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三月受命知南康军，于淳熙八年（1181）八月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监。在南康军任内，朱熹除了处理军内的政务外，还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做了一件千古称道的好事。蔡士英《重兴白鹿洞书院记》称白鹿洞可与匡山（庐山）、彭蠡（鄱阳湖）屹峙为三不朽。
（一）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前的情况
朱熹知南康军前有两件事对于我们了解朱熹及其兴复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至关紧要的：一是金兵的南侵，他极力主战；二是向李侗学习道学。
朱熹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并到福建泉州同安县任主簿，走上仕途。到绍兴三十一年，宋金关系极度紧张。金主完颜亮统率60万大军分路南侵，企图消灭南宋。在这关乎存亡的关头，朱熹心系国家的安危，宋军打胜仗时，他高兴地写下许多热情洋溢的爱国诗篇。他在《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中有“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旌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的诗句。在《次子有闻捷》中更写道：“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这些诗句抒发了青年朱熹的爱国主义豪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任命张浚为统帅。朱熹认为张浚是“使之出则重于今日视师之人，授之政则贤于今日秉钧之士”的杰出人物。这年八月，朱熹在《壬午应诏封事》中向孝宗提出了研读“格物致知”之学的建议，认为《大学》是治国的重要篇章，可以“正本”。他还主张罢黜和议，认为“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根本谈不上讲和，要“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积蓄力量与金人斗争。他还认为：“四海的利病系于百姓的休戚，百姓的休戚系于守令的贤否。”隆兴元年（1163）三月，孝宗召见朱熹，朱熹却上表辞谢。在孝宗的催促下，枕流桥朱熹才赶到临安（杭州）。这时，因张浚用人不当，打了败仗，议和派又占了上风，朝廷上下一派议和妥协的气氛。朱熹再次反对议和，向孝宗理直气壮地上了三道奏札。他认为，抵御金兵“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反对议和，并力主修好内政。孝宗任命他为武学博士。
隆兴二年（1164），张浚去世，十月，金兵渡过淮水，大举入侵宋土。朱熹心情非常沮丧。他在《答柯国材书》中发出了无限的感叹：“时事竟为和戎所误。今岁虏人大入，据有淮南，留屯不去，鉴前事之失，不汲汲于渡江，欲图万全之举，此可为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敌者，内外本末，一切利弊，又甚于往年妄论之时矣。奈何！奈何！”
面对金兵的南侵，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朱熹反对妥协、议和，主张抵抗，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优良美德。
其二，在任南康知军前，朱熹在学术上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
朱熹的父亲名朱松（1097—1143），江西婺源人。曾授迪功郎，历任福建建州政和县尉、南剑州龙溪县尉、泉州石井镇监税、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史馆校勘等职。绍兴十年（1140），朱松因反对秦桧议和，出知饶州，住在南剑州建阳家里。
先贤朱子像
南剑州是理学家程颢得意弟子杨时的故乡。朱熹从小就在父亲朱松的督促下埋头诵读儒家的经典著作。他经常接触的是朱松的朋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等前辈，他们都是信仰程学的道学家。朱熹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也热衷于程学，同时对佛学也非常感兴趣。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到同安县任主簿。他去参见李侗，李侗是程颢的再传弟子。开始，朱熹并不敬佩李侗的道学，但当他在同安任主簿时却对李侗的道学产生了兴趣，决心向李侗求学，“且将圣人的书来读”，觉得“圣贤言语”颇有道理。李侗也非常喜欢朱熹这个学生，并以“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之意替他取了个字号——元晦。李侗认为“元晦进学甚力，乐善思义，吾党鲜有”。隆兴二年（1164），李侗病逝，朱熹赶往延平祭悼，他非常悲哀地写道：“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之然，如瞽之无目。”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关系暂时稳定，朱熹钻进了道学这个万花筒。一直到淳熙元年（1174），朱熹仍不愿赴朝。孝宗认为“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给他个主管道观的闲职。而他不赴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愈加感到提倡道学的必要，于是埋头著述。这是朱熹思想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他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乾道四年（1168）成稿。这是朱熹取二程门人所记见闻答问等审订而成。他说：“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
