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精神信仰
文艺的繁荣，需要有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唐代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跟那个时代的信仰自由或者说信仰多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由的宗教信仰
唐代诗人中，固然多数是儒家信徒，但是也不乏老庄的追随者，道教、佛教的信徒乃至正式的入籍教徒。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积极入世，去追求实现经世济民的崇高理想，扬名立万，或者追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获取人间快乐；可以消极遁世，匿迹山野，远离凶险四伏的人间名利场，以求逍遥自在，得终天年；也可以祈求通过服用药物超越人类生理的局限，进入传说中没有疾病，没有死亡，遨游太空的神仙世界；还可以寄希望于来世，期望忍受现世的各种悲辛痛苦，修得来世的幸福甘甜。此外，当然也可以同时兼顾几个方面，身在名利场中载沉载浮，兴趣性情却另有寄托，纵情山水，放浪诗酒，炼丹吃药，参禅念佛，不一而足。可以说，唐代士人的信仰是相当自由的，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际遇、爱好与需要，确定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代诗人中积极入世谋求名利者乃是主流大宗，不必费辞述说。这里只说一说其他几种人的情况。
隐士
唐代诗人中的隐士，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得了功名后无意仕进做了隐士，第二种是科场失意之后不得已做了隐士，第三种是一开始就对科举功名不感兴趣做的隐士。
第一种隐士诗人我们可以举祖咏、张志和为例。祖咏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中进士后，在京城盘桓了一些时候，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像样的职位，心生倦游之意，“淹留岁将晏，久废南山期”（《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于是举家移居汝坟（今河南省汝阳、临汝一带），“以渔樵自终”。用祖咏自己的话说，就是“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
张志和的情况略有不同，他中的是明经，不是进士；他的仕途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新唐书》本传云：“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卫录事参军，因赐名（按志和原名龟龄）。后坐事贬南浦（今江西南昌市西南）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可见张志和既然能得到肃宗李亨的赏识，尽管因一时一事遭到贬斥，日后复起也还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张志和态度坚决，从此“无复宦情”，“遂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自谓‘烟波钓徒’”。
张志和的“烟波钓徒”生活当然是很惬意的。他穿的是嫂子亲手为他纺织的大布褐裘，住的是他兄长担心他弃世出家为他在越州东郭筑造的乡村别墅，更有甚者，肃宗皇帝还赏赐给他一男一女两个使唤仆人（张志和却把他们配为夫妻，取名为渔童、樵青）。总之，他不必为衣食操心，生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于是其日常生活就像他自己的词所描写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他钓鱼当然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所以钓鱼也不是真钓，他钓的是自由自在的江湖生活，“豹席棕屩，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
第二种隐士诗人可以举孟浩然、刘方平为例。孟浩然固然是一位“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侠义之士，年轻的时候也一度“隐鹿门山，以诗自适”（《旧唐书》本传），显然不是一个汲汲于功名的人。但是，他也曾经努力追求功名仕进。新旧《唐书》本传等文献都说他四十岁始游京师，应进士考试，谋求仕进。孟氏四十岁，时当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但是，据考证，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间，孟氏就已经在洛阳活动以求出仕门路了。因为开元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十月，玄宗居洛阳，故孟浩然不必赴长安求进。当然，无论是在洛阳还是在长安，孟浩然都没有获得成功。多才落魄，众心不平，因而有以“不才明主弃”一句忤上而遭“无官受黜”的故事广为流传。实际上，“不才明主弃”句所在《岁暮归南山》诗乃是孟浩然入京求仕不成，临归襄阳之际所作，在王维处邂逅玄宗、因张说推荐被玄宗召见，都未必是事实。回到襄阳隐居的孟浩然，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五六月间被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张九龄辟为从事，做了一阵子幕僚，为时不超过两年。除此之外，一代高才孟浩然都处于浪迹江湖、隐身山水的状态。
