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
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此君和晋惠帝一样有点呆傻，晋惠帝不辨白粥肉糜，晋安帝不辨春夏秋冬。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皇帝无能，累死天下。
傻皇帝在位长达二十二年，之所以能做这么久，可能就是因为他智商比较低。晋安帝义熙年间，是东晋内部争权夺利最严重的时代，士族之间的“协商机制”退隐，北府兵将领之间的冲突加剧，一个无能的皇帝既是权争的起因，又是权争的最好庇护，皇帝无为而治叫垂拱而治，晋朝的皇帝差不多都是“垂拱而乱”。
这个时期东晋的政治主角是刘裕刘寄奴，他能带兵打仗，这是核心竞争力，是时北有胡国南有内寇，正是将军拥兵自重的好时代。
卢循、徐道覆北犯，刚开始来势汹汹，打败了何无忌，挫败了刘裕当时最主要的竞争者刘毅，朝廷恐慌，有人甚至提出来迁都北上，去依附尚在北伐的刘裕。
刘裕急忙返回建康，成功地组织了阻击战，打退了卢循的进攻，并最后平定了卢循。
孙恩、卢循之乱，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孙、卢都不是农民，但他们的队伍裹挟大量的农民，世道浇漓，做贼和革命都是时髦的职业，成王败寇，都要用农民大量的鲜血来铺底。孙恩、卢循没有成功，但他们的运动轨迹布满南中国，对东晋的社会经济摧折甚重。卢循失败时，也投水自尽。死之前，他向众姬妾发起一次民间调查，问谁愿意和哥哥我一起做水仙？结果摇头的都被扔下水了。“农民起义”很伟大，但很多“农民起义领袖”很浑蛋。
刘毅和刘裕一样，都是北府兵将领，桓玄登基做皇帝，他们都是反对派，打垮桓玄、重新确立司马家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这个功劳是大大的，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建义之功”。刘裕、刘毅都立下了“建义之功”，大乱之后，一切权力归弥乱的将军，这也是历史规律，当时与刘裕有一拼的就是刘毅。
刘毅和刘裕为人作风不一样，有个叫胡籓的评价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这是刘裕的长项，“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辏归之”，这又是刘毅的优点。转换到权力斗争的框架下，刘裕是实力派，而刘毅则颇得人望，不论古今，所谓人望，都是决定于“缙绅白面之士”，简单说就是那些有钱或有文化的社会精英。
不管什么政治制度，不管什么体制，不管古代还是今天，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精英统治是权力内在的一个总取向，精英剥夺和侵犯普罗大众的权力和利益也是一个基本规律，这是食物链。狼吃肉狗吃屎，有阶级就有压迫。但是在这个规律之外，还是一条反规律，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有不同，普罗大众制约精英有两手，一是革命，二是选票。革命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有当家做主的幻觉，但是权力本质上不可能让多数人掌控，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往往会被少数人篡夺，政治也会向精英化方向发展。为了避免革命，就必须有选票，选票也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民有当家做主的幻觉，而且是定期来一次，“幻”得频繁了，“觉”也就更真了。
所以在大乱之余，在大选之前，一些有能力和基层、低层以及底层人民沟通的，往往会赢得胜利，我们把这个叫做“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得到天下，不论古今抑或中外，领袖都要寻求和精英的合作，我们把这个叫“得人望”。政治家和电影作品一样，有“叫好”和“叫座”两个价值取向，票房好是得人心，得大奖是得人望，叫好又叫座固然上佳，但是上佳的电影作品或许可见，上佳的政治家则比较稀少。
比如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被宋楚瑜讽为“少爷”、“小姐”，不懂持家，而宋则自诩为“管家”。宋楚瑜的这种比喻，就是想在大选中和基层、低层进行沟通，而且从台湾一贯的舆论来看，宋楚瑜行政能力较马、蔡强，似乎也成定评。如果在刘裕的时代，宋楚瑜的胜算就非常大，他有实力有算计，突然下手把颇孚人望的马英九一刀搞定，说几句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话，这就可以上台了。人民群众一般喜欢“狠角色”，也喜欢曹操、刘裕这样有手腕的强人，但是台湾的情况有历史性的不同，台湾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或正在发生变化，“缙绅白面之士”越来越多，人民在发生着变化，也就是中产阶级真的成为一个阶级了，“缙绅白面之士”喜欢“缙绅白面之士”，所以马英九可以当选。民进党也不再寻找陈水扁这样的草根英雄了，而找一个品位和马差不多的蔡小姐。这种选择，如果在放大的历史下观察，就是台湾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如果将来中国大陆也进行类似的大选，拥有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国，就可能会选出一个让精英们感觉不可思议的人来。起码一个时期会是这样的，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会率先上台，中国也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普京的人物，我们也一样会有连任N届或者“二人转”的总统，因为人民更喜欢敢作敢为的强硬领袖。
刘裕最后还是用刀解决了竞选的对手，刘裕挟建义之功、北伐之功、平蜀之功，扫除了刘毅、司马休之、诸葛长民等内部异见人士，做皇帝遂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