《论孟精义》三十卷，成稿于乾道八年（1172）。这是朱熹辑录诸家的注疏，并附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九家之说。朱熹说：这是为了“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成稿于乾道八年，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节本，由朱熹的门人赵师渊编辑而成。朱熹认为这部《纲目》“义例益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八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成稿于乾道八年，选录北宋时期太祖、太宗等八个皇帝的“名臣”言行资料。
《西铭解义》，成稿于乾道八年，是对张载《西铭》的解释。
《太极图说解》，成书于乾道九年，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解释。
《通书解》，成书于乾道九年，是对周敦颐《通书》的解释。
《程氏外书》十二篇，成书于乾道九年，收录《程氏遗书》之外的语录152条。
《伊洛渊源录》十四卷，成书于乾道九年，是关于理学源流的记述，记录了周敦颐以来的理学家特别是程颢、程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行。
《古今家祭礼》十六篇，成书于淳熙元年（1174），辑录汉代以来家祭仪礼资料。
《论孟集注》，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是《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朱熹对编成此书非常满意，认为达到了“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的精练程度。
《论孟或问》，成书于淳熙四年，以问答形式说明对诸家注传的取舍。
《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是对《诗经》的注解。
《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是对《易经》的注解。
以上十五种书，是朱熹从39岁到48岁（据朱子年谱）这十年时间内的学术成就。如此浩繁的著述，说明朱熹任南康知军前在道学上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朱熹在《国朝会要》中看到有关白鹿洞书院的记载。在离任同安主簿二十一年以后的淳熙五年（1178），朱熹得知自己要被派往庐山之麓的南康任知军时，他爽快地答应了，也许就是因为他看中了白鹿洞书院是能够推行他的道学的场所。朱熹在白鹿洞书院门前的贯道溪巨石上刻有“钓台”两字，巨石之下为小水潭，潭中水浅，有小鱼在游弋。明代的刘世扬在“钓台”两字之侧又镌刻“意不在鱼”四字，点穿了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的目的，是“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
（二）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的贡献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任南康知军。这年秋天大旱，高处之田都干裂了，朱熹在庐山之阳的白鹿洞视察，发现书院屋宇已经倒塌，成为废址。他非常感慨地说：“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南宋“中兴五十年，释（佛）老（道）之宫圮于寇戒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他认为白鹿洞书院在废后没有修复，是儒生的一大耻辱，于是决心修复白鹿洞书院。朱熹为振兴白鹿洞书院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1.恢复书院及其附属建筑
（1）即其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南康地方贫瘠，朱熹到任之初，即遇旱灾，百姓为了活命纷纷逃亡。朱熹感慨地说：“郡虽贫瘠，顾不能筑室数楹？”从淳熙六年（1179）开始到淳熙七年（1180）七月三日，书院得以初步修复。 枕流桥
礼圣殿
虽然修复的是供讲学和生徒居住的一些小屋，但毕竟是朱熹亲自主持修复起来的书院，他高兴地写下了《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2）建礼圣殿。朱熹任浙东提举时，以铜钱三百贯嘱知军钱闻诗建礼圣殿并两庑。礼圣殿，是供奉和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地方。
（3）建枕流桥。书院门前有一小溪，名贯道溪，从星子至书院必经此溪，朱熹建桥其上。桥下泉流出峡，飞湍陡绝而石枕之，故石名枕流石，桥名枕流桥。
（4）建原石桥。淳熙六年（1179）朱熹主建。此桥去书院2.5公里，在罗汉岭下，东通驿路，西入书院。
（5）维修寻乐桥。此桥通白鹿洞，旧名颜家桥，以颜真卿故居而得名。
（6）建白鹿憩馆。共二处，一在南康郡学东，一在城北颜真卿遗址上。憩馆是招待来往学者和生徒的馆舍。
（7）建书堂（又名讲堂）。在礼圣殿旁，用于授课及问难。
2.向朝廷报告，向百姓通告
朱熹知道，要使白鹿洞书院兴盛起来，一是要得到朝廷的承认，二是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这样才能使书院站稳脚跟，办得下去。
向朝廷写的报告有：