“童颜且白皙，佩德如琼瑶”的刘方平，天宝九载（750年）曾入京应进士试，落第。根据皇甫冉《寄刘方平》诗“十年不出蹊林中，一朝结束甘从戎”两句，则可知刘方平曾经入过军幕。在军幕时间大概不长，三十余岁即效法陶渊明，辞官归隐。“篱边颖阳道，竹外少姨峰。日夕田家务，寒烟隔几重。”可见刘方平曾在颍河边上隐居。皇甫冉《刘方平壁画山水》诗云：“墨妙无前，性生笔先。”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〇《叙历代能画人名（唐）》云刘方平“工山水树石”。隐居中的刘方平，是可以凭借绘画打发时光的。刘方平隐居之后，“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大历名臣、官至宰相的李勉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曾经“欲荐于朝”，被他拒绝了。
文献漫漶，唐代诗人的生平多有不可详考者，说“无”（认定某人无意功名、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殊为不易。因此，第三种隐士诗人这里只举陆羽为例。陆羽是个弃儿，被竟陵龙盖寺一位僧人在河岸上捡到，抚养成人。父母为何许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因抚养他的僧人俗姓陆而得姓，二是他“以易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李肇《国史补》卷中，《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少年时觉得为僧太辛苦不愿意削发出家，于是偷跑到一个戏班子里，“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还能编剧，“著《谑谈》三篇”。陆羽为人好学，颇有文采，性情又诙谐有趣，少年时代就得到李齐物、崔国辅等达官贵人的赏识，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除了少年时代为了谋生，曾经从军，后来也一度做过李齐物儿子李复的幕僚之外，陆羽一生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晚年曾经有诏拜太子文学之事，但是被他拒绝了。隐居苕溪期间，一边闭门读书，一边与“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其日常生活，则是“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独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古狂人接舆一流人物。陆羽一生，未曾汲汲于功名利禄，做做诗，写写书，大体如闲云野鹤。其所著《茶经》三卷，在饮茶研究史上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因而被后人尊奉为“茶圣”。
真正的隐士应该是终身逃名远利之人，这种人的姓名是不可能见诸文献的。能够垂名后世的诗人，其实很少是真正的隐士。从隐居时间上说，大部分都只是隐居一段时间，几乎没有隐居终生者。从隐居动机上说，有的隐居是为了一时的兴趣，读书，修炼；有的隐居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是为了邀名，走终南捷径。总之是各有隐衷，各有打算。
学道遁世
李唐王朝曾经认道家鼻祖老子为远祖，顶礼膜拜；加之道家讲养生，讲修炼，进而追求长生不老，追求驾鹤上天，羽化成仙，对现实中遭遇挫折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道教在唐代一度贵为国教，风行一时。有人在追求功名利禄的同时，学道炼丹，也有人干脆做了道士，终生追求长生不死的境界。
唐代是道教的鼎盛时期，也是创始时期，出了好几位著名的人物。其中半路出家，成为道教名人同时名列《唐才子传》中的就有顾况、韩湘、吕岩、陈抟等人。
顾况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中进士，德宗大历年间曾为江南某盐铁转运支使属吏，建中二年（781年）到贞元三年（787年），曾在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幕府做幕僚。柳浑、李泌相继入相，顾况以为自己可以从此位居要冲，没想到柳浑只推荐他为校书郎，过了许久才迁为著作郎，论品级不过从五品上。李泌去世后，顾况因为对当权者不敬，遭到嫉恨，被贬为饶州司户。从此，顾况绝望仕进。与此同时，爱子亡故，也给了他非常沉重的打击，他自己有诗句描述心情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贞元九年（793年）秋天就在茅山受道箓，成为在籍道士。他的《崦里桃花》诗云：“崦里桃花逢女冠，林间杏叶落仙坛。老人方授上清箓，夜听步虚山月寒。”当时顾况已经年近七十。入道之后，顾况就隐居茅山，炼丹拜斗，大约心情是不错的，“意飘然若将续古三仙”。心情好，自然能以寿终，《历代名画记》卷一〇云“隐茅山，以寿终。”后来一些好事者就添油加醋，说顾况终于修成正果，“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或云得长生诀仙去矣”顾况只能说是在历经人间坎坷之后，加入道教，个人从精神上挣脱了世俗的名缰利锁，并没有成为教中闻人，成为道教闻人的是韩湘、吕岩、陈抟。韩湘（子）、吕岩（洞宾）都是后来民间传说的“八仙”成员，其中吕岩后来还被道教全真教奉为纯阳祖师，尊其为吕祖、吕帝。陈抟亦于宋元间全真教盛行之时被尊为教祖，有许多奇异事迹广为流传，能睡即是其一。韩湘、吕岩、陈抟三人皆为半路出家，其中韩湘是进士及第之后出家，吕岩、陈抟是落第之后出家。韩湘是韩愈侄孙，长庆三年中的进士。登进士第后，曾经赴宣城就任江西从事一职，后累官至大理丞。大约是对仕途感到失望，他就辞官出家，专心学道。据说韩愈曾试图劝阻他出家，他作诗言志道：“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咀绛霞。弹琴碧玉调，炉炼白朱砂。”
