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成皇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
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及峻平，陶侃奏敦沮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赴，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忧愧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苏峻战死，部下拥戴其弟苏逸继续战斗。当时，军队的私人属性十分清晰，所以皇帝必须是最大的暴力集团首脑，朝廷就应该是最大的黑社会。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与建康令管旆（pèi），准备偷偷把小皇帝送到温峤率领的平叛军那里（《资治通鉴》用中性词“西军”），结果被发觉了，苏逸命部将任让入宫逮捕刘超、钟雅。小皇帝抱着两个人悲泣道：“还我侍中、右卫！”
苏峻之乱折腾了一年多，终于平定，苏逸被斩，当将军曹据把小皇帝司马衍抱到温峤的战船上时，“群臣见帝，顿首号泣请罪”。
杀害刘超的任让被俘，陶侃和任让有旧，为任让说情，希免一死，小皇帝说：“是杀吾侍中、右卫者，不可赦也。”司马家的皇帝，不管傻的，还是小的，记性都不错，惠帝司马衷记得“此嵇侍中血”，成帝司马衍记得“是杀吾侍中、右卫者”。
魏晋时，大臣出任方镇或督军时，皇帝要授予“节”，王导当时曾“假节”督讨王敦，结果失节于石头。小皇帝和西军首脑们相聚石头，王导觍着老脸也来了，还让人帮他找回失了的节，陶侃调侃王导“苏武节似不如是”。苏武使匈奴，十九年持节如故，王导失节，该受调侃。
另一个不好意思的人是庾亮，他见了外甥皇帝，“稽颡哽咽”，之后，庾亮坚决要求到地方任职，以效命补过。
苏峻之党路永、匡术、贾宁等，在失败之前，反正过来，归降朝廷，王导认为应该给他们加赏官爵，温峤坚决不同意：“这帮人能够反正，最多可以抵罪，留下他们脑袋就不错了，怎么可以再给他们加官晋爵呢？”——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对投降的敌军将领，也是这个待遇，免死而已，这样才能保持奖惩体系的公正性。
湘州刺史卞敦，拒不响应紧急号召，拥兵不动，人不来也罢了，粮草也不支援，这得秋后算账——陶侃奏请将卞敦哥哥“收付廷尉”。王导好人做惯了，又忍不住出面，用“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让卞敦异地做官，转任广州刺史。就这样，卞哥还称病不去。
好久不吭气的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来了段“臣光曰”，大骂“晋室无政”。（详见本节引文。）
陶侃为任让说情，但没成功，这只能怪任让杀的不是一般人，是皇帝身边的人，是皇帝亲近的人。小皇帝不懂坚持原则，也不懂讲政治，只知道讲感情，所以任让必需死，但他似乎是死于皇帝的情绪而不是死于国法。卞敦在国家危难之际，麻木不仁，好自为之，罪在不赦，却因为王导“讲政策”不仅没事，反而可以异地做官，当然当时的广州不如现在吃香。
“无政”者，在今天就是“不讲政治”。
专制帝国不讲法律，但必须讲政治。
讲法在法治国家是立国之本，讲政治在专制国家是立国之本，都是最高原则，都不能马虎待之。
“讲法”讲究的是就事论事无罪推定，不仅注重证据，而且注重程序，但一般情况下，根据条文办案，不考虑影响，在西方有些国家，法官在处理某些案子时，甚至要对他进行“媒体屏蔽”；“讲政治”讲究的是结果正义，要考虑影响，要平民愤，要励人心。讲法时，有所谓民愤极大者可能因证据不足程序有瑕疵而无罪开释，但在讲政治的时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就非杀不可，即使有冤，如果在政治上能得分，那就得借你人头树咱的威信！
当然，法治国家也讲政治，但法律的底线不能突破，依法处理的时候，也要注意引导社会和人心向上向善，但在具体问题上并不以此为出发点。专制国家也讲法律，但一般是调节百姓和草民之间的矛盾关系，事件一旦有了社会影响，就会用讲政治的模式来解决，权力代表最高正义来裁决。
中国现在是“双讲”，有时讲法，有时讲政治，但经常容易讲混了。
在“双讲”的地方，一是怕把政治问题推诿给法律，在那里空转，二是以讲政治干涉讲法律，让法官来实现政策意图和政治意愿。
王导是既不讲政治，也不讲法律，他只讲关系；陶侃也一样，也是看关系。这帮老官僚一定要把朝廷弄成“关系朝廷”，国家弄成“关系国家”。我的关系多，我的路子就宽，我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证；你没关系，你不管是讲法律去告状，还是讲政治去上访，统统都没有用，你没有关系网兜着，就应该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直接坠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