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密绿洲进入巴里坤草原，必须翻越天山大坂松树塘。跨越大坂后，循巴里坤草原西走，入木垒，过奇台，经过北庭都护府故址，西向伊犁河谷地，进入里海、黑海草原，可入欧洲。自巴里坤草原斜向东北，立即可以进入广袤无垠的蒙古大草原。因此，跨越天山松树塘大坂，交通天山南北的这条古道，在新疆早期历史，丝绸之路交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的裴矩在其所著《西域图纪》中说，中原与新疆地区的交通路线，其中北道地位重要。而北道路线，就是“从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铁勒部（准噶尔盆地）、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流域至碎叶一带），渡北流河水（今阿姆河、锡尔河），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可达西海（西亚及地中海周围）”。裴矩的这一记录，对翻越松树塘大坂的这一古道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清楚、明确的解说。裴矩曾长期在张掖、伊吾为官，对西域形势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他在《西域图纪》中的记录，可信度极高。虽然，他在这里记的是隋唐王朝时的路线，实际却也揭示着远自秦汉，晚到明清的事实。这一隘道的重要性，看来绝对不容低估。一点不夸大，新疆古代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程度不等地与这条古道联系在一起。如今，随着现代交通生活的高要求，它正逐渐离开舞台的中心。但它的这一页历史，却没有理由因此而被人们所忽略。
穿越松树塘天山大坂的径道，是一条天然的峡谷。从哈密南山口到山北口门子，总长不过二十四公里，但山道曲折回环，左右丛林密布，地势险要。依山傍谷埋伏上千军万马，在沟底行进，实在难以见到一点消息。南山口外，目前还有古烽二三，显示着古道的走向。进入南山谷口不远，路畔有形若屋宇的冰川漂砾一大块，其上有清人墨迹“焕彩沟”三个大字。但只要走到近旁，细细揣摩，则“汉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沙海”及“唐姜行本”“贞观十四年六月”等字样即清楚显示。很显然这是一块集汉、唐、清刻于一体的巨石，清人磨旧碑以书新字，加上两千年来的风雨侵蚀，使得汉、唐旧刻消失了一些迹痕。但它清楚揭示这条古道是自汉迄清一直倚重的交通路线，可无疑义。自焕彩沟碑循沟而上，一路溪谷纵横，山泉淙淙。沿途但见顶顶毡幕，炊烟袅袅，牛羊依依，使人宛若进入一种特别的清静世界。抵达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顶，回首南望，已不见哈密绿洲踪影；低头北向，则一望无际的巴里坤草原尽现于脚下；不远处，松林黑郁郁一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树塘。
松树塘大坂北边的巴里坤草原，与蒙古草原地域毗连，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历史上都曾依托这片草原与汉、晋、隋、唐王朝相抗衡；而中原王朝统治西域，进入新疆东部大门哈密后，为消除后顾之忧，也必然要把巴里坤草原控制在手中。因此，这条山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名将赵充国、班超曾经在这里运筹帷幄，与匈奴一争高低。今天，在山头地势稍平处，还有一座班超扶剑站立的巨像，威严地注视着远方，可以作为这一页历史的纪念。汉西域都护任尚、敦煌太守裴岑也曾经在这里与匈奴兵戎相见。从公元97年到137年的四十年中，匈奴呼衍王以巴里坤草原为基地，不断袭扰西域及河西走廊。公元137年，裴岑率敦煌郡兵三千人，向巴里坤草原突袭，呼衍王终在裴岑脚下折戟授首，河西四郡因此而得到安宁。
公元640年，唐军征伐高昌。为了保证战事成功，姜行本首先就率军利用松树塘的森林资源，建造了攻城机械“撞车”和“抛石机”，保证了攻取高昌城战役的顺利实施。记录这些事件的“汉任尚碑”“裴岑纪功碑”“姜行本纪功碑”，当年都竖立在松树塘大坂，如今则分别收藏在巴里坤文物保管所、新疆博物馆，可供后来者们凭吊。
这条古道，在以马、驼为交通工具的古代，无疑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因为形势险要，更成为兵家必争、必守之地。但由于地势高、气候冷，入冬以后，每每被大雪覆盖，通行颇为不便。为适应现代经济建设的需要，近年已开拓哈密至巴里坤的公路线，由哈密市经头道沟、塔水村、寒气沟，穿越天山峡谷，抵达白石头、黑沟梁，接上松树塘大坂下的老路。这一改易，对于冬天的交通运输是很好的，但对于人们了解古代丝路交通实际，感受两千年中曾经在这条峡谷中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政治风云，无疑会是极大的损失。因此，我想，新路自可开始运行，老路则不必要完全废弃。对于希望感受古代丝路风情的人们，还可以从容地在这条古道上驱车缓行，甚至不妨以马代车，沿途停停看看，既品味人间变化，又体验历史沧桑，必可得另一番精神的享受。丝路游，追求的不就是这一历史意境吗？
伊吾军城怀古
山清水秀草美，牧歌起伏的巴里坤草原，在公元7—8世纪也曾是唐王朝的西域军事重镇。