吕岩于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时值黄巢兵起，天下骚乱，于是他挈家归隐终南山（一说庐山），专心学道，研究修身炼丹、脱胎换骨之术，同时精研剑术，终于成为道教名家。吕岩的剑术在他生前就已经传得很神了，对此他本人很不以为然。岳州石刻《自传》云：“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故为人反若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也。”
陈抟出生于唐代末年，于后唐长兴末年举进士不第后，隐居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二十馀年”。陈抟最有名的是他喜欢睡觉，善于睡觉。宋代邵伯温《易学辨惑》记载，陈抟隐居之初曾作《归隐》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琴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据说周世宗曾经将其召至皇宫，“令于禁中扃户以试之，月馀始开，抟熟睡如故。”
唐代诗人当中，信仰过道教的不少，顾况之外，最为有名的当数李颀与李白。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中进士后，曾经做过一阵子新乡（今河南新乡市）县尉的小官。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仕途坎坷消磨了他的意志，还是他原本就对功名利禄兴趣不大，反正他对道教那一套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做了几年小官之后，就归故乡东川隐居了。《唐才子传》说他“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嚣之外”。李颀学道，于诗歌创作似乎颇有些好处。《河岳英灵集》这样评价他：“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当然，李颀决非只擅长玄理，他的五言古体、七言歌行都写得奔放有神，跌宕多姿，其中边塞诗尤享盛名。
李白跟道家有着不解之缘，一生结交道教中人无数，天宝三载（744年）冬（那年李白四十四岁）在齐州，更有道士高如贵为其传道箓，入了道籍。李白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诗记其事。因此，李白可以算是一个准道士。从李白的诗歌风格看，道家思想对于拓展诗人的想象空间，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学佛参禅
论实际影响，有唐一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恐怕要在道家思想之上。揆之情理，学道需要遁身山林，需要炼丹吃药，对一般人来说，都不很方便；而信佛参禅，却没有这些麻烦的手续，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在现实中遭遇坎坷的人，因果业报、来世的希望确实也是颇为有效的“精神鸦片”。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总体上说是一位执著的儒家信徒，但是，他在人生的低谷时期，也对佛家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兴趣。晚年曾经多次听人讲经说法，《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谒真谛寺禅师》就记载了他两次听人参禅说法的经历。在四川梓州期间，杜甫曾经在一次游览寺庙之后，写下了“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诗句（《望兜率寺》），以至于郭沫若先生有言道，“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
唐代诗人中，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当数王维。《旧唐书》本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结发妻子去世后，他也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母亲去世之后，王维将其辋川别业表为寺庙，藏母亲灵柩于其西侧。在上奏表文《请施庄为寺表》中说：“……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王维在诗作中也描写了自己信佛的志向，例如，《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三：“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叹白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如此沉浸禅诵，以至于后世有人称其为“诗佛”，以与杜甫的“诗圣”、李白的“诗仙”相呼应。
