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之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未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辞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以见矣。”
——(宋？朱熹《答孙季如书》)
毫不奇怪，所有事物都有自己来临时间和理由，西方人叫做因果律，我们称之定数。原始人没有发明青铜，是因为篝火上不可能熔化矿石，纪元前三千年前后，人类才发明了铁，因为有了可达1500℃的炉子。《易经》以讲变化著称，当然是在一个剧烈震荡时期崭露的头角。《国语？周语》记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山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诗经？十月之交》也描述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自然变化：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结构解体，新因素组合，诸侯兴起，天子失势，卿大夫起来，诸侯又沦落。仅春秋之际，短短240年间，大小战争297次，弑君36，亡国51。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为皂隶。昔日贱臣庶人却角逐舞台。一切都在颠倒、动摇，变革的观念浸润人心。郭沫若说：“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度变为奴隶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度成为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东周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编》）持续不断地大灾变、大动荡、大改组，迫使无论是为王的胜者，还是为寇的败者，都不得不仰望苍天，要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上古之时，东方大陆和地中海沿岸，都曾被滔天的大洪水浸袭！《易经》以天人合一的道理，使先祖们拯救了自己，大禹治水，九年功成，信的是人而不是神！而西方的《圣经》却记载了一叶飘荡的方舟，诺亚束手无策地等待那只衔来橄榄枝的鸽子。耶和华许愿拯救大家！于是人们祈祷，这声音穿透了两千年时空，还在继续下去，甚至盖过了隆隆驶向火星的飞船声。奇怪的是，今天的西方并不将讲神的《圣经》视为迷信，美国国会开会前，先要由牧师带领议员们祈祷，而美国历届总统在就职演说结尾时，必然要祷告上帝：“愿上帝保佑美国。”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东方讲理的《易经》总是遭人误解，一次又一次地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最让人纳闷的是，不少高举批判的武器的人，甚至从未读过《易经》！
《易经》是带着传达天道的胎记问世的！在它成为官学之前，各国卿大夫早已在传诵和研习了。《左传》颇多记载，如“晋师救郑”，知庄子引用《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并评论说“此师殆哉！”又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引《周易？蛊卦》：“女惑男，风落山。”当时，几乎所有的易学家都在讲阴阳灾异，如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洪范五行》；以及《齐诗》中“四始五际”，《礼记》中“明堂阴阳”；孟喜、京房卦气说更是出众，它能作出一种计算，把阴阳灾异说得毫厘不爽。为什么大家不顾《易经》中占主导地位的哲理，而特别看中象数呢？因为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需要阴阳灾异思想来指导生活，特别是对王权进行调节。但是仅仅作为一部占筮书，《易经》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了。三易中，周易独存，根本原因在于周人将筮道哲理化而著《易象》①，孔子整理《易象》为十翼，附诸《周易》，恰恰迎合了诸子百家寻觅理论根源的客观需要，所以《连山》、《归藏》相继亡佚，《周易》则因与“十翼”合并而托庇传世。
当时人们认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四种判断，都失之于粗糙、模糊！人们要求给予详尽解释，要求说出极深研几的道理；要求从知道是什么？跃升到知道为什么？要求从盲目信仰进步到理性思考！于是孔子归纳、提炼的哲理，在淡忘中重新得到重视！其实，《易经》有着两付面孔：一付是占筮的，“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另一付是哲理的，“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汉书？儒林传》）《易经》的哲学思想，被称为义理。一般义指卦名、卦辞、爻辞的含义、意义；理，指《易经》的原理、道理。义含有理的成份，理又是义的展示，所以本书合而论之，统称为理。以下范畴，人们阐述得最多：太极、太虚、有无、虚实、乾坤、阴阳、天？地？人、时位、道器、理气、心物、体用、显微、刚柔、动静、神化、感应、始终、往复、常变、名实、知行、性情、纲常、德诚、中正、教化、政治……等等。这就包括了关于世界本原、天人之学、自然哲学、人文科学、占筮之学五个方面内容，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易理。作者认为，从大的方面看，《易经》的理，仅仅两种而已：其一为本体之理。作为大道之源的《易经》之理，必然是象、数、理统一的理，是它本身具有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的理，而决不是外在楔入之理。其二为载体之理。指各家借《易经》为载体，来解《易》、注《易》，阐述自己的一套学说，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数千年，易学已成一条兼收并蓄的汪洋大河，每个时期都有人泛舟放歌，乐此不倦。这种是“流”而非“源”的理，便是载体之理。
一、本体之理