（1）《申修白鹿洞书院状》。这是朱熹向尚书省及礼部写的奏状。在白鹿洞书院建成后，朱熹希望得到朝廷的承认，写了《申修白鹿洞书院状》，申述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历史。他着重提到了“国初时，学徒犹数十百”，太宗皇帝还“赐以监书”，表彰明起办学有功，“起为蔡州褒信主簿，以旌劝之，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他一面修建，一面申请，认为“书院功役虽小，然其名额具载国典，则其事体似亦非轻”。他希望尚书省及礼部降下钧旨，按照太宗皇帝“在太平兴国年中节次指挥，行下照会，庶几官吏有所遵守，久远不至湮没”。
（2）《与丞相别纸》。这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后，请为充备白鹿洞主，给丞相的书札。“窃妄意以为朝廷倘欲修复废官，以阐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则熹虽不肖，请得充备洞主之员，将与一二学徒读书讲道于其间，庶几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平生之怀。”上面虽然没有批准，但后来朱熹在公余还是与生徒一块讲学。
（3）《与丞相札子》。这是朱熹先写给尚书后又写给丞相的书札。朱熹希望得到“祠官”后，能到白鹿洞书院任教：“若直蒙赐以罢免，则固无复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复备祠官之列，则熹窃愿丞相特为敷奏，举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废官，使熹得备执经焉，而其禄赐略比于祠官，则熹之荣幸甚矣。”
（4）《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这是朱熹向孝宗皇帝上的奏疏。他说：即白鹿洞书院之“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教养生徒一二十人，节缩经营，今已了毕”，“欲望圣明俯赐鉴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圣神遗意，特降敕命，仍旧以白鹿洞书院为额，仍诏国子监……御书石经及印版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朱熹在贴黄上还提醒：“臣顷年亲见潭州岳麓书院尚存旧碑，大书‘敕赐岳麓书院’六字。”以引起孝宗的注意，但这次没有得到赐额。
（5）《延和殿奏札》。朱熹离开白鹿洞书院后，于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
朱子祠
在延和殿受到孝宗召见，向孝宗报告白鹿洞书院的建设情况，请求赐书、赐额，并得到了孝宗的御赐。“臣昨任南康军日，尝具状奏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及乞以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并版本‘九经注疏’，给赐本洞，今亦未蒙施行。”他追述说：“太平兴国中，尝蒙诏赐‘九经’而官其洞主。”“咸平五年有敕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今乃废而不举，使其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伏望圣慈下臣此章，特从其请”。朱熹言词非常恳切，所以得到了孝宗的赐书和赐额。
向百姓发布的通告有：
（1）《知南康军榜》，又名《首询白鹿洞榜》。这是朱熹到任之初想了解白鹿洞书院情况而发的。“右牒教授杨迪功、司户毛迪功，请详逐项事理，广行询究，取见指实，逐一子（仔）细条具回申，以凭稽考，别行措置。”“仍起决定作用客位遍呈寄居过往贤士大夫，恐有得知本军上件事迹详细之人，仰人（仔）细具状，不拘早晚，赴军衙门申说，切待并行审实措置施行。”
（2）《询白鹿洞牒》。这是朱熹为征询当地乡绅兴建白鹿洞书院的意见而发的。他曾从《国朝会要》和南康《军图经记文石刻》知道有个白鹿洞书院，知南康军后，他不清楚白鹿洞书院的现状，所以亲访。“到任之初，即尝询访，未见的实。近因按视陂塘，亲到其处，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他说：“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在被毁之后，“无不兴葺，而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因此，他认为“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
（3）《禁谕洞学榜》。这是白鹿洞书院建成后，朱熹为防止坏人破坏、骚扰而发的。在白鹿洞书院被毁后，“今者本军鼎新建立，教养生徒，渐有伦绪。又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使生徒有书可读，为使生徒膳食充足而购买的“山林田土，也已标签界至”。朱熹“窃虑向后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或有毁坏，以致偷盗文籍，侵占田土，及过往之人，妄有骚扰”，“右出榜白鹿洞书院张挂，各请知悉”。
3.办学
书院建成后，接着便是办学。朱熹主要做了聘师、招徒、讲学、典礼、制定学规、集书、摩崖石刻、为诗为赋求记等工作。
（1）聘师：朱熹要求的师长应是“年德老成”“表率生徒”德才兼备的人。他所发的一份《请洞学堂长牒》中提到：“谨按国朝会要，修复白鹿洞书院，已差补职事学生，入洞管干迄。今按《江南野史》，本洞旧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长名目，今睹学录杨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职，纪纲庶事，表率生徒，绩效可观，合行敦请，须至给帖者。”因此，聘请杨日新主管白鹿洞书院的堂长职事。
朱熹还请新建人丁锬担任白鹿洞书院的掌教，但丁未到任。
朱熹亲自主持洞务，亲自讲学。他“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还”。与生徒的关系非常亲密。