晚唐著名苦吟诗人贾岛曾经做过僧人，法名无本，这是许多文献都明白记载着的，并无疑问。只是在他为僧的时间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他是在参加进士考试之前做过僧人，一说他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做的僧人。《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四〇《贾岛》、《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等都说他是“初为浮屠”，何光远《鉴戒录》卷八《贾忤旨》则云“岛后为僧，名无本”，《唐才子传》卷五《贾岛》也说“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贾岛少年时曾经为僧人，后来读书，为了参加进士考试一度还俗；由于屡次落第导致生活困难，又曾一度出家寄居佛门。当时名僧无可是贾岛从弟（《唐才子传》卷六《无可》云“贾岛弃俗时，同居青龙寺”），一个家族有两人同时为僧，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家族有童子出家的传统，二是迫于生活，就是说，贾岛很可能是从小出家的。科举不利，生活陷入窘迫，再次出家也许有依靠一直出家的其从弟的缘由。如果推测属实，那么可以说，佛门一直是贾岛的庇身之所。不消说，贾岛一定是熟悉佛教并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佛教的，《唐才子传》说他“貌清意雅，谈玄抱佛”，当有所根据。
或者是迫于生计，或者是出于信仰，唐代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一生都以做道士、僧人安身立命的。这些人属于方外而驰骋文场的一群人，这些人活跃的创作活动，反映出当时宗教门内的一种宽松气氛，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有关宗教信仰的开放情形——一般士子常常跟这些出家的诗人往还酬唱，切磋技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节 落魄诗人的生存之道
唐代跟其他多数封建朝代一样，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之后，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然后得到一官半职，生活就算有了保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某种机缘，皇帝赏识，达官提拔，也可以跻身吃皇粮的队伍。不管什么出身，都有混得好的人，家里财货堆积如山，本人身体肠肥脑满。但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时代再怎么清明，皇恩再怎么浩荡，也总有一些混不上一官半职、吃不上皇粮的人，以至于养家糊口、温饱果腹都发生了困难。唐代多的是诗人，这个落魄的群体中，就有不少是诗人。
当然，这些落魄的诗人，也并非就都一个个地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沦为饿殍，沦为“填沟壑”的路边“冻死骨”。他们还是有一些生存之道的。
祖上遗产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是面向大众的预备公务员选拔考试，它对参试人员是有条件规定的，大致来说是两条：一是“生徒”，即国子监的学生；二是“贡仕”，即通过居住三年以上地区县级以上政府的选拔、推荐。那时候的文化教育，不是面向民众的普及教育，因此，能够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基础的人家的子弟——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破落人家的子弟，真正的底层百姓子弟是不可能取得参试资格的。换句话说，唐代的落魄诗人，他们的家往往不是赤贫之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田地房屋。当然，有一些人在漫长的求学、参试、跑官过程中，把原本就不丰厚的家产消耗殆尽，这情况也是有的。
举杜甫为例。杜甫分别在二十四岁和三十六岁两次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都遭失败；在长安的跑官也很不如意，虽然四十岁的时候通过延恩匦进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命令他在集贤院“待制”，等于得了个进士出身，但是，所谓“待制”，其实是“待业”，真正得到一个官职已经到了四十四岁那年的十月，先是封他做远在云南的河西县的县尉，被杜甫拒绝了，接着改封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接受了。这是一个管理兵器甲仗、门禁锁钥的职位，级别是正八品下，自然是没有多少油水的，因此杜甫上任的时候，自嘲说这是为了解决酒钱问题，“耽酒须微禄”（《官定后戏赠》）。但是，就是这微禄的小官也没能做多久，次年六月，安史乱军就攻破了潼关并进驻长安。杜甫听说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马上前去投奔，不料途中被安史乱军捉住，陷身长安，次年四月，才从小路逃至肃宗那里。五月中他得了个左拾遗的官，因为替房琯说话，被肃宗疏远，捱至次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待了整一年之后，杜甫就弃官不做了。
