定谯纵（后蜀国主），积分最高也最被看好。
能看准刘裕不算什么，关键是刘穆之看准之后，主动“确定臣主之分”，刘穆之很早很坦率地向刘裕表示效忠：“我出身贫寒，本是一凤凰男，自从跟定您以后，我心里一直想着的还是勤俭闹革命，廉洁以奉公，但是工作应酬需要，所以日常用度微为过丰，公款消费稍为过头，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对不起您的。”
刘裕一想，丫挺能干的，又特别忠诚老子的革命事业，不过小腐一点，何况人家都主动坦白，水至清无鱼，这样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贪官都是和上级有交换的，在基层是买官卖官，串联起来一起贪渎；在高层则不这么简单，贪官用“拥护”和上级交换。反过来，一个有绝对自信的、敢唤起民众的（或民粹方式或民主方式）领袖，才敢和官僚阶级玩真的。凡是在诸侯、百官所谓拥戴之下做领导人的，他是没有反腐的决心和能力的，大老板也在关系网中，真的反腐就会反到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