朱熹曾请理学家陆九渊讲学，陆以“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陆讲得很好，使听讲的生徒感动得流下眼泪。朱熹认为陆的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于是请陆整理讲稿，“书于策，以谂同志”。
他还请过福建人林择之、袁州郡守刘清之以及黄榦等来洞讲学，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
（2）招徒：朱熹恢复白鹿洞书院后，他所招收的生徒是多方面的，凡愿意读书的，来者不拒。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只要有兴趣，不管是“草野芥民，正学之门总角之童子”都可以来听讲，都会受到书院热情的接待和欢迎，正所谓“有教无类”。
朱熹曾发过一份《招举人入白鹿咨目》，这是一张招收高级生徒的榜文。他劝告那些士子，“国家以科举取士”，这是按照前代的旧规，书院“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也不能“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以应有司一旦之求”。因此，朱熹在榜文中提出“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可以到白鹿洞书院“与诸君评之”，“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许多生徒慕名而来。
招收的生徒，据朱熹讲有一二十人。据白鹿洞书院记载以及在其他史书，能查到的多为江西本地人，也有少量的外省人。
建昌（今永修）人：周模、熊兆、吕炎、吕焘、胡泳、李燔。朱熹对李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勇进可畏”，李燔后曾为白鹿洞书院堂长。
都昌人：黄灏、彭方、彭蠡、冯椅、彭彦约、曹彦纯。
星子人：周耜、陈秠。周耜以后被聘为洞正，他曾辑《朱子语录》。
清江人：张洽。
德安人：蔡念成、周熙。
余干人：曹建。
福建人：黄榦（闽县）、蔡沈（建阳）、陈宓（莆田）。朱熹对黄榦特别喜爱，以女妻之。朱熹认为黄榦“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朱熹病重时，“以深衣及所著书画尽与榦”，对黄榦说：“吾道在是矣！”希望黄榦能继承和传播他的理学学说。
朱熹的这些生徒以后都颇有成就。曹彦约，淳熙八年（1181）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文华阁学士；胡泳著有《四书衍说》；吕炎，官至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著有《疆斋集》；冯椅，绍熙四年（1193）进士，著有《易、书、语、孟、太极图西铭辑说》《孔门弟子》等；彭蠡，以积学名世，有《皇级辨》，江淮学者咸师尊之；黄灏，隆兴元年（1163）进士，隆兴府（今南昌）学教授；黄榦，官至直学士，有《勉斋集》《书说》《五经讲义》《四书记闻》等著作，以后到白鹿洞书院讲授乾坤二卦，“南北之士皆集听讲”；陈宓，出知南康军，改南剑州，俱有惠政，后以直秘阁主崇禧观，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钞》《续通鉴纲目》《唐史赘疣》等书传世。
（3）讲学：在中国古代，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朱熹也不例外。
古代的儒家学派在教育上提倡“六艺”。它包含群育、德育、智育、美育和军体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全方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要造就出一批“内圣”与“外王”、“尽伦”与“尽制”、“明德”与“新民”相统一的圣者或仁人，以实现“人言语化成天下”的教育理想。朱熹也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教育的。他认为：“今书院之立，盖所以究宣祖宗兴化劝学之遗泽，其意亦深远矣。学于是者，诚能考于当时之学，以立其基，而用力于程（颢、颐）张（载）之所议者，以令其极，则齐变而鲁，鲁变而道。”
关于教学内容，据朱熹讲，当时的讲义只是《中庸首章》和《大学或问》中语。实际上，朱熹这时已经编写了十五种书，这些书也完全可以作为教材向学生进行讲学的。朱熹在《白鹿书堂策问》中要求阅读的主要也是上面所提到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其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4）典礼：朱熹在白鹿洞时还未建立礼圣殿，在他离开白鹿洞以后，遗钱三百贯建造礼圣殿，并致书白鹿洞，“白鹿洞当时与钱子言商量只作礼殿，又为像设，只依开元礼，临祭设席”，“只用燕居之服，以石为席而坐于地”。可见朱熹是非常重视“典礼”的。儒家学派注重典礼，其目的是为了歌颂先圣、先贤、先师、先儒，使生徒受到熏陶，并从这些楷模人物身上吸取教益。
白鹿洞书院开讲之前，朱熹带领生徒举行了开学典礼。在《白鹿洞书院洞志》（载文集卷86）中还保存了朱熹当年为开学典礼写的《白鹿洞书院成告先圣文》，他在文中追述了办学历史，而后提到：“窃惟念，幸以诸生得奉诏条，颛以布宣教化为职，顾弗此图，惧速谴戾，乃议复立，今幸讫功，将率同志，讲学其间，意庶几乎先圣先师之传，用以答扬太宗皇帝之先训，鼓箧之始，敢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以先师兖国公、先师邹国公配。”
洞贤天下