从上边简述可以看出，杜甫到长安之后的十三年里，前后只做了两年半的小官，其余十年多都是漂泊在京城的。这期间杜甫一家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呢？杜甫自己固然有“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说法，但是，杜家老小的生活还是另有来历的。那就是，“两京犹薄产”（《秋日夔府咏怀》）。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的末句“洛阳”下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可见，杜甫家是地主无疑。若不是战争、饥荒，就靠着田地的租税收入，养家糊口是不会太成问题的。
李白被朝廷辞退的时候，也有玄宗曾经“赐金”的记载，但是，李白从朝廷领到的俸禄不会比杜甫更多。李白自己不屑于参加耕种劳动，也没见他从事过什么其它来钱的营生，我们只见他到处学剑、学道、游览、饮酒、服药（丹药），这些都是需要钱财支持的。据他自己说，早年还曾大量散财，接济穷困公子。李白的生活费用也应该是祖上遗留下来的。有人说，李白生于富商之家，这是有可能的。
托身豪门
杜甫有诗句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许多文献也记载，唐代有不少王侯贵戚相当喜欢跟文士交游。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自然也给一些落魄的诗人提供了一时的庇护乃至终生依托。
杜甫诗中提到的岐王李范（玄宗之子）和崔九崔涤（中书令崔湜之弟），就是这样的豪门主人。另外，多首杜诗提到的一位何姓将军，也是这样的达官。唐代，喜欢交接文士的达官，最为有名的是张九龄、李邕、颜真卿、韩愈、韦应物、令狐楚等人，他们都曾照拂过不少落魄的诗人。
杜甫游历山东的时候，曾经做过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的座上宾，在济南大明湖受到热情的款待。因此，杜甫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诗句（《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以想到，李邕座上一定还有其他诗人。据《历代名画记》记载，颜真卿做湖州刺史的时候，“烟波钓徒”张志和、日后成为“茶圣”的陆羽都做过他门下的食客。被李端称为“声名恒压鲍参军”的康洽，是一位很受王侯欢迎的诗人，他在长安出入的都是王侯贵主之家，那些王侯贵主家的骏马奴仆都跟他自己的似的，可以随便使唤。他身上衣服装饰光彩照人，使其他人相形见绌。与康洽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戴叔伦、李颀等，都有相似经历，并写诗描述过。戴叔伦：“贤王贵主于我厚，骏马苍头如己有。”李颀：“曳裾此日从何新，中贵由来尽相许。”著名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出入宰相令狐绹的家门，令狐绹待他很客气。
落魄诗人进出王侯权贵的宅第，只是一种社交活动，诗歌酬唱，觥筹交错。做座上宾、食客，解决自己一个人的温饱大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若是拖家带口的，恐怕很难通过这种方法根本解决生活问题。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对他自己旅食京华时期的这种生活有很形象的描写：“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可见，这其中也饱含着无奈与辛酸。
他人接济
落魄诗人，难免会遇到经济困难，这就需要有人接济。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白、张志和那样能得到皇帝的接济——李白被辞退时得到一笔补偿金，张志和辞官归隐之后，得到了皇帝一奴一仆的赏赐。但是，有许多落魄诗人却可以得到有一定地位或者相对富有者的接济。
卢照邻因病去官，隐居太白山，生活陷入困难。京城中的一些官员，有太子舍人裴瑾之、韦方贤，左史范履冰，水部员外郎独孤思壮，少府丞舍人内供奉阎知微等，都曾经“致束帛之礼，以供东山衣药之费”（卢照邻《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
据李白自己说，他早年游览扬州的时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陆裴长史书》）。不敢保证这些落魄公子都是诗人，但这可以说明，当时这种散金济人的风气应该是有的。
刘叉落魄之时，穿着破衣烂衫，向普通人乞讨酒食混日子。听说韩愈接待各地文士的消息之后，就步行去投靠。在韩愈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跟韩愈门下的其他门客闹别扭，在离开韩家之前，就把韩愈的一些金银拿走了。他拿得理直气壮，说那都是韩愈谀墓（吹捧死人）得来的钱财，不如给他刘叉作寿礼。这故事里，韩愈主观上没有要接济刘叉这笔钱，但客观上有这个作用。
许棠科举考试一直没能成功，生活陷入困顿。当时马戴在大同军幕府做副官，许棠就去找他。两人一见如故，马戴留许棠住了好几个月，两人每天都吟诗饮酒，许棠从未提出过什么要求。一天早上，马戴大宴宾客时，让信使把许棠的家书交给许棠，许棠当时很吃惊，不知道这家书从何而来。读了家信这才知道，原来马戴已经派了一个佣人，去给许棠家送钱了。
这一类例子还有不少，例如，杜甫初到成都时，曾经得到高适等人的资助，有“故人供禄米”（《酬高使君相赠》）等诗句为证；张祜在淮南拜访李绅，自称钓鳌客——以虹为竿、新月为钩、“短李”（李绅个子矮小），壮语打动李绅，李绅“厚赠”之。
上边说的都是直接或间接认识的官员接济落魄诗人的故事，至于亲戚之间的接济就更常见了，这里不赘述。可以一说的是，落魄诗人多嗜酒，朋友之间相助以酒，就非常普遍。杜甫说广文馆博士郑虔很穷困，国子司业（相当于皇家大学副校长）苏源明就常常给他酒钱。杜甫自己跟郑虔两人，也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然后就是一番痛饮。阎防隐居终南山，住在崇济寺里，岑参就曾经“携琴酒”前去寻访。
归隐耕种
