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简文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瑶，骛之子也。
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不宜复污圣朝，愿陛下为燕戮之。”坚乃出评为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擒。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拿下燕国，秦王苻坚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以阳平公苻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王猛开始部署自己的人马，人才标准仍然是“皆关东士望”。王猛书生典兵，为了矫正当时氐族军队的军纪风气，有操切之处，也有妥协之处，没有自己强硬过界的地方，也就没有所谓妥协。王猛还是想用君臣之道、先王之法、朝廷纲纪之类的东西给这些骄兵悍将们上个笼头，不光是自己使用起来方便，也为整个秦帝国将来作考虑。
王猛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所谓民族融合工作。当时的中国北方，汉人、鲜卑人、氐人的人口比例是多少，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从总体上说，应该是汉人多，但是从“有效政治人口”来看，也就是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精英人口来看，汉人可能却是少数。氐人和后来的满族人一样，面临着以少治多的局面，在苻坚之前，没有这方面成功的榜样。
苻坚和王猛在主动寻找一种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保持军事的高压，一方面却要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妥协甚至是被同化。民族之间的斗争，不论是以少对多（如以色列以及中国历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还是以多对少（如俄罗斯对车臣），军事优势是一切的前提，民族的同化和被同化，双方或多方文化的认同，都是在军事压迫下进行的，这虽然看上去不美，却接近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在“游牧业VS农业”时代，少数游牧民族用军事优势和文化上的主动妥协，可以形成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证明；在“农业VS工业”时代，早期的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和政治文明也有殖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现当代，在很多地方，在军事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却反而有了一种“非对称”的优势。他们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对付貌似强大的对手，后工业时代的高度文明，包括物质与文化，甚至包括“军事文明”，在攻击之下体现出了很大的脆弱性。“9·11”、阿富汗以及车臣等一系列种族民族冲突，也就是享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向着对立而不是认同的方向发展。
也许要再过几个世纪，人类才能对眼下的对立和冲突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探险家、军人、传教士以及商人开创了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后来是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持续发展了全球化，国际组织、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也加入这个过程中。要建立超越种族、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在东西方都有实践，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思考有无远弗界的能力，而作为人或人群其行为都有局限，有历史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有经济的局限。
苻坚对鲜卑贵族采取了一体宽大的政策，包括祸国殃民的慕容评，当然祸的是燕国而不是秦国。慕容垂把慕容评比作商纣王手下的奸臣恶来，请求苻坚除掉他，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有超越一国一朝的共同价值，也就有共同的公敌。
苻坚没有甄别自己的敌人和天下公敌。对自己曾经的对手可以宽恕，对天下公敌不能宽恕，这是儒家处理敌我矛盾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天下公敌，不论把他当敌人来宽恕，还是当成对付其他敌人的同盟者，这都不是符合“道”的。
司马光认为，苻坚在崛起之后又迅速沉沦，“由不得其道故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甚至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