（5）定学规：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生徒在书院学习遵守的条规。这个揭示，反映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也是他总结前人的教育经验而制订的。条规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古代礼教：为学之序，强调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修身之要，强调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这个《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他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制订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他书院以至近代学校的院规、校训都吸取了其精神。
（6）集书：书是学生读书必备之物，也是教师教学必不可少之物，因此朱熹千方百计收集图书。他大致是通过征书和刻石摹拓两种方式收集。
在征书方面，他曾在《洞学榜》中说：“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副学者看读。”朱熹在《与黄伯商书》中提到：“白鹿洞书院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前此亦求之陆仓矣。”朱熹还向刘子和求书：“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朱熹还请求朝廷发送御书石经和监本九经、论孟等书。
作为集书的另一种形式，朱熹还进行了刻石摹拓：“三大字本就桌上写成，即摹即拭去，今无复可得；既已刻成，烦且打一本寄来。”“康节先生邵公手书诫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得之芗林向氏，刻置白鹿洞之书堂。”“右伊川先生与莆田方君先采道帖后一帖，乃嘉祐二年语……后学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书院。”“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书院。”“此为孝肃公布衣时语，蔡廷彦得之，吴唐卿以语晦翁枕流敬书之，碑刻于白鹿洞。”还刻了金溪陆主簿（即陆九渊）白鹿书堂讲义。
这些刻石的诗书，一方面可以保存图书资料，另一方面还可以保存书法艺术，供生徒拓印阅读。
（7）摩崖石刻：朱熹在白鹿洞书院附近的山崖上留下了许多石刻，但都没有落款，据说有的还是他的学生仿刻的。朱熹刻石的目的，不一定是为流芳千古，而是让后人看到这些摩崖石刻有所启发，如书院倒毁后也便于复修。
这些摩崖石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景或刻铭永久性的，如白鹿洞（刻枕流桥岩壁）、敕白鹿洞书院（同上）、枕流（刻于涧石湍间）、风雩（刻于南岩听泉石上）、流杯（刻于风雩石）、听泉（刻于南岩“文行忠信”石上）、隐处（刻于风雩石上）、鹿眠处、漱石等；另一类则是道德规范和哲理方面的，如自洁（刻枕流桥岩壁）、钓台（刻钓台石）、观德（刻涧石射圃对面）、文行忠信（刻涧石，宋陈绰摹朱熹字，刻在观德石西）等。
（8）为诗、为赋、求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留下诗11首、赋1篇、求记1篇。他为诗、为赋、求记的目的，在大学士李贤《重修白鹿洞书院》中讲得很明白，那就是与刻石一样，“亦虑夫岁久倾废，尚冀后人有诵遗文而感发者，或能续而修之，庶复兴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
在《白鹿洞赋》中，朱熹追述白鹿洞的历史及兴修后的感慨：“自升元之有士，始变塾而为庠。”“怅茂草于熙宁，尚兹今其奚论。”“谓此前修之逸迹，复兴我圣之宏模。”“曾日月之几何，几厦屋之渠渠。”“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德崇业茂圣泽流兮，往者弗及余心爱兮，来者有继兮，我将焉求兮。”在废墟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能够宣教他的道学，他是多么的高兴。
朱熹在书院作诗11首，其中五言律1首：《和张彦辅白鹿洞之作》；五言古风3首：《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复兴建感叹而作》《白鹿洞书院同尤延之提举》《游白鹿洞，喜得谢字赋呈元范、伯起、之才三兄弟示诸同游》；七言律七首：《次卜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白鹿讲会次卜丈韵》《再用前韵示同游》《和子征白鹿之句》《次韵四十叔父白鹿之作》《读诸友游仙诗卷不容尽和，和首尾两篇》二首。朱熹的这些诗，主要是为白鹿洞书院落成乘兴而做：“邃谷新华馆，风云再吐吞。”“伐木循阴冈，结屋依阳坡。”“深寻故辙迹，喜见新结架。”“自非贤邑宰，谁复此精舍。”“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遍。”“幸有高轩同胜赏，何妨结履共幽寻。”字里行间洋溢对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兴奋之情。
另外，朱熹为能与诸生同游并讲学而喜不自禁：“亦有皇华使，肯来登此堂。”“徘徊未有读书乐，感慨难忘忠孝心。”“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误空谛莫求仙。”“诗书本谈人间事，勋业休看镜里颜。”“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他对诸生循循善诱，要他们好好读书，不尚空谈，学到本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三）对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的评价
朱熹振兴的白鹿洞书院，是古代私人举办的高等学府。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开始只是为国家收藏书籍、校勘和整理书籍，但也有人把它作为治学之所。到了北宋，为治学而设立的私人书院陆续建立。范成大在《衡山记》中提到全国四大书院——徂徕、金山、岳麓、石鼓，还未提及白鹿洞书院。直到朱熹请吕祖谦书撰《白鹿洞书院记》才提到：“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与官办的高等学府是有区别的。书院的教学内容和书院的组织形式，都与官办的高等学府不同，这无疑是对先前教育制度的一种挑战。