上文说过，唐代的科举进身之路，无异于独木桥。想过桥的人很多，而桥身却十分狭窄。
几十年前有一句口号：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是否大有作为不好说，但是，那里确实是广阔天地。至少，那里可以接纳不少没有挤过独木桥、知难而退的落魄诗人，给他们提供一份衣食之资，让他们的生命有所依托，不至于冻饿而死。
据《唐摭言》卷三记载，唐太宗登基之后，拨乱反正。为了笼络人才，特别重视科举功名。从那以后，隐居的人就非常多，“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可见，不少退隐的人其实不是真的退隐，而是想走终南捷径。
当然，真隐之人也有不少。
卢照邻调任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县尉之后，因为风病严重（双足痉挛，一只手臂麻木），只得辞去官职，到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的具茨山隐居，在那里买了几十亩土地，耕种活命。
唐代大概有不少诗人都曾经在仕途不顺利的时候，说过回老家做农民的话。比如，王维在弃官回江东老家的时候，就说过“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但是，真正回去做了农民的却只是一小部分。
祖咏虽然中过进士，但是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官职，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身体也很不好，疾病缠身。因此，他就回到汝坟（今天河南省汝阳、临汝一带）的自家别业，“以渔樵自终”。祖咏自己有诗描写这种隐居田园的生活，“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菑。对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鸟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汝坟别业》）看来，曾经跟王维等人有过酬唱的著名诗人祖咏，过的是近乎农民的生活。
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辞官，他的下一步考虑也是到农村居住。他选择的是秦州（在今天甘肃、陕西接壤地区）城附近的农村，先是居住在距离秦州城五十里地东南方向的东柯谷。在东柯谷，杜甫显然已经做好耕种自给的打算，“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三）。后来为了跟老朋友赞上人的住处靠近一点，以便来往，一度想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的赤谷西枝村定居。在秦州的生活并不如意，杜甫又挈家移居同谷（今甘肃成县）。同谷的情况也没有原来传闻的那么好，杜甫一家又迁往成都。离开成都之后，又曾经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耕种度日。杜甫一家在同谷，生活陷入空前的困难，居然要秋天到山上捡拾橡栗果实，冬天扛着镢头去山上雪地里挖黄独（一种野山芋）作为救荒食物（《同谷七歌》其一，其二）。杜甫在成都，衣食之资基本有亲友接济，并没有参加多少真正的农业劳动，他的兴趣主要在种植各种花果树木。在夔州，杜甫买了四十亩果园，都督柏茂琳又让杜甫管理一百顷公田，拨给他五六名奴仆，帮助他经营田地。夔州时期，杜甫过的实际上是地主的生活。
沈千运多次应举不中之后，就回到了山中别业，自己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有薄田园，儿耕女织，偃仰今古，自足此生……”。不知道沈千运的农村生活质量究竟如何，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李涉致仕以后，隐居在少室山（属嵩山），情况就不是太好。杜甫的熟人王季友，显然农耕生活是很不理想的。杜甫有诗说他“贫穷老瘦家卖屐”（《可叹》）。有人拘泥典故，认为诗中的“卖屐”只是杜甫用典，并不表示王季友真的需要靠编织草鞋出卖贴补家用。根据杜甫的诗句“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和《唐才子传》的记载，王季友的妻子是嫌弃丈夫太穷，整天吵吵被遣去了的。王季友的生活状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近乎原始人的生活：“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麋饮野泉。”“江湖散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虽然有数百亩田地，三十间房屋，但是因为田地地势低洼，容易遭受洪涝灾害，因此，常常闹饥荒。陆龟蒙须亲自扛着镢头畚箕去田里劳作，难得有闲暇的时候。
托庇空门
佛教讲慈悲为怀，自古佛门也确实收容了不少在世俗社会中遇到困难的人。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诗人。唐代就有一些落魄诗人曾得到过佛门的帮助。
孟棨《本事诗》记载，宋之问被贬南方，从流放地返还，路过杭州，游览灵隐寺。月夜在寺内长廊中吟诗，第二联始终想不出满意的。有一个老僧帮他想了“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两句，结果，这两句诗就成了整首诗的警句。第二天早晨，宋之问再去造访，那老僧已经不见了。寺内有僧人告诉他，那老僧是骆宾王。如果这个记载可靠，那就说明，骆宾王在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之后，是遁入空门以求自庇的。骆宾王投身空门，这属于政治避难。
