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洪迈注意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特点：喜欢在诗歌中写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数额。白居易进入官场之后，从壮年到老年，俸禄的数额变化，基本上都写进了诗歌。
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中进士。初入官场做校书郎的时候，白居易的月薪是一万六千钱。“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数量不多，但是，每月还能略有结余；
升为左拾遗，薪水大幅度提高。“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年薪三十万，平均到每月就是二万五千钱；
兼京兆户曹之职，薪水又大涨一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月薪达到了四五万，一年下来，就能余粮满仓了，所以他又说，“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元和十年（815年）六七月，宰相武元衡遭暗杀，当时担任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率先上书，要求严查凶手，以雪国耻。当权者憎恨白居易越职言事，于是找个借口，把他贬出京城。先是贬为江表刺史，没等他到任，又加贬为江州司马。官是贬了，但是薪水却不减反升，“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这薄俸到底是多少呢？《壁记》上说：“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外放官员薪水远远高于同级别的京官所致。由此可见，白居易比宋代苏轼要幸运得多，苏轼被贬黄州时，不但薪水大幅度减少，而且不能按时发放；也可见，宋朝皇帝不如唐代皇帝大气；
任杭州刺史期间，白居易虽然有“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等诗句，表示俸禄是足够用的，但是没有说出具体数额。不过，任同级别的苏州刺史期间，是有具体数额的，“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唐代刺史不论大小州，月薪皆为十万（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六《汉唐俸禄》称唐代俸禄“刺史无大小皆千贯”）。月薪十万，可见，刺史职位，薪水比江州司马期间又提高了不少；
穆宗时他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分管东都洛阳），因为是京官，职位虽然升了，但薪水反而略有降低，“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少是少了点，但是，每个月都准时发放——或许，在做地方官时，薪水是有拖欠现象的；
官升太子少傅，他的薪水又略有提高，“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这时，薪水跟做苏州刺史时一样，月薪十万；
致仕（相当于离休）后，他的薪水减半。“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可见，白居易退休后，每月仍然有五万钱的薪水。
因为一直在做官，俸钱始终有结余。因此，白居易一生也积攒了一些财产。临终前不久所写的《达哉乐天行》有这样一番话：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在死前，将其田宅财产出售殆尽，可见，白居易不是守财奴，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
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我想，这跟他儿时家境贫穷有关。据高彦休《阙史》记载，白居易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与弟弟（白行简），艰难度日，甚至需要经常向邻里“索米丐衣”。有心脏病的母亲，因为昼夜为一家衣食忧愁，病情加剧。一次病情发作，疯狂之中拿小刀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抢救。因为病情不时发作，白居易兄弟只好安排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看护母亲。但是，终于还是因为看护有疏，母亲病发，跌入水井淹死了。可以肯定，早年生活的贫穷和母亲的死于非命，一定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使他对钱财的数额格外关心。
洪迈看了白居易诗歌中列举一生各个时期的薪水数额之后，感慨于白居易的“立身廉清，家无余积”。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够把自己各个时期的薪水一五一十地写出来，说明他是知足的，坦荡的，清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