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皇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
九月，宋王裕自解扬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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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裕以河南萧条，乙酉，徙司州刺史义真为扬州刺史，镇石头，萧太妃谓裕曰：“道怜汝布衣兄弟，宜用为扬州。”裕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妃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裕曰：“义真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妃乃无言。道怜性愚鄙而贪纵，故裕不肯用。
宋王刘裕在筹备做皇帝，一直担任的扬州牧不能再兼了。扬州、江州（今九江）、荆州是长江上的三个重镇，其中，扬州、荆州与北方胡族交界，所以尤其重要。东晋时期，皇族与士族分权，上游与下游分权，已经是行之百年的潜规则。扬州既是京师藩屏，亦是控制建康的要地，刘裕所倚之北府兵本来就是发迹于此，所以根据地不能丢，老本不能丢，军权更不能丢，这对刘裕来说是基本原则。
刘裕御任，把“五道杠”刘义真派去任扬州刺史，这种安排连他老娘也看不惯了。萧太妃萧女士是刘裕父亲的继室，老太太说话了：“刘道怜是你贫寒时的兄弟，他任扬州多合适啊！”补充一下，刘道怜正是这位萧太妃所生，为自己亲生儿子求官，这玩意儿还不是天经地义。
刘裕事母甚孝，当然不会简单地驳老太太的面子，他用自己的小名自称：“寄奴和道怜我们哥儿俩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会吝啬这个位子？不过扬州确实为根本所系，责任太大了，道怜他玩不转。”
老太太忍不住心中的不解，还是反问了一下：“既然这么重要，那你那小儿子义真才十二三，难道比五十岁的兄弟更靠谱？”
刘裕在继母挤对下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刘义真只是挂个名，扬州大小事务，其实还得由我亲自来打理。”
这番对话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和刘裕的行政风格都有生动解读。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从秦始皇到刘裕，大概六百四十年，中国实行帝制，但真正在位称职的皇帝没几个，大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皇帝专制制度下的“集体领导”，后宫、外戚、宗室、权臣、宦官、士族……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各种力量或角色，不停地排列组合，在实质上行使着皇帝的权力。两晋特别是东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是一独特的风景，君权不张，但君权没有旁落到个别权臣手里，而是由一个上层的泛权力集团共同把持，具体表现为几大家族轮流坐庄，王、庾、桓、谢……大家通过姻亲相互勾连，关系错综复杂，所以东晋的权力斗争表现出了很有意思的状况。
从积极的层面看，那就是皇帝“不够专制蛮横”，不像历史上那几位有作为的皇帝，搞起政治清洗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起功臣来株连九族连瓜带蔓，统治上层整体上比较和谐，迫害、杀戮都相对有节制，更有上古“封建”的本意。但是反过来，这样“共和”或“共治”的局面，导致纲纪松弛，不仅肇乱，更不能弥乱，不管是内乱还是外乱，朝廷都没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去消弭，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都处在一种蝇营狗苟的状态，进而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涣散状态。
财富也好，权力也好，本身有一种趋向垄断的内在力量，没有强有力的分权机制，权力垄断比财富垄断更易形成。东晋时期南北对峙，不停的战争还是为寒族下层子弟提供了机会，现代的所谓“拉美病”也是这样，当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本垄断到达一定程度，平民子弟只有通过当兵、政变来改善自身的命运。
民间总有精英分子，就算是十亩地一棵苗，他总是要秀出来的。
大多数史家都认为，刘裕的出现是士族没落、寒族崛起的象征。其实刘裕也不是真正的寒族，他是次一等的士族，他和在他前面的权力集团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他和王、谢家族的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本质上讲，刘裕建立的宋朝并不是寒族的政权，更不是普罗大众的政权。
刘裕和东晋诸帝、诸公不同的是，他试图建立更加本色的皇帝专制，他要做真正有权威的皇帝。即将要做皇帝了，但是扬州牧的权力还要把持在自己手里，这既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是对“共和”模式的一种修正。
刘裕让未成年的儿子担当方镇大任，尽管是名义上的，但是他不愿意分享权力的独夫心态却表露无遗，对部下的担心和警惕也是不言而喻。
之前之后的历史经验证明，符合原教旨主义的皇帝专制必须有意识形态的帮助，必须有受过奴化教育的儒生参与，从一个黑社会集团头子、军阀老大演进成真正的皇帝，也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而在刘裕时代，这些东西显得非常缺乏。
没有道德指引，只指望通过坐地分赃来凝聚力量，即使凝聚起来，这个力量也会反噬宿主，这个状况从汉末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
秦皇汉武式的专制是糟糕的、黑暗的，但是两晋这样涣散的专制则更糟糕、更黑暗，在民主宪政导入中国之前的历史证明：皇帝不专制，人民很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