而贾岛早年的投身佛门，则完全是生活所迫。贾岛为僧时间，文献有不同的记载。按照《唐才子传》的说法，贾岛为僧是在科举考试连续十年失败之后。“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贾岛内心是不喜欢做和尚的，尤其是他在洛阳青龙寺时，洛阳的地方长官下令禁止僧人午后外出，这种拘束的生活，很让贾岛感到不快。为此，他曾作诗自我感伤：“不如牛与羊，独得日暮归。”后来情况稍微好些的时候，贾岛就脱离佛门，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及第之后，先后担任过长江县（在今四川省蓬溪县）主簿、普州（今四川省安岳县）司仓之类的小官职。由于他一心一意苦苦吟诗，不会料理生活，家境一直不好。临死之际，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只有一头病驴一张破古琴而已。
也有落魄诗人，虽然没有出家，只是隐居乡村，但是也曾得到寺庙僧人的经济援助。上边曾经提到过的阎防，进士及第之后，仕途不顺，只得隐居在终南山。当时他是寄居在丰德寺的，不难想象，他在生活上一定得到了寺庙的帮助。跟韩愈有交往的诗人卢仝，卜居洛阳的时候，生活十分拮据。据韩愈《寄卢仝》一诗，卢仝家只有几间破屋。家里有一个奴仆蓄着长须，头巾也不裹，有一个奴婢，牙齿都脱落了，整天光着双脚走路。卢仝辛辛苦苦供养十余口家人，上有母亲，下有妻子儿女。因为他跟邻近的寺庙僧人有来往，僧人们便不时地接济卢仝一些粮米。卢仝自己的诗歌里也说，他家除了书籍之外，一无所有。
佛门僧人可以帮助一些落魄诗人，依情理，道观道士，当然也会帮助一些落魄诗人。唐代尤其是晚唐有那么多失意的诗人加入道籍，其中一些当是出于生活所迫。
第三节 天下朋友皆胶漆
唐代基本上是一个生活安定、物质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阳光性格的人很多。自然地，人与人之间就较少设防，只要意气相合，趣味相投，很容易成为朋友。这就是杜甫在描写开元盛世人情风貌时所说的，“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之二）。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诗人这个群体中，有哪些人是好朋友，又有哪些人的友情最为感人。
朋友圈子
唐代诗人之间，成为朋友的实在是太多了。这里按照时代先后，对唐代诗人的朋友圈子情况略作介绍。
陈子昂、赵贞固、卢藏用、杜审言、宋之问、毕隆泽、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陆余庆，他们号称“方外十友”。
祖咏、王维，两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一起切磋诗艺了。王维《赠祖三咏》诗有“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的话。祖咏在《答王维留宿》一诗中则有“握手言未毕，却令伤别离”、“语默自相对，安用傍人伤”的话，《唐诗纪事》有“咏与维最善”的记载。
包融、殷遥、孟浩然。孟浩然有《宴包二融宅》诗，其中有“相携竹林下”、“开襟成欢趣”等语，包融与殷遥则可能是同乡而成为诗友。
王昌龄、王之涣、辛渐。从现存诗歌看，王昌龄交往比较多的是綦毋潜、李颀、岑参、王维、李白、刘昚虚等人，《唐才子传》卷第二“王昌龄”说王昌龄、王之涣、辛渐三人“交友至深”。
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李白客居山东任城期间，六人曾隐居徂徕山中，整天在一块饮酒。
皮日休、陆龟蒙。皮日休在苏州，两人交往密切，赠诗极多。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
上述所举，肯定只是唐代实际朋友圈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但是，管中窥豹，我们大约也可以了解当时诗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
李白与杜甫
唐代诗人所有的朋友关系中，杜甫与李白，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杜甫特别喜欢结交朋友，而且喜欢结交比自己年纪大的朋友，即他自己所说的“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房琯、郑虔、苏源明、高适、严武，朋友们一个个先他死去，他因而有很多机会写作悼亡诗，泪水长流。这些朋友中，杜甫作诗最多、感情最深的是李白。
李白、杜甫初遇于天宝三载（744年）夏天。李白遭赐金放还，准备客游梁宋，离开长安经过洛阳，在那里他们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当年秋天，他们曾跟高适等人相约一同游览梁宋。第二年，杜甫再游齐鲁，秋天到达兖州，当时李白也自梁宋回到东鲁，两人有过一段愉快的结伴同游的日子，就是杜甫所说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不久，杜甫要去长安谋求仕进，李白要去游江东，两人在兖州石门分手。通常的说法是，李杜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近年安旗先生提出新说：李白曾于天宝十二载（753年）三入长安，李杜也在长安长乐坡重逢，李白作《饭颗山头逢杜甫》（或作《戏赠杜甫》）。
杜甫跟李白的友情，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李白年长杜甫十一岁，成名也比杜甫早，但是，杜甫却把李白视同小兄弟，关爱有加；还有一个是，李白固然欣赏杜甫的才华，两人离别之后对杜甫也曾深情思念，但总的来说，杜甫对李白的才华更加激赏，对他的思念更加深切感人。在现存全部杜甫诗中，和李白有着明白关系的共有十五首，其中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有十首。这其中有对李白潇洒举止的喜爱，例如：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八仙歌》）有对李白诗歌才华的赞赏，例如：