《易》之“经”，四千九百余字；《易》之“传”，近两万字；两者相合共二万四千二百零七字。起初包牺氏示象，继而文王演辞，最后孔子说理，锤炼磨砺数千年，于是象、数、理融汇贯通，一体三元，不可偏颇。但关于《易经》的第一个争端，偏偏就发生在各持一端之言上，进而分出象数派和义理派来，以后又各自发展，史称两派六宗。汉魏王弼率先扫象，提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他认为“意”才是最终目标，象与言只是所凭借的过程。象必须随用随忘，随取随遣，常保无执无累的心，抛除“言”、“象”的粘滞与牵绊，才能达到意的领悟，这便是所谓的“忘”。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却主张不可偏废象数，不象同代程颐那样，一口咬定说，《易经》是一本纯粹谈“理”的书，卦、爻辞中明确表达了“理”。他对王弼的高论感到困惑：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晓？又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朱熹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偏重于理，但不丢弃象数，认为《易经》有两套语言：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其所提出的范畴、命题亦是如此。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象数有形可见，是为形而下；义理隐含在象数之中，是为形而上。但是形而上的义理，必须借助形而下的象数才能表现出来。犹如战场上，子弹击毙敌人，必须借助武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一个例子，似乎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都吃过洋葱，洋葱一层皮接一层皮紧紧裹着，你说哪些是它的内容？哪些又是它的形式？在家庭主妇的刀下，形式和内容也没有分开，甚至一锅煮了。的确，形式和内容有时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注意观察电视节目，如儿童类，你能不重视形式吗？形式的突破，往往为内容的充分表达，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优秀节目，都是在形式上找到了突破口！当然一些歌星们刻意追求形式，又近乎滥觞。以前中国商品不注重包装，很多好东西只能在国外摆地摊。外国人重新包装后却发了大财！现在基本上适应了国际市场要求。你能说形式不重要吗？易学权威金景芳教授认为：易兼象数义理，象寓于卦而数生于蓍，象为易之体，数为易之用。象有奇偶，数分天地，是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可生数，数还成象，交参互入，如环无端。象数为显者，义理为隐者。数（筮）、象卦为易的形式，义理（思想）为易的内容。易的本质特点，就是用象数表达义理。这番话应属公论！下面我们论述《易经》的本体之理与载体之理。《易经》本体之理，可分为三个系统：其一为卦意系统（指卦名、卦辞、爻辞显示的理。）。其二为结构系统（指卦序、层次、变化、整体、局部显示的理。）。其三为解经系统（指十翼对经的阐述之理。）。
卦意系统
《易经》中共有卦辞、爻辞450条，分为四类：记事97条；取象188条；说事141条；断占377条；前三类都是为了断占服务的，反映了古人力求在认识过程中，让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
结构系统
《易经》的结构非常奇特，首先是最基础的“—、“--”符号，它不代表任何具体的内容，却又偏偏可以代表任何具体的内容，这种空灵的无可无不可境界，正是古人所追求的。唐孔颖达认为万物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其运动变化来源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乾纯阳，坤纯阴，他从六十四卦结构上，发现了阴阳之理，认为《易》六十四卦，分上下两篇，体现阴阳之理，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上篇之终为坎离二卦，代表日月阴阳，下篇之终，即济、未济、象征阴阳变化。下篇开始，咸、恒两卦，象征男女夫妇之道。另外从爻位的变化、卦象的形式，又显示出：1、矛盾运动观；2、变化发展观；3、循环反复观。从整体来看，又显示出：序列原理、分层原理、对称原理、对待原理、二元矩阵原理、网络原理、整体原理、渗透原理、全息原理等等。
解经系统
《易经》的“传”部分，又称“十翼”，它们是：《彖辞》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上下、《系辞》上下、及《说卦》、《序卦》、《杂卦》，这是易学史上对《易经》所作的最早，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彖传》对六十四卦卦名、卦象、卦义、卦辞的解释；《象传》释上下两经卦之象，并专阐一套人法卦象之义，其中《小象》部分则释每卦六爻的爻象、爻辞；《文言》推衍乾、坤两卦的卦名、卦象、卦义、卦辞、爻辞的道理；《系辞》则论述卦之系以卦辞、爻之系以爻辞的总体思想内涵，及《易经》总体思想和用易之法，乃《易经》之通论；《说卦》则论述罗列了八卦基本卦象及推衍卦象；《序卦》论述了六十四卦所以如此排列的义理；《杂卦》以两两相对之卦分组，杂论各卦的卦象、卦义。以上诸篇通过各有侧重点的论说，对《易经》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构筑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二、载体之理
自从汉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创义理学派之后，说易之书，灿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称其是。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传”、“解”等形式出现。其实，王弼发难的真正企图，是要建立一个高贵无比的玄学体系。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孙，他家学渊博，英气逼人，自觉有使命在身。在这个对外否定权威，对内觉醒个性的时代，王弼关心的已不再是《易经》本身，而是已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哲学玄思，这正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的现实需要，关注的焦点，就在传统与现实联接点上。以后各家也莫不以此为切入点。今人顾颉刚说：“《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古史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早在汉初，讲授《易经》的人就纷纷为《易经》作传，以后又分出两派六宗。著名的有汉代《京房易传》，宋代《程氏易传》、《汉上易传》、《诚斋易传》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内传》之前，就作了个《周易外传》。那些对《周易》的注释，也是借《周易》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易传”。有的人干脆另立门户，僭号称王，如西汉后期的杨雄（前53－18），将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学观系统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创一套符号系统：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当《易经》中的一卦，又分九赞，相当于爻，共七百二十九赞。又分九个阶段，称九天，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