1.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意义重大
清代的蔡士英认为：朱熹到处办学，白鹿洞书院是他最早办的一所，白鹿洞书院“可以与匡（庐）山、彭蠡（鄱阳湖）屹峙为三不朽”。
明代的胡居仁认为：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不世之盛典，名教第一义也”。
明代的彭时认为：白鹿洞书院，“其规模备于晦翁朱夫子”，这是对庐山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最重要的是“有名于天下后世也”。
清代的潘志伊认为：兹洞不独以名胜称，而尤以圣学之标的矣。
2.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有远见卓识
明礼部侍郎杨廉认为：朱夫子既尝为守，而又兴起书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明御史曹忭认为：考亭大贤也，儒之宗也……考亭夫子集大成者也，考亭之于周、张、二程，犹孔子之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思考亭，即思周张、二程也，而况身为洞教主，而过者化，没世不忘者哉……圣学之传也。
3.朱熹是一个伟大的儒者
白鹿洞书院有宗儒祠，宗儒是后来的儒者对白鹿洞书院早期开发者的尊称。明代江西按察使副使李梦阳把这些儒者捧得特别高，他说：“山曰宗岱，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孔子死后，有孟子继承；孟子死后一千余年又出了个朱熹，于是他把朱熹捧为“山之岱，水之海，国之大君，家之嫡”。这样朱熹就成了儒家最高的“宗”者。还把原来与朱熹一块讲学的14人如林择之、蔡沈、黄榦、陈宓等也抬进了宗儒祠，使之成为后学的崇拜者。
由于朱熹的书成为历代书院和学校的读本，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御批升朱熹为“十哲”。康熙感慨地说：他在中年即好读书，一切经史都要阅读，在以前的一些贤哲所著的书中，只要稍有缺点，“后儒即加指摘”，而朱熹“所撰释之文字，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他认为朱熹“继孔孟以来为功弘钜”，谕旨将朱熹“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这是对朱熹办学的最高奖赏，也是康熙崇儒的具体体现。
4.现代学者的评价
上饶师专韩钟文对朱熹的教育思想研究极深，他认为：“教育改革的宗旨，是提高民众、民族或社会的文化素质，造就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开发其聪明，成就其德业’。朱熹教育的目标是以这一基本观念而确立的。”他还认为：“朱熹恢复、重建与创办新型的书院教育制度，可以像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一样，是活的教育学的典范。”把朱熹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与现代教育改革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提升了朱熹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四）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的影响
南宋庆元五年（1199），日本僧人俊芿来到我国学禅，嘉定四年（1211）回国，带回经卷2013卷，其中有儒生所读的书籍256卷，这些儒书中有不少理学方面的书籍，如《四书》等。淳熙元年（1241），日本僧人圆尔辨园回国时又带了经卷数千，其中也有不少儒家的书籍，如《晦翁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等。他们回国后都介绍了二程及朱熹的哲学思想和书院的办学情况。以后，朱熹的思想传到了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诸国，书院制度也在这些国家开花结果。目前，这些国家还有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机构。有些现代化的书院还继续用《白鹿洞书院揭示》来规范学生的行为。
1982年7月，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檀香山主持召开了“国际朱子会议”。与会者对朱熹的教育思想以及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功绩赞不绝口。
日本冈山县井原市兴让馆高等学府创建于1853年。数年前，该校负责人在致白鹿洞书院的信件中说：“本校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信念，是中国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他们宣称：“心中的故里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精神是本校教育的渊源。”他们于1985年5月组成“白鹿洞书院访问团”，团长（原校长）本山资郎、副团长山下五树到白鹿洞书院以后，肃立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碑石前，领诵全文。他们的名片和纸质竖骨折扇上也印有《白鹿洞书院揭示》。可见他们对白鹿洞书院教育宗旨的崇敬。
近年来，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以及白鹿洞书院的学者越来越多。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白鹿洞书院这颗历史文化明珠的光彩将会更加夺目。