李白一斗诗百篇（《八仙歌》）。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
有对李白的深情思念，例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李白二首》其二）
有对李白遭际的不平、惦念与担忧，例如：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
当然也有善意的规劝，例如：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
不难看出，杜甫对于李白的感情不是即兴发挥，更不是逢场作戏，而是发自肺腑，一片真挚。
所有怀念李白的诗篇中，《梦李白二首》是杜甫在秦州一次梦见李白后所作，李杜友情，梦魂萦绕，生死系念，堪称古今表现友情的压卷之作。
白居易与元稹
李白杜甫结交之后，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基本上都处于天各一方、“飞蓬各自远”的状态，偶尔的诗歌唱和，也是通过书信往来。白居易、元稹的情况大不一样，他们于贞元末年相识之后，因为志同道合，命运也相似，因此能够“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白居易《祭元微之》）。
如果说，李白、杜甫的友情偏于悲剧色彩的话，白居易、元稹的友情则应属于喜剧。李白、杜甫，两人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仕途都坎坷而短暂；相处时间十分短暂，因为路途遥远，书信往还十分不便。而白居易、元稹两人虽然也并非一帆风顺，但都称得上仕途通达，白居易位至刑部尚书，元稹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两人有很多时间在一起诗酒酬唱，短暂的分离，也有条件派遣使者快马传递他们的唱和诗篇。
白居易、元稹的交往不但时间长久，诗歌唱和数量巨大，交情也十分深刻。白居易自己说是“金石胶漆，未足为喻”（《祭元微之》）。他们之间，曾经有“千里神交，若合符契”的奇迹发生。《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元稹为御史，奉派到梓潼（在今天四川江油一带）办案。白居易在京城，跟一班名流游览慈恩寺（大雁塔），于花下小酌。当时白居易写了一首寄给元稹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州。（《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凑巧的是，元稹当时正好走到梁州（在今天陕西省城固以西的汉水流域）褒城，而且也在同一时间里寄出了一首《梦游》诗，诗是这样写的：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所惊身在古梁州。
元稹梦中所见，完全符合白居易的生活情形！
白居易、元稹唱和频繁，不在一处的时候，通常以竹筒贮诗派人递送，“竹筒递送”遂成诗坛佳话。两人唱和诗篇的数量，白居易自己说是九百多首，其实应该有一千多首。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唱和上百首。白居易《因继集重序》云：“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难怪白居易说自己与元稹的唱和之多，“从古未有”。
元稹、白居易的唱和，多数是应酬之作，套话、场面话而已。但是，数量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两人互相关注、交往密切，是无人可比的。自然，毕竟都是优秀的诗人，这其中也不乏深情动人之作。例如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再比如白居易的《山中与元九书，因题书后》，诗云：
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
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晚灯前。
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
元稹早于白居易十六年去世，元稹之死，留给白居易的悲痛是巨大的。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回忆起元稹官拜左丞相，自越中返回长安，经过洛阳、酒后临别之际，赠白居易的两首诗：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过东都别乐天二首》）
接到元稹的死讯，白居易悲痛之际，万感交怀，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两首诗无异于老朋友即将逝去的征兆！白居易于是做了两首悼亡诗：
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
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
文章卓荦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
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哭微之二首》）
这就是唐代，一个多情、深情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