唐朝统一西域后，为防卫西北方向的突骑施、坚昆，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十分辽阔的领土。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是北庭大都护的驻节之所，吉木萨尔地区自然成了军政中心。为保证侧翼安全，巴里坤草原也驻扎了一支重兵。这支部队因驻扎在伊吾地区，所以号称“伊吾军”，编制三千人，配备战马三百匹。骑兵，看来在伊吾军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伊吾军的驻地，经过周密筹划，放在了伊州西北天山北麓的甘露川，也就是今天巴里坤草原上的大河乡。甘露川怎么得名？唐代文献记录没有说。但观察四周地理环境，完全可以从自然地理形势中得到启示。大河乡所在，是草原上地势十分开阔的地带。东、南、北三面层峦叠嶂，西边是碧波万顷的巴里坤湖。由于地势使然，周围山坡无数沟壑泉流顺着地势汇流入盆地之中，形成了甘甜清澈的招摩多河、柳条河、水磨河、大河，最后涌入巴里坤湖。这些河，虽不算大，但河岸低浅，沿河地带清水漫流，泉流竞发，加之水质甘甜无比，在世人眼中，这勃发泉水，恰如天降甘露，且又汇流成川，自然而然就有了“甘露川”的美称。特别好的山泉水，宜人的气候条件，肥沃的黑色腐殖土壤，也造就了这片其他处所难以匹敌、面积特别辽阔的大草甸。水丰草茂，四季可以放牧。草甸北部稍高处，又是适宜于农业垦殖的地带。于是，伊吾军镇城就选择在草甸北部地势稍高的处所。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宜牧，便于骑兵驰骋；宜农，利于军屯的开展；地势险要，控扼着蒙古草原可能来犯的敌骑，拱卫着伊、西、庭州的安全。
伊吾军镇城，原来只是唐代文献中的概念。它究竟坐落在何方，却并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机会多次进入巴里坤草原，也不止一次在大河乡一座古城中驻足停留，在古城内外踏查、勘察。农民求肥而挖取城中灰土，暴露了古城中区区窖穴及多量的时代特征明显的唐代文物：灰陶罐、灰陶盆、莲花纹铺地砖、莲花纹瓦当、铜镜、开元通宝钱、唐式铁剪，还有一方直径近一米的大型石磨。文物不少，又都是相当单纯的唐代遗存，这自然帮助我们做出逻辑的结论：它是唐代的古城。采取了古城地层中的烧炭，进行C14测年，结论为距今1375±65年，也正是唐王朝统治时期。但只有结合着唐代古籍《元和郡县图志》的记录，才能给古城戴上伊吾军城的帽子。《元和郡县图志》在“伊州”条下，清楚说明“伊吾军，在州西北三百里折罗漫山北甘露川……”算是破除了迷津，帮助我们给这座古城恢复了当年的名号。
伊吾军承担着的军事防卫使命，决定了军事防卫是它的第一需要，因而，古城军事防卫体系严密。从现存遗迹看，城有主附之分，主城屯兵，附城养马，其间有门道通连。主城近方形，南北稍长，达二百一十米，东西宽一百八十米。经过一千三百年左右的风雨侵蚀，夯筑土墙仍高达十米，墙基宽十二米，顶部还宽两米多，可供人马往来。古城四角有角楼，墙外附马面，马面之间弓箭射程可及，形成交叉的火力网。城垣外，有宽达二十米的护城壕沟。壕沟虽已没有当年深峻，但却仍有浅浅流水，苇草茂盛。同样是军事防卫的要求，主城内东南角，还有一座60米×70米的子城，同样有土墙拱卫。这大概是当年伊吾军镇将等军事官员的驻地。附城在主城东侧，大小与主城相近，但土垣稍低。附城内兽骨纵横，多少透露了一点羊、马城的消息。
伊吾军城，始于唐，终于唐，没有见到许多古城朝朝代代相继相承，不断加固使用的痕迹。因此，它相当单纯，单纯得可以成为标尺。从伊吾军城出发，觅求唐代军镇的建筑、布局，唐代文物的特征，是值得珍视的又一收获。
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期为维护对西域大地的统治，具体实施并取得成功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军屯。战时为兵，平日为民，驻地所在也就是屯田垦殖之处。大到军镇，小到烽燧，无一例外，都有屯种的任务。伊吾军兵员达三千人，军马三百匹，平日士兵、军马所需的粮草，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笔为数可观的军需物资，征之于当地，会极度增加人民的负担，产生社会矛盾，有损安定；求之于中原，则运程遥远，耗费巨大。一旦边防有警，则后勤难继，会影响边境安全。而采取军屯的措施，则既可保证给养，也不劳民扰民。伊吾军所在的大河乡，水源充足，土地肥美，不仅有适宜良马饲养的好草场，而且冬日气温稍高，是极好的冬小麦种植地。时至今日，这里还是整个哈密地区的粮仓，最理想的小麦产地，可以生动说明这个道理。伊吾军在这里实施屯垦，真可以说是得其所哉！唐代文献赞颂轮台、伊吾屯田大获成功，说是“禾菽弥望”，看来言之不虚。有关伊吾军屯垦的成绩，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可得到反映。其中一件残文书清楚载明，伊吾军当年应交纳北庭粮米肆仟硕。其中叁仟陆佰肆拾陆硕捌斗叁升五合纳于军仓，壹佰伍拾柒硕纳于伊州仓。大概因为伊吾军所在水、土、气候条件均佳，伊吾军的将士们不仅要保证自身给养的需要，而且还有不小的上交北庭都护府的经济义务。按照三千在编军人计，每人承担着一硕以上的纳粮责任。
唐代西域边郡，一百五十多年中安定无险，应该说与这一政策的实施有着相当大的关联。自然，戍边健儿们也为此付出了超常的代价。正是这种付出，换得了边郡人民的安宁。但也有学者议论，这种军屯会疲惫驻军，劳其形骸，降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使这一荣誉性职业几乎与遣犯地位相等，这会损害边军的战斗力，好像也有一定道理。看来任何事物劣优相生，祸福相依，在好的后面有着不一定好的成分。社会的发展，不乏这类辩证法。我们巡视、凭吊伊吾军镇城，也可以从这里